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经济不确定性与中国家庭经济活动

当今世界,国外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将对中国家庭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在测算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和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消费均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这种负向作用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不同消费水平群体的家庭耐用品消费均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对中等消费水平群体的负面影响最大。此外,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影响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和城乡差异性,在外向型产业占比更大的东部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和消费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更大。而拥有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是缓解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对家庭经济活动负面影响的重要调节方式。进一步分析表明,当家庭面临更大的外部经济不确定性时,会减少对风险资产的持有,增加持有无风险资产。

空气质量改善能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吗?——兼论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厘清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同推进。从医疗和防御性支出、规避行为以及劳动生产率等视角阐释了空气质量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理论机制,并使用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其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空气质量改善会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这一结论在使用逆温天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更换空气污染物指标、考虑空间自相关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该作用通过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条渠道产生;此外,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绿色发展改善空气质量,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从而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增长困境与对策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通过制度环境重塑机制、供需对接便利机制和供给质量提升机制对居民消费产生积极影响。在实践中,数字经济助力提升居民消费也存在数字鸿沟导致的消费排斥困境、数字技术导致的消费选择困境和数字营销导致的消费安全困境,需要从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持续培育消费信任和全面提升消费安全保障等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长期照护保险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预防性储蓄等理论,运用双重差分法,依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四期面板数据,考量长期照护保险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长期照护保险使得农村家庭消费水平总体提高了5.2%,这种消费促进效应突出地体现在食品消费、日用品消费、通信消费中,对文化娱乐消费和衣着消费影响不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非独生子女、收入高以及过去一年内有住院经历的农村家庭受长期照护保险政策的影响程度更大。机制分析表明,预防性储蓄、居民健康和代际经济支持是长期照护保险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途径。鉴于此,应通过扩大城乡试点范围、建立多元筹资渠道、构建服务供给体系等方式,推动长期照护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

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影响——基于电子商务发展的中介效应检验

维护消费市场稳定,增强消费市场应对外界冲击的能力对于一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支付数字化转型背景,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了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影响机理及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会产生直接的正向赋能作用,相比较而言,支付数字化对维护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稳定的作用更强。同时,支付数字化也会通过电子商务发展渠道间接影响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表明电子商务发展的中介效应存在,具有进一步增强支付数字化对我国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正向赋能作用,且这种赋能效应在农村消费市场韧性中表现的更强。最后,本文从加快支付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视角,提出了维护我国城乡消费市场稳定,增强城乡消费市场韧性的对策建议。

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机理、挑战及路径

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消费需求持续扩张、结构升级与创新转型日益成为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扩大内需的重心逐步由投资需求转向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消费升级与现代科技、生产方式紧密融合,使我国经济发展蕴含较大增长空间。数字化转型是利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手段,实现企业战略、经营模式和企业文化等全方位的转型。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能够由产品导向转向市场导向,挖掘潜在需求、适应新型消费,以新需求引导新生产。其核心在于优化商业模式,以更低成本、更快速度、更精准的方式促进消费升级,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数字化转型促进消费升级的机理主要体现为:在生产端,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效率并降低成本;在消费端,数字化转型催生新的消费业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消费选择;在配置端,数字化转型实现供给与需求精确配置,改善消费体验,助力建设高质量消费市场。然而,数字化转型在促进消费升级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技术瓶颈与高成本、数字鸿沟、数据隐私与安全、技术兼容性及创新型人才不足等多重问题。为此,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战略规划;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缓解数字鸿沟和场景制约;打造健康、安全的数字化环境,保障数据隐私和安全;推动形成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协议,完善技术兼容性;加大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健康公平视角下的城乡居民医疗支出不平等研究——基于生命周期模型

促进健康公平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建立居民医疗支出内生决策的生命周期模型,根据实际数据采用模拟矩估计法估计城乡居民偏好参数,通过模型求解揭示居民的医疗支出行为特征及城乡差异,并讨论相关政策对城乡医疗支出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的生命周期最优医疗支出均呈现倒U型,但医疗支出水平具有明显差异;收入差距、主观偏好差异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差异是造成该现象的重要原因且重要性依次降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升医疗技术以及引入普惠型健康保险可以有效缩小城乡居民医疗支出差距。因此,应增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福利性,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惠民保等普惠型健康保险,进一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以缩小城乡医疗支出差距。

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畅通国内大循环,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抓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助于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在界定消费和经济发展涵义的基础上,基于新发展理念,阐释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而分析当前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提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对策建议,包括增强消费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作用。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驱动力: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

本文基于结构转型框架,以居民消费在各部门的分配份额度量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利用1992—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及投入产出表等数据,通过对偏好进行非线性估计并结合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探讨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驱动力。研究发现:消费的不同定义和测度方式会使结论出现差异。在最终消费支出定义下,收入效应是驱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在消费增加值定义下,若利用支出法GDP方法构造消费,则相对价格效应对2002年之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贡献大大增强。本文在理论层面为结构转型相关研究提供了需求侧视角,在应用层面有助于明确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进而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消费提质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参考。

