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差异研究——基于改进的PSR框架

基于改进的“压力—状态—响应”研究框架、组合权重模型、Dagum基尼系数对京津冀城市群2001—2020年的城市韧性时序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时序演变上,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在研究区间内总体呈波动式上升的趋势,存在明显的阶梯式失衡现象;(2)空间分布上,京津冀城市群高韧性区域由点到面、由中部至南北部进行蔓延,总体呈现“北京—天津双核驱动,中北强南弱”的韧性格局;(3)区域差异来源上,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区域间不均衡现象突出而区域内发展较为均衡,区域间差异是京津冀城市群城市韧性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

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方面推动形成了“一核两翼”发展新格局,在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三大领域实现了率先突破,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努力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已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的目标,因此,京津冀还须克服诸多短板和不足,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全国前列;以协调发展为主线,在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方面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在建设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上实现新突破;以开放发展为助力,在打造改革开放引领区方面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以共享发展为目的,在推进区域共同富裕方面打造全国样板。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回顾及展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近十年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明显成效,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建设稳步推进,三地交通一体化、生态联防联控、产业转型升级三大领域取得率先突破,区域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稳步实施。但仍面临经济份额下降、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能力不强、人口和经济过密与过疏现象并存等问题。展望未来,应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打造“一核两翼”空间新格局、优化区域现代产业分工体系与区域创新格局、创新跨区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更优效益和更高质量,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基于云南的实证研究

加快口岸由“通道经济”转型为“产业经济”,是“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对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学理性探讨,依托层次分析思想构建测度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边境口岸数量多、类型丰富的云南省为研究对象,选取2012—2021年数据,运用CRITIC权重法,对云南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趋势特征。研究发现:样本期内云南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口岸经济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提升显著,创新发展有待加强,共享作用显现,绿色发展不平稳,岸城协调性不足。推动云南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转变发展理念,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立岸岸、岸城协调发展机制,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加强口岸开放发展能力,以此推进云南口岸现代化建设进程。

深化研究人文经济学:方向抉择、当代使命与未来前景

理论创新无止境,深化研究谋新篇。一年来,在全国上下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丰富内涵和重大要求取得初步进展之后,深化研究需要做出新的方向抉择,凝练当代议程,肩负当代使命。一是要立足更高站位进一步深刻理解和把握人文经济学命题出场语境与重大意义;二是要深耕样本解读,从实际出发追寻人文经济学出场的历史逻辑,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赞赏的苏州、杭州等地区的历史基础和实践经验中科学提炼“人文密码”,精准理解“人文经济学”的真正内涵;三是要植根实践逻辑,精准把握人文经济学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和战略全局;四是要回溯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魂脉,看人文经济学在解决西方经济学带来的一系列弊病的过程中,如何守正创新了马克思对资本拜物教所作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同时重新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系列重要论断的思想逻辑;五是要整体有机贯通、历史性梳理人文经济学的文化根脉,揭示和把握从传统到现代经济发展中一脉相承、成为灵魂的“文化基因”图谱;六是要以强大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加快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造的新篇章。深化研究必将呈现方向和领域的分工甚至分化,需要加强协同创新机制建设。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收敛——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模型,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考察期内全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条件收敛特征,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收敛;东中西部地区和南北地区均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仅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累积效应,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充分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二是巩固数字经济的区域经济收敛效应,三是推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政策,四是推动数字经济均衡发展。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三者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2011—2020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和三者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发展态势稳定,但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并不高;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等级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空间上呈现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上游的发展格局;驱动因素对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作用强度按经济驱动、产业结构、政府调控、水资源依次递减。

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基本假设与核心理念

人文经济是在当代中国经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新经济现象,人文经济学是对这一新经济现象的理论总结。对人文经济学的研究,要抓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经验,特别是许多发达地区实现了深人文底蕴与高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的“一深两高”发展模式,分析其中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同时,要从经济学原理入手,分析新的人文经济现象中的基本假设与核心理念,形成人文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与理论基点。人文经济学的构建是经济学对人的回归,也是中国经济学对中国的回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文明意义。对于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将发挥显著的作用。

