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区域空间格局构建下中国经济区划调整研究

经济区划调整对于塑造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方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经济区的划分逻辑与影响。以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以及知识要素为主导所形成的新空间集聚等第二性地理因素逐渐替代资源禀赋等第一性地理因素,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着“三北”经济增长乏力、区域差异扩大及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由东西分化转变为南北分化等挑战。随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经济为主转变为内向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协调发展,经济空间格局也需进行相应调整。本文提出划分五大经济区域的新方案,将原来的四大经济区调整为东南、西南、东北、华北、西北五大经济区,从而强化经济区内部联系,更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顺应构建高质量区域空间格局的需求。

基于改进DBSCAN空间聚类算法的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格局研究

企业作为产业的重要主体,其发展直接表征着产业的发展,企业的空间格局对产业的发展及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本文基于北京市工商注册在业的人工智能企业数据,提取企业注册地址并转化为地理位置信息,通过改进有噪声的应用背景下的基于密度的空间聚类算法(DBSCAN),分析北京市细粒度层级下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在全市域的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在DBSCAN算法改进方面,首先调整Minpts参数为企业注册资本总额与企业数量2个维度,企业数量大于5家且注册资本总额大于一定数额,为形成产业集聚区的2个必要条件;其次提取簇内位于边界的企业位置点作为集聚区地理边界点,将边界点连线并绘制形成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本文重点分析了企业注册资本和地理聚合半径对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形成的影响,同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作为参照验证,表明改进DBSCAN方法具有精确刻画产业集聚区地理边界和确定不同规模产业集聚区的优势。通过分析得知,北京市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中心分布特征,集中在城六区,呈现“两大龙头带动,北京市全域遍地开花”的分布情况,海淀区、朝阳区处于人工智能集聚程度高水平,相较其他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遥遥领先;西城区、东城区、丰台区、昌平区处于集聚程度较高水平;通州区、大兴区、平谷区、密云区、石景山区、房山区、门头沟区、怀柔区、顺义区处于集聚程度中等水平;延庆区集聚程度较低。通过改进DBSCAN算法精确定位出中关村区域、上地西二旗区域、五道口区域、望京区域、国贸区域、亦庄经开区等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探究发现,海淀区的人工智能科研人才优势,朝阳区的信息技术领域企业基础,是两区人工智能发展突出的直接原因。延庆区等郊区远离北京市中心城区,产业资源匮乏,同时由于区域功能定位限制等原因,导致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水平较低,表明这些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较为缓慢。

海上风电场区位分布的动态演进和影响因素研究

为应对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培育新兴产业,我国大力发展海上风电产业。经过十余年发展,海上风电累计装机总量已跃居全球首位,但在这一过程中,风电场的区位分布表现出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即随着时间推移,其经历一个由江苏到福建、广东、山东等地动态演化的过程,研究不同阶段影响区位分布的主导因素及其变化,对政府制定有效政策以促进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家发布的政策文件以及中国风能协会等公布的数据,本文划分了海上风电发展阶段,采用动态偏离-份额拓展模型来测度产业转移以揭示区位分布的演进;进一步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与地理探测器模型结合,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产业发展各阶段区位分布的主导因素及其变化,并剖析了增长突出省区市的发展路径及其差异化。研究表明,发展初期,海上风电场区位分布受政府扶持力度和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多,随着产业发展及技术进步,创新环境与专业人才逐渐成为关键因素,典型的发展路径有政策驱动型、水域-政策驱动型、风能驱动型、创新-知识型、知识-政策驱动型等。进一步加快人才培养、完善产业链条、优化扶持方式应成为推动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努力方向。

超越技术的视角:新型基础设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科学议题

新型基础设施(新基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石,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实现大国崛起的引擎,也是经济地理的前沿和重要研究领域。本文以超越技术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当前经济地理学中关于新基建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技术关联性理论、关键赋能技术理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理论等。在此基础上,提出需重点关注的3个科学议题及研究思路,分别是新基建技术−制度协同演化路径与机制研究、新基建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机制研究和新基建统筹布局与区域一体化运行机制研究。本文旨在建立新基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以期为中国更好发挥新基建战略潜力和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表征与非表征视角下饮食地域刻板印象的验证与测量