浙江省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

文章以浙江省为例,通过分析2013—2022年间浙江省11个城市的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来评估数字经济增长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浙江省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起到显著作用,尤其是在改善数字基础设施和优化经济结构方面。研究还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复杂的关系,包括数字产业化所带来的正反两面效应。此外,文章还关注了地区和时间上的异质性。结果显示,在不同城市中,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差异,特别是在杭州等城市中,其与共同富裕之间相关性更为显著。从时间维度来看,在2017年后期开始,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正面影响有所减弱,这表明还需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协调作用。

荆州市农村消费市场发展潜力调查与分析

农村消费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荆州市农村消费潜力巨大,调查发现,荆州市农村居民有强烈地创新创业意愿,农村消费市场环境持续改善提振了消费信心。但在挖掘荆州市农村市场消费潜力过程中,也存在收入增长放缓、消费热点不多、消费场景不够完善、消费环境存在改进空间等问题。因此本文建议,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深挖农旅融合潜力,加快农村市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满足农村消费需求。

银发经济背景下的老年人消费特征研究

进入新时代,老年人共享经济生活发展成果的美好需求不断增长以及老年人消费的差异化导致的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多元化,为银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促进老年人消费,需要从政府、老年人、企业和社会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共同发力,建立与老年人需求发展相适应的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使得市场能够充分满足老年人多样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必须系统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

2022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值的97.3%。根据国际经验,在迈向高收入国家门槛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大,如何增加社会消费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命题。长期以来,我国消费增长一直受到高投资特别是无效、低效投资的挤压,导致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消费率持续偏低、投资率奇高。当前,我国消费增长不足是系统性变量综合影响因素形成的。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抑制了居民购买能力的提升和社会消费规模的扩大;二是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偏低压低了居民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能力;三是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直接降低了社会消费的整体增长;四是社会再分配功能偏弱不能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五是供给结构适配性不足难以适应国内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六是消费市场环节痛点堵点多,扩大消费需求的体制机制有待理顺。必须从体制和政策上根本解决居民不能消费、不敢消费、不愿消费和难以扩大消费的问题。

老年群体的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研究:模型构建、影响机制与适老化对策

智慧体育场馆高效的资源使用效率和丰富的服务功能,是应对老龄人口激增与体育需求高涨的有效手段,但针对老年群体特有的体育消费需求与体验障碍尚未获得充分关注和系统性研究。研究对30名老年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提炼出行动体验、数字体验、感官体验和物质体验4个主范畴,并通过构建智慧体育场馆消费体验作用机制模型,揭示了微观、中观和宏观系统在塑造老年人消费体验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体验是提升消费体验的重要阻滞;运动行为相关的行动体验最受关注;感官体验与其他范畴联系最为密切;物质体验表征的成本和价值感知是影响总体消费体验的重要因素。研究从建设标准、社会资源、服务环境、服务质量等方面对4个主范畴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助力智慧体育场馆的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群体的消费体验。

城市职购出行距离的影响因素与优化对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职购行为是城市居民重要的消费活动,对其特征及成因的理解有助于完善城市就业中心与商业中心的协调布局,丰富城市生活空间的理论认识。以武汉市为例,运用LBS位置服务数据、抽样调查数据、GIS空间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测度职购出行距离,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居民职购活动以中短程出行为主,职购距离的圈层异质性明显,城市边缘及外围地区职购便利性更差。就业地商业可达性、社会经济属性、就业通勤成本、网络购物习惯等是影响职购出行距离的重要因素。应优先对10余处职购不便问题突出的就业集聚区开展优化,既要推动基于多因素协同的综合优化,也要区别不同就业集聚区职购困难的诱致主因,实施分类型、差异化的改进措施。

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互联网普及与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检验互联网使用是否会对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和结构产生影响,是否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升级。发现:①互联网使用人数、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的频率以及居民家庭总消费在时序上均显著增长;东部地区享受型消费占比最高,中部地区发展型消费占比最高,东北地区生存型消费占比最高;互联网使用人数和家庭总消费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且表现出空间扩张和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②互联网使用在促进家庭总消费的同时,也推动家庭消费结构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此外,互联网使用对于不同区域、城乡家庭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在城镇、西部、东北地区家庭消费升级中有更突出的积极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仅对企业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事关社会公平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加剧了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了企业的可分配利润,但管理层对利润的分享程度明显超过普通员工,是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以及垄断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薪酬差距扩大的影响更大。在企业层面完善公司治理与强化外部监督,在员工个人层面提高维权意识与议价能力,均有助于抑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薪酬差距的影响。从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角度讨论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促进收入增长具有积极意义,但在此过程中只有更加注重分配公平,才能让数字经济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引擎”。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机制

基于2010—2020年西部地区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集聚对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均有促进作用;区域异质性和产业异质性方面,科技创新和文化产业集聚对西南地区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促进效用均高于西北地区,且对文化服务业的消费市场影响最显著。为了优化西部文化消费结构,应探索文化产业的科技创新型发展路径,提升文化消费市场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