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兼及消费信用

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得到了发展,既有商人提供给生产者的信用,也有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信用。另外,消费信用也得到了发展。商业信用及消费信用深入到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加速了商品交易,节省了资金,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

回顾了近六十年来徽商研究的状况 ,综述了有关徽商起源、徽商资本积累、徽商的特色等问题的研究成果 ,认为徽商研究应该大力发掘新材料 ,组织重大课题攻关 。

白银在明清社会经济中生发的双重效应——兼评弗兰克与彭慕兰的"全球经济观"编造出的新神话

贡德·弗兰克与彭慕兰通过对明清时期西方白银流入东方过程的描述试图说明,直至18世纪中期,中国一直在世界 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这一观点对于打破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神话是有益的,它为人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新的 框架和角度。然而,白银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输入,虽然扩大了中国大一统经济系统的容量,促进了生产的扩张与贸易的发 展,使濒于热寂状态的社会经济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毫无疑问,这是以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超限榨取为代价的。白银加快 了中国经济之轮的转速,却未能开拓出经济发展的新天地,反而使整个社会因资源的过度耗费而陷进了"高度平衡的陷阱"。所 以,弗兰克与彭慕兰在抛弃旧神话的同时,又编造出了一个新神话,即以"一体化全球经济"为前提的"大分流"。

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

时估是指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市场时价估定的官方价格。明朝初期,实行按月时估制度,凡遇买办物料等项,即以此作为价格依据。后来此制逐渐废格不行,遇到买办物料等项,便采用随时估价的方式。明代中期,为了减少估价的随意性,逐渐形成了会估制度,即由多个部门的官员共同估定价格。会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买办价格的合理。但在会估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常使铺商或国家蒙受重大损失。

文化、消费与商业化:晚明江南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

15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奢侈性消费推动着商业化迅速发展。许多地方志的编者对他们所关注地区两种并存的传统大惑不解:一方面,这些地区文学昌盛,礼仪修明;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奢靡成风。学者们注意到,某些地区的文学传统与奢侈之风并行不悖;而另一些地区值得称道的却只有勤俭素朴的美德。这两种对立的现象显示了文化与经济之间潜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中国不同地区,乃至在江南的不同州、县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发展探析

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在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的品种不断增多，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手工业生产领域，棉纺织业、矿冶业等发展迅速，许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但从总体看，其发展表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城镇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大批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城市，城镇经济日渐发达，各地城乡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国内其他省区的商贾亦纷纷前来中原，从事经营活动，促进了中原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作用下，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一些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在不断改变，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正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宋代西北森林资源的消耗形态及其生态效应

宋代西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植被良好,以所产木材优良而著称。其木材的消耗形态主要有修城建寨、造船编筏、修河架桥、营建宫室等。宋代西北森林资源的消耗体现出军事性与掠夺性两大特征,反映出人类对森林资源的人为的、过度的砍伐与破坏。大规模掠夺式的木材消耗给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带来诸多负面效应,诸如地表植被破坏、气候干旱、山洪暴发、山体滑坡、沙尘暴天气等。

郑和下西洋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封建王朝长期以来构建朝贡贸易体系的产物。通过郑和下西洋,明成祖构建了一个规模空前庞大的朝贡贸易体系。然而这个体系带给明王朝的不是盈利,而是巨额亏损,所以郑和下西洋难以可持续发展,更不会开创一个新的海洋时代。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的桑棉情结及其启示

明清时期江淮地方官在江南社会经济大变动的背景下,力图借鉴江南发展桑棉种植进而推动棉纺丝织业的发展模式,在江淮地区积极劝导和推介桑棉的种植,从而结下了不解的桑棉情结。本文重点探讨了明清两代出任江淮的地方官桑棉情结产生的原因以及他们在江淮致力推介桑棉的具体措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有益于当代的历史启示。

明清“抑商”二分说

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既是王权政策，也是社会现实，但同时也一直存在着重商恤商的思想与呼声。到了明清两代，重商恤商既成为一种经济思想主流，也成为王权经济政策的主要部分，而“抑商”则偏重于伦理方面的社会影响。本文在考察这一问题时，着重分析了明清时期“抑商”内涵的变化和重商的实践特征，指出：明清两代的商政理论与实践都是有悖于传统“抑商”思想的，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进步。

明代书业广告价值论略

明代书业广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不仅反映了明代书商的商业经营活动，同时也反映了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是中国出版文化研究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

出版业催生下的明代拟话本繁荣

明代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繁荣，各种手工业、商业迅速成长壮大。这不仅给明代社会注人了新鲜活力，而且使明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不仅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明代女真族的农耕经济状况刍议

本文从明代女真族的农耕经济状况、农耕经济的各项技术指标，农耕经济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方面全面论述了明代女真农耕经济的发展水平。针对以往 关于明代女真（清入关前满族）研究中对其农耕水平估计过高的观点，本文对其粮食产量进行 了具体的计算，并对明代女真农耕经济中存在的几个影响其发展水平的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的 探讨，以求给明代女真族的农耕经济发展状况一个正确的评价。

明清茶叶生产配置资源的方式探析

我国茶叶生产的历史悠久。迟至唐宋时期，茶叶生产兴盛，引人注目。进入明清以来，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随着茶叶生产的繁荣，茶叶生产的组织形式、配置资源的方式也日趋复杂，市场在茶叶生产中配置资源的作用日渐扩大，茶园、资本、劳动力和茶叶生产技术等茶叶生产要素在市场的作用下形成了不同的茶叶生产组织形式，不同的组织形式尽管生产规模大小不一、生产效率有高有低，但都对茶叶生产做出了贡献。

明代北直隶的矿税和鱼苇税

明代的北直隶辖八府二直隶州,属京畿要地。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经济不够发达,矿税负担相当高,是明代全国负担最重的地区。鱼苇课,原来只是对鱼船、苇场征税,后又在无鱼苇之地额外加征其他税课以充鱼苇课,如卖苇箔税、卖鱼税、落地税、果园菜畦税及窑井税等,当地人民赋税负担沉重。

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与《三言》《二拍》的财富观

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金钱在社会生活中显示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人们的金钱观、财富观也开始发生改变。作为明中叶以后市民文学代表的《三言》《二拍》中,不但展示出了人们在金钱世界里的升沉、奋斗、挣扎和迷惘,也表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财富观。

论明清海洋经济中权力与金钱的交易

明清时期（主要是１６世纪至１９世纪中叶）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专制王权和腐败的官僚制度对这一经济过程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是在中央朝廷的“禁”和“通”的政策实施中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官僚吏员对中外商人的盘剥与勒索行为。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利用各种政策所赋予的特权与金钱交易。这种行为的结果是，由于可以通过金钱买到经济活动中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使中国的海洋经济有了一条可以发展的生路；但是权钱交易的祸害更大，专制王权和腐败的官僚制度对海洋经济的垄断管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海洋经济的顺利发展。这是中国在３００多年中由强大转而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抑商”思想与明清官僚经商

“抑商”思想一直是封建社会的主流经济思想,它指的并不是抑制商业,而是抑制商人,尤其是抑制中小商人。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明清时期蔚然成风的官僚经商现象,就会以为是对“抑商”传统的偏离。作者在探讨“抑商”思想本质的基础上,解释明清官僚经商与各种各样抑商措施并存并不是矛盾的,相反倒是一种统一。同时,明清时期抑商政策的继续推行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