企业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策略研究——基于江苏徐州知名企业数字经济发展调研大数据

当前,企业数字经济转型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关系到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本文基于徐州知名企业数字经济发展调研大数据,研究了不同类型企业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发展瓶颈、发展误区、所需支持等,对机械制造、汽车生产、医药、建筑、食品、能源等不同类型企业的产业数字化提出了策略建议,并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产业化过程可能带来的新型产业进行了分析,进而给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综合建议,也为政府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提供了建议,以供参考。

生态位视角下创新型产业集群竞争力测度研究

创新型产业集群是通过聚合创新形成现代产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性力量。在生态位理论视角下,构建创新型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分析框架,选取技术、组织、资本、服务创新资源生态位因子,运用生态位宽度、重叠度、适宜度及竞争力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70个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生态位竞争力进行多维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生态位宽度呈递增趋势,涵盖的资源空间日益广泛,资源聚合竞争力逐年增强;生态位重叠度存在过度竞争、过度分散等问题,其中地理位置邻近、主导产业相同的创新集群间生态位重叠度偏高;生态位适宜度总体偏低,进化动量总体较高,说明多数集群在生境适应能力方面的竞争力较弱,与领先集群间差距较大,但呈现出较好的成长性。生态位竞争力综合分析显示,创新集群形成了由四个梯队构成的产业创新空间格局。从产业特征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及相关服务业集群的生态位竞争优势明显,而节能环保、高端装备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集群则处于生态位竞争劣势;从空间维度看,南部沿海区域的创新集群生态位竞争力最强,形成珠三角经济圈创新生态高地,而大西北区域的创新集群则面临着创新生态脆弱性的挑战,存在更大的进化动量空间。据此,提出资源协同集聚、集群错位竞争和区域协调发展策略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生态位竞争力。

数字赋能对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

尝试在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分析数字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以2011至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有关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熵权-TOPSIS法对数据进行处理,评价区域数字赋能水平与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效果;并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高斯混合模型(GMM)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数字赋能对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赋能对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数字赋能水平较高的省份往往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效果也较好;数字人才有利于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能够为产业转型创造价值;不同省份之间数字赋能水平和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存在较大差异,与区域地理位置、资源分布、政府政策等存在着很大关系。

从场空间到流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及优化路径研究

检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趋势,对纵深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研究因应数字经济对区域要素流动结构的影响,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流网络”分析框架,并以首位度和齐普夫法则测度传统空间结构特征,以上市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分布测度流网络特征。结果表明:大湾区总体经历了先集聚再分散的发展过程;各城市人口分布梯度不合理,核心城市的人口扩张推动了城市群的定型。大湾区经济规模结构呈现帕累托分布模式,各城市经济规模变差较大。从城际联系来看,广州深圳之间具有高联通度,形成了联通走廊,2000年以来深圳的相对联通度高居首位,区域网络日渐完善。未来,应织密高效的综合交通网络,加速市场一体化进程、构建“双核三圈”网络型城市群体系、设立“广深接合片区”并加快打造“广深联动走廊”,开创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新格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空间结构评估与政策优化

“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空间支撑。2014年以来,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形态结构初步形成,“一核”中心性短期上升,“双城”融合趋势明显,京津发展轴逐渐向“菱形”城市化区域拓展。但从功能结构来看,北京的核心辐射带动能力还有待提升,北京与天津差距持续拉大,“三轴”的产业与人口集聚力尚需增强,“四区”的协调度和多节点综合承载力也有待完善。整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尚停留在形态建设层面,空间功能还有待进一步发挥。未来,应形成“一主两副、三圈耦合、四轴四区、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把石家庄建设成为京津冀的副中心,促进京津冀三大都市圈耦合协同,将“三轴”拓展为“四轴”,大力培育具有“二传手”功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期目标的实现。

