美对华半导体管制的趋势、实施要点与中国因应

针对不断升级的中美半导体领域争端,本文梳理了美国对华半导体管制的趋势与要点。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对华半导体管制呈现出由“有限出口”向“全面出口管制”、由“5G”延伸至“AI”、由“大棒”扩展为“胡萝卜加大棒”、从“单边约束”扩展到“多边合围”的趋势。从管制要点来看,拜登政府在半导体产业链的所有关键环节都设计了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方案,不但限制高算力芯片成品对华出口,而且限制产业链上游的芯片制造设备、零部件、芯片设计软件出口以及产业链下游的算力租赁服务。针对美政府全方位围堵,本文提出对外强化与非热点半导体国家的联系、重视非传统技术路线半导体开发、借鉴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运作模式发展共性技术机构等产业突围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沿线国家的实证数据

基于2007—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升级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存在“虹吸效应”,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此外,政策沟通对于倡议的推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倡议对于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的正向影响,也论证了其中存在的影响机制,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有益探索。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区物流枢纽节点城市物流效率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一带一路”为西部物流枢纽节点城市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定量评估和考察物流效率并剖析其影响因素对推动物流枢纽节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SBM-DEA模型测度了西部地区13个物流枢纽节点城市物流效率,而后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物流效率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西部13个物流枢纽节点城市的物流效率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度能够显著提升物流效率。从空间计量模型的结果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周边地区的物流效率;城镇化不仅会降低本地的物流效率,还会抑制周边地区的物流效率;同样,政府干预也会降低周边地区的物流效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制定和完善物流产业发展规划、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加强物流人才培养和引进等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基于贸易竞争力前沿研究,构建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分析了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和国际竞争力现状,以及影响机制。采用DID模型,使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基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ESG表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企业OFDI对ESG的影响及ESG调整动机。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OFDI显著提高了ESG水平,尤其是环境维度的ESG。随着OFDI深入推进,企业ESG的改善效应逐步增强。OFDI更有助于提升国际化经验不足企业和投资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较高东道国企业的ESG水平。此外,当面临严格的制度约束时,企业OFDI对ESG的提升效应更大,且制度约束主要作用于环境维度的ESG;若企业高阶资源较为丰富,则其ESG改善幅度更大,且主要表现为社会和治理维度的ESG改善效应。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ESG改善效应研究,并为推动我国企业ESG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点-轴理论的东北亚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东北亚涵盖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国4个国家全境和中国的东北3省与内蒙古自治区及俄罗斯的远东与西伯利亚2个联邦管理区,是世界经济的重要板块。本文根据点—轴理论从旅游资源、城市布局、自然地理环境、人口规模、交通线路与地域关系等角度探析了东北亚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布局。结果显示:东北亚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形成“点—线—面”的布局,构建9核26心78点的三级旅游节点与4纵2横的旅游发展主轴线以及6大旅游发展组团的空间布局;东北亚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的轴线分为主轴线、辅助线和外联轴线,其中主轴线包括4纵2横;东北亚旅游空间可进一步划分为6大组团;东北亚旅游空间结构优化有利于区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全球价值链的脱钩与反脱钩: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和WIOD及亚行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考察美国的价值链脱钩策略对中国企业创新内在动力的激发效应和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美国的价值链脱钩策略对中国企业创新内在动力存在显著的正向激发作用,且激发效应能够抵消遏制效应。其次,脱钩策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叠加效应显著为正,与产业上游度负相关,表明美国的脱钩策略并不会阻断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和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最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和转化等“学习效应”过于依赖,存在“低质低效”的双低现象,降低了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效率。FDI对产业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对国内企业“高质高效”的自主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本文结论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质量和效率以及价值链地位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水平测度与比较分析

自2020年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起,关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与合作情况的研究仍然较少。文章首先构建了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治理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以及以数字合作关系、数字合作发展、数字经贸水平、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指数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合作水平,测度和比较分析了2010—2020年中国和东盟九国(缅甸除外)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2010—2021年中国与东盟八国(缅甸和老挝除外)的双边数字经济合作指数。通过分别对两个指数进行时序、跨国、分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和东盟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的发展维度上进展较快、增长较大,而数字治理的水平增长不快,其中新加坡具有绝对的发展优势,但其发展速度已放缓;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处于中上水平,老挝和柬埔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国和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水平自2015年起在整体上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数字合作关系连年向好且差异不大,数字合作发展增长迅速,数字经贸合作与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密切相关。未来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望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特别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金融等发展,加强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合作,推进“数字鸿沟”的解决和数字合作治理,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贸易成效、挑战与对策