饮食在地域之间不断交融,跨越国界、民族及社区,既成为一种表征的文化意义结构,也成为非表征的日常参与和实践,在表征与非表征视角下,饮食地域刻板印象的存在与具体内容值得探讨。为了厘清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法对饮食地域刻板印象进行验证和测量。子研究1使用了问卷调查法检验外显层面的饮食地域刻板印象,子研究2采用语义启动的实验范式检验内隐层面的饮食地域刻板印象。研究发现,被试在内隐和外显层面均持有饮食地域刻板印象,主要包括主食偏好、口味偏好、份量偏好和具体菜品4个维度。本研究验证了饮食地域刻板印象具有外显和内隐、经验与情景并存的特征,这扩展了表征与非表征理论相结合的饮食社会文化地理知识。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开放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DI指数的经验分析

与以往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由于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不仅为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且力图改善其分工地位,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具有包容性开放的方向发展,让开放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多地惠及世界各国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包容性开放效应的表征变量,基于2010—2019年ADBMRIO数据库中6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开放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HDI提升,表现出较好的包容性开放特征,并且上述效应主要通过提升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改善分工地位2个作用机制产生,理论假说得到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结果。据此可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实践经验证明中国已经走在推动包容性开放道路上,包容性开放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初步显现。

洋学者与中国的相遇:卜凯农村调研的西学意识与比较意识

卜凯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和研究,在同时代同类成果中处于较高水平。基于美国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和学科背景,卜凯具有浓厚的美国立场、意识和视角,其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直接来源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在此思想指导下,卜凯以欧美的优越感对中国与美国的农家经营进行了详细比较,得出中国农家经济落后的结论,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中国农业的建议。不过,卜凯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也并非完全予以否定,而是认为有其合理之处,这一合理部分应该继续延续。尽管其调查研究曾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也不能不说,中国学者也基本接受了西方农业经济学的方法,他们一道为中国农村经济学的本土化作出了贡献。

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城乡融合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县域的实证研究

利用熵值法测度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指标,实证检验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呈现下游县域>上游县域>中游县域的空间分异格局;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显著促进县域城乡融合,但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流入方向异质性,在下游县域、城市群县域中,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效应更为明显,农村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的效应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外来劳动力技能多样性能加速形成厚劳动力市场,推进农业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县域城乡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维度分析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组织看,有必要探讨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对区域发展的要求,以及如何通过区域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维度,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映射、中国式现代化对区域发展的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路径,可得到如下研究结论: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区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均充分地映射到了区域上。中国式现代化对当前及未来区域发展提出了三大要求,即要求构建与之相匹配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要求区域走高质量发展道路、要求区域协调发展。相应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路径有以下三条,即加快构建多极网络空间发展格局,科学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格局与问题讨论

都市圈和城市群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近些年大量相关研究成果问世,然而学术界在事关中国都市圈和城市群的界定标准、发展格局、发展规律等现实问题的认知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提出都市圈和城市群界定的三步法,认定2020年中国发育成熟的城市群有2个,双城都市圈有1个,独立的都市圈有18个。发现都市圈和城市群在地理空间上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态势,大城市形成都市圈的情况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双中心省份的非省会城市形成发展都市圈更有优势,绝大多数都市圈地域面积小于核心城市市域面积,城市群呈条带状布局。最后,提出正确认识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战略地位、都市圈和城市群不能遍地规划发展、都市圈和城市群有适宜发展的地区、应该加强都市圈的功能建设和城市群的通道建设、同城化政策没有必要普遍推广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经济韧性效应及机制——基于中小微经营主体进入退出视角

中小微市场经营主体对冲击更为敏感且受金融约束更为突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中小微经营主体获得金融支持应对各种冲击,进而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本文以2011—2021年28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中小微经营主体进入退出视角,应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这一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更显著。相对于大城市而言,中小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经济韧性效应更强。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强化中小微经营主体进入退出机制提升区域经济韧性。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经济韧性效应,应完善数字普惠金融设施建设、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培训。