长三角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在健康中国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目标驱使下,医疗卫生资源供给能力日渐成为区域公共设施均等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辨明长三角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的发展特征与影响因素,构建了以时间演变、空间分异与因子探究为主的分析结构,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研究了200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医疗卫生资源增长迅速,区域均衡性提高;总体格局与长三角“Z”字形空间结构相吻合;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的影响因素涵盖社会、经济与政治3个维度,且作用强度存在空间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长三角地区医疗服务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长江经济带“产业链长制”政策演进、实践特点及其启示

实施“产业链长制”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运用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理论解构“产业链长制”的理论逻辑,通过明确发展方向、整合要素资源、提供市场信息、防范经营风险等运行机制助力产业链稳定发展。长江经济带“产业链长制”政策的演进脉络可分为初步探索(2017—2018年)、进一步探索(2019—2020年)和全面探索(2021年至今)三个阶段,其实践呈现出重视顶层设计、政府引导、龙头企业带动、中介组织桥梁作用、“链创”建设等显著特点。长江经济带“产业链长制”实践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围绕“四链”融合、“三链”统筹、区域融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链长制”政策供给。

“双碳”目标下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

基于“双碳”目标视角,采用超效率动态网络SBM模型测算黄河流域82市(盟)2011—2021年绿色技术创新的综合效率、科技研发效率及成果转化效率,并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检验外部环境因素对三种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将CO_(2)排放量纳入指标体系后,中下游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得以提升,上游地区效率反而下降;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科技研发效率起引擎作用;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区域差异明显,成果转化效率差异是综合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人力资本禀赋、对外开放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对三种效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建议黄河流域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完善创新成果转化平台,推动能源和产业结构升级。

东北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优势、困境及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多次提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农业现代化是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农业在供给保障、科技装备、经营体系、产业韧性和竞争能力五大方面不断向前、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而“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则意味着一个地区在这五大方面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并发挥重要引领性作用。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发展潜力,但目前也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优势与困境并存。在新一轮东北振兴背景下,东北地区必须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立足农业发展优势,着力解决现实困境,探索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之路,担负起建设农业强国的历史使命。

POI大数据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商业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5年和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区县层面的8类商业POI大数据,本文采用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方法尝试提出基于POI大数据的商业发展水平测度方法,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杜宾误差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商业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相对于普通单一权重,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更能合理反映8类商业POI的复杂关系;(2)基于AHP-Entropy-CRITIC综合权重的8类POI数量之和可以大致反映城市商业发展水平,珠江东岸都市圈的商业水平最高,其次为广佛肇都市圈和珠江西岸都市圈,在城市层面,广州、深圳、东莞的商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3)都市圈和城市空间尺度下的商业发展水平均有明显增长,增长幅度均超过10%;(4)不管是城市层面还是县级层面,8类商业POI数量及总体商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大小和构成相似,差异来源依次为组间、超变密度和组内;(5)SDEM模型估计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区县层面的商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效应,人口规模、商务住宅、教育服务、交通设施、医疗服务、企业规模等因素对商业发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融资可得性、融资成本与民营企业创新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中坚力量,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本文在一个综合框架内探究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融资可得性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而融资成本的上升没有显著抑制民营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可得性的改善更有利于促进股权集中度高、规模小、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民营企业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从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角度看,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主要在于提高融资可得性;在畅通融资渠道过程中,如果交易成本增加或正常的风险溢价导致较高的融资成本,则应允许这种隐性成本外显以促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此外,还应依据政策效应大小,对不同类型民营企业给予不同力度的政策支持。

浙江省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测度及政策启示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典型案例区,构建了包含7个子系统、37个指标的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4—2020年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关系测度,以期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参考。结果发现:(1)绿色发展系统与数字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总体都呈现上升趋势,除了杭州外,其他城市均表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绿色发展水平。(2)杭州是浙江省的绿色发展和数字经济“领头羊”,并在2019年率先进入高级协调阶段,其余10个城市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未来,需注重城市间的差异性发展和重点扶持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