加强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是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文化开放发展的重要内容。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发展,持续推进文化市场改革开放,深化文化交流与合作,强化制度、资金等多方面保障。当前,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取得了突出成效,总体目标方针与具体任务部署更加明确、合理,地方特色更加凸显,基地建设、项目投资取得新进展,中国与共建国家之间的文化产品贸易规模和顺差显著扩大,多个产业的文化产品输出取得了突破。然而,中国与共建国家的文化贸易受到内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面临文化差异等挑战。新发展阶段,中国要更加重视文化发展、加强区域协调联动、强化理论研究与实践,传承、弘扬中华文明,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十年进展、问题分析与推进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了蓬勃十年,它不仅是中国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的总抓手,而且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重要合作平台。贸易畅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任务之一,贸易便利化对推动“一带一路”贸易畅通至关重要。在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之际,本文从商签自贸协定、加强海关合作、交通互联互通、发展贸易新业态四个方面,系统总结十年来“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的历程与进展,剖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探讨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路径。

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多元化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中国制造业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是提升中国制造国际影响力和促进“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采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数据,实证考察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地区分散度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制造业上市公司海外投资行业或地区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均显著降低了企业经营绩效;第二,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中,海外投资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表现更为显著;第三,经营成本上升和资源利用效率下降,是海外投资多元化导致企业经营绩效下降两条重要机制路径。研究结论可以从理性权衡企业多元化经营成本—收益、加大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政府出台产业政策引导投资风向着手改善制造业企业海外投资效率和合理性。

十年来“一带一路”研究:概况、成就与展望

2023年正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及时总结十年研究成果、把握未来研究趋势对于促进“一带一路”研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系统分析了2013—2023年我国“一带一路”研究的概况、成就与展望。结果显示:从研究概况来看,十年来国内“一带一路”研究在发文量上经历了“倒U型”发展趋势,在核心作者与重点机构方面呈现出专业化与区域性的特征;从研究成就来看,其在学理阐释、基建互通、经贸合作、产业金融、文化交流、全球治理六大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并在研究范式上呈现出由传统经贸地缘政治向新型全球治理转型、由依赖单一学科向多学科融合、由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转变。未来研究应当重点围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顺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求、突出规则制定与机制构建、强化突发事件应对与风险防范、推动“一带一路”共建中新问题新主题研究等方面拓展深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

东道国营商环境总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营商环境各分项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以经济发达程度为标准分组,发现对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来说,营商环境总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寻求动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效率寻求动机、资源寻求动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抑制作用。为促进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投资领域更深层次合作,需要做到合理选择目标东道国,完善投资风险防范和保障机制。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基础及实现路径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能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于理论逻辑分析明确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审视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现路径,主要有: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扩大内需,夯实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的国内基础;构建更加开放安全的保障体系。基于此,更好地借助“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契机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发展、挑战与建议

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深入发展,取得显著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支持,开拓出一条贯通沿线国家、区域共同繁荣的共赢之路。本文首先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三阶段,其次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指出“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顶层设计,并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外交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体现。接着概括了“一带一路”的主要成就与挑战。成就涵盖政治、经济、人文、生态等多个领域。挑战主要来自美西方国家、澳印日等国、东道国以及中国自身内部四个方面。最后,扼要分析了新阶段“三大倡议”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并针对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基于扩大内需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理论与实证分析

把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地结合起来,是新形势下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构建双循环格局的战略倍增选择。从动态演进的视角看,“需求-创新”之间存在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实施基于扩大内需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探索这一良性互动机制提供了现实基础。要依托国内市场高水平“引进来”,背靠国内市场大规模地“走出去”,在开放中实施基于内需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我国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南亚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南亚减贫合作相关报道媒介议程设置分析

文章通过梳理2013-2021年间《印度时报》《加德满都邮报》《每日太阳报》《黎明报》对中国脱贫攻坚以及中国-南亚减贫合作的相关报道,分析了这几个国家不同媒体的报道内容,得出以下结论:印度主流媒体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脱贫攻坚成果进行攻讦,针对“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在南亚域内中国减贫经验推广的相关报道进行消极议程设置;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者,主流媒体相关议程设置呈现出积极导向;尼泊尔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则碍于各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博弈”呈现中立态度。研究发现,中国脱贫攻坚经验推广以及对南亚地区减贫合作的对外传播声音依然有待增强,这不仅有利于树立中国大国担当的形象,而且对中国与南亚区域内相关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减贫合作机制产生直接影响。

以高水平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时代以来,中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跃上新台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高水平开放同样是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制度型开放,有助于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环境保护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新议题谈判,将倒逼绿色生产力发展。未来,以高水平开放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营造良好投资环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向新阶段,赋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向更高标准迈进,促进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