技术溢出、贸易成本与经济地理新均衡——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新拓展

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固定成本不再是外生变量,而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内生变量,企业会因为技术溢出的正向外部性减小固定生产成本而获得更多收益。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对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新拓展,与原始中心-外围模型相比,得出有特色的研究结论主要有本地技术溢出效应增强会促进产业的集聚,而跨界技术溢出效应的增强会促使产业空间分布趋向分散。与原始中心-外围模型相比,技术溢出导致对称结构稳定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更窄,而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的贸易自由度范围更宽;当贸易自由度较大、本地技术溢出效应较大或跨界技术溢出效应较小时,市场拥挤效应可能不存在,此时市场拥挤效应转化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既可以小于持续点也可以等于持续点或大于持续点,由此,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化不仅可以表现为突变的特征,也可以表现出渐变的特征。驼峰状集聚租金曲线是存在的,即使在完全贸易自由度条件下,集聚租金也不会消失。

从技术追赶到原始创新:企业家才能配置的视角

不同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依赖不同类型企业家的才能。面临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到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否转向创新驱动?基于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本文讨论了改革开放初期变通型制度安排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如何形成企业家从事套利型生产活动:优化资源配置与实现技术追赶,由此推动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利。当前,新技术革命迫切要求中国企业家将才能配置到创新型生产活动,如何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转型,提升创新型生产活动的报酬水平,改变企业家才能在不同活动中的报酬结构,从而激发企业家更多地从事原始创新活动?需要既有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进一步适应这一要求。对此,本文最后给出了相关建议。

多源数据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与网络结构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微观企业和交通大数据,从规模和网络2个方面及“城市节点-发展轴线-空间格局”3个维度,分析黄河流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特征以及二者关系。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体系呈现多中心分布特征,规模等级趋于均衡,形成了以兰州-西安-郑州-济南-青岛为主导的发展轴线和“Ψ”型空间格局。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成拉平的“S型”曲线关系,可划分为低水平低速耦合、中水平高速耦合和高水平低速耦合3个阶段。

大兴安岭地区多年冻土区不同深度土壤碳分布特征

高纬度多年冻土区是对气候变化响应最敏感的区域,多年冻土退化严重影响土壤碳循环过程,揭示不同地表覆盖类型下多年冻土区土壤有机碳的垂直分布规律,对于预测未来多年冻土区土壤碳库变化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大兴安岭高纬度多年冻土区森林、森林沼泽、灌丛沼泽为研究对象,利用钻探法采集土柱(7~8m),对3种不同植被下的土壤碳(有机碳、可溶性有机碳)进行测定,进一步分析土壤碳含量的垂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随着深度增加,土壤碳含量降低,有机碳含量变化范围为14.55~95.98g/kg(森林沼泽)、17.48~132.93g/kg(森林)、2.58~396.50 g/kg(灌丛沼泽),但在多年冻土层中也存在较高碳含量的情况;活动层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平均含量均表现为:灌丛沼泽>森林>森林沼泽,多年冻土层土壤有机碳和可溶性有机碳平均含量均表现为在森林沼泽>森林>灌丛沼泽;各组分碳在活动层的变异系数表现为30.31%~114.26%,各组分碳在多年冻土层的变异系数表现为30.23%~192.09%;相关分析表明,土壤碳与深度和pH呈负相关,与土壤水分显著正相关。

淘宝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淘宝村集聚现象的最新变化,研究淘宝村发展的内在规律,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为淘宝村持续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指导。我国淘宝村93%以上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本文利用基尼系数、莫兰指数以及核密度估计值分析淘宝村地理空间分布。最后,文章指出淘宝村集聚发展是由完全竞争市场的结构特征所决定的,电商在农村集聚发展,能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水平。淘宝村集聚发展存在空间拥挤、环境污染和竞争内卷化等问题,应该通过科学规划、引进人才和鼓励创新等措施,确保淘宝村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全景知识图谱——演进脉络、热点追踪及未来展望

以1999—2021年602篇CSSCI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VOSviewer、Data数据园、科学知识图谱等软件,从时间、期刊及作者分布3个方面解析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研究能量分布,并从研究脉络、热点前沿等方面探究整体概况。结论如下: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逐渐进入政府和学术界视野,但直到2004年以后才真正被学术界大量关注研究;②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研究大致可划分为缓慢摸索期(2003年之前)、高速增长期(2004—2013年)及稳步推进期(2014年至今)3个时期;③研究热点前沿主要集中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发展、资源型城市人口收缩、资源型城市碳排放、资源型城市空间重构、资源富集地区创新转型发展、采煤沉陷区及独立工矿区两类特殊困难地区综合治理6个方面。最后,从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资源型城市精明发展、资源型城市碳减排及资源型城市空间发展4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展望。研究旨在为新发展阶段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

河南省抖音农村网红的发育水平、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河南省粉丝量20万以上的抖音农村网红数量、粉丝量、直播带货等数据构建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位序-规模法、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河南省抖音农村网红的发育水平、空间差异并解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河南省抖音农村网红发育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高水平区在洛阳—商丘形成条带状集聚区,中低水平区围绕高水平区扩散,主要分布在南阳、驻马店、安阳;发育水平排名前10%的网红大多集中分布在郑州、开封、洛阳、商丘,并且这些网红的带货能力、视频支撑力与粉丝粘性均处于领先地位。(2)从位序-规模特征看,拟合曲线属于接近首位型的类型且“翘尾”现象明显。“头部城市”数量少但影响作用强,“中部城市”数量虽较多但影响力不及“头部城市”。(3)从空间分布看,农村网红数量高水平区分布在开封、商丘、周口和平顶山;济源和漯河两地的农村网红数量在全省均呈相对落后的格局。此外,在空间关联格局方面,农村网红数量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且在商丘形成显著高-高集聚区。(4)从影响因素看,政府支持力度、科技文化水平、互联网环境支撑和电商发育水平对农村网红的发育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

可达性视角下高铁对于长三角地区“融城化、同城化、一体化”的空间影响

作为贯穿城市区域的重要通道,高铁的网络性与外部性使其呈现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但现有研究缺乏对高铁多维空间效应的系统性分析。鉴于此,研究立足高铁的多维空间尺度属性,从城市内部、边界、区域3种尺度,架构不同尺度条件下可达性评价方法,系统测度高铁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综合空间影响。结果发现:①“一城多站”已成为长三角城市高铁站点空间组织的普遍模式,高铁使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的联系更加紧密,高铁公交化时代融城化发展趋势将更加明显。尤其对于浙江省而言,高铁已经成为其内部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城联系的重要纽带。②高铁已经成为重组相邻城市间生产、生活的关键纽带和桥梁,但从邻界尺度可达性指数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同城化发展格局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当前已初步形成7个同城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且基本围绕长三角重要中心枢纽城市(上海、南京、杭州、温州、合肥、徐州、无锡)展开。③高铁具有明显的中长途运输优势,使得其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更大,高铁影响下长三角一体化格局呈现较为明显的“Z”字型格局,且已经向西延伸至合肥,但周边城市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程度依旧较低。

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回顾并对比了国内外地理学视角下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国外研究起步早、进展快、主题多,持续深入拓展,国内研究尽管起步相对较晚,但2019年以来在经济管理学者主导下呈爆发性增长态势;②国外研究基于批判性视角和需求端,重点关注数字鸿沟、社会–空间不平等和弱势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国内研究强调功能性视角和供给端,聚焦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互联互通。总体而言,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信息社会公平公正和国家战略需求从供需两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研究兴起,国内外研究议题相近但研究重点、视角和导向相异。展望未来,建议:①平衡供给和需求端的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地理学研究,强化研究成果的联动性和系统性;②将数字基础设施融入地理学既有理论框架,推进学科知识生产和理论建设;③充分挖掘地理学综合性优势,引领数字基础设施的跨学科交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