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ESG表现对其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上市企业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提出,ESG投资概念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在ESG信息披露成为企业刚需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更为复杂,ESG信息披露行为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也有待讨论。为此,本文根据数据可得性筛选得到2008—2020年我国沪深板块上市的3685家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wind数据库、CSMAR上市公司环境研究等数据库,从企业ESG信息披露完整性及实际风险两个维度出发构建ESG发展指数,用于全面测度中国企业的ESG发展现状;同时尝试从债权人和股东投资信心等层面探讨企业ESG表现对其经济效益的传导机理。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对于其经济效益呈现正向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效应对于不同ESG表现水平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路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能够提升投资者信心,进而显著改善了企业经济效益。

全球视角下的企业ESG绩效驱动因素解析

企业是践行可持续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主体。企业需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统筹提升环境(E)、社会(S)、治理(G)三个维度的ESG绩效。基于外部压力和内部实力,本文预先设定了国家背景、行业属性、金融实力三种因素驱动企业改善ESG绩效的理论假设。为检验假设,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层线性模型对来自55个国家、共计6139家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企业规模、风险管理和社会声誉的情况下,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行业绿色发展水平、企业金融实力仍能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其中,国家和行业变量不仅直接促进了企业ESG绩效的提升,还在更高维度上通过调节CFP-ESG的关系间接促进企业ESG绩效的提升。本研究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能为投资者评估并筛选出ESG绩效优异的企业提供科学参考。

日本构建大学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实践与启示

在知识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成为大学提高学术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日本遵循“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目标,以知识生产、创新网络、生态系统、价值共创为理论基础,利用政策和不同层次路径的实践来构建大学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综合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建设,从知识开发上着重增加知识生产存量,建设大学创新生态系统;以产学研的合作为主要推动手段促进知识的流动性,增加知识流量,建设特定领域创新生态系统;以开放式创新合作基地建设作为价值共创手段,从知识的转化中推进知识生产,建设平台创新生态系统。大学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为日本带来积极的实践效果,具有可持续性、大规模和整体协调性特征,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日本的经验总结,为中国构建和优化大学主导型知识生产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带来启示。

日本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的演进与影响机制研究

面对贸易战、科技战,我国存在创新体系不完备、基础研究薄弱、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卡脖子”等困境,这与日本二战后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期所处的发展环境有相似之处。本文探讨日本在进入经济低速增长时期的1974年至平成时代结束的2019年间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的演进历程与影响机制,总结经验教训,意图为我国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产业升级以及突破经济发展瓶颈提供参考和借鉴。

“携手前进”与推动绿色、数字经济发展--新加坡2023年回顾与2024年展望

2023年,政治方面,尚达曼当选新加坡第9任总统,新加坡政党多元性得到强化。以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黄循财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团体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报告,逐步明确新加坡未来发展蓝图。外交方面,新加坡坚持“大国平衡”和立足东盟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建立了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经济方面,受制造业和货物贸易增长放缓的影响,新加坡经济增速趋缓,仅实现约1%的增长,但旅游业稳健复苏,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加坡仍坚持贸易立国,与中国签署《关于进一步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南方共同市场—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织密了自由贸易网络。文化方面,通过《新加坡文化遗产计划2.0》、“年轻变革者文化遗产启动津贴”等实现了文化遗产的创新开发利用,增强了新加坡国民的身份认同。展望2024年,新加坡将稳定推动领导权力的交接,第四代领导团体将继续通过“新加坡携手前进”议程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并凝聚共识,助力下一届大选;将继续坚持“大国平衡”和立足东盟的外交政策,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经济方面预计将实现1.0%~3.0%的增长。

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水平测度与比较分析

自2020年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起,关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与合作情况的研究仍然较少。文章首先构建了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数字治理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以及以数字合作关系、数字合作发展、数字经贸水平、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为五个维度的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指数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合作水平,测度和比较分析了2010—2020年中国和东盟九国(缅甸除外)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2010—2021年中国与东盟八国(缅甸和老挝除外)的双边数字经济合作指数。通过分别对两个指数进行时序、跨国、分维度的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和东盟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应用、数字发展、数字创新竞争力的发展维度上进展较快、增长较大,而数字治理的水平增长不快,其中新加坡具有绝对的发展优势,但其发展速度已放缓;中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处于中上水平,老挝和柬埔寨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中国和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合作水平自2015年起在整体上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数字合作关系连年向好且差异不大,数字合作发展增长迅速,数字经贸合作与数字合作基础、数字合作环境密切相关。未来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望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特别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金融等发展,加强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等方面合作,推进“数字鸿沟”的解决和数字合作治理,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自由化与壁垒:日本经贸规则的策略性调整

国家(经济体)的经贸规则既包括所签署的贸易协定,也包括与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日本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前提开展自由贸易,并形成在国际贸易体系下,以利于产业生存与发展为前提,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贸易政策范式,为日本调整经贸规则提供了方向和目标。日本通过调整经贸规则,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制度保障和工具。日本政府一方面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开展巨型EPA/FTA战略,构建多重经济合作网络,为企业提供海外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和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名修改《外汇法》、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化货物、服务、技术的进出口和投资规制,为实施贸易保护提供政策工具,形成新壁垒。这一策略性组合是在新约束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新表现和采用的新工具。

南亚主流媒体关于中国-南亚减贫合作相关报道媒介议程设置分析

文章通过梳理2013-2021年间《印度时报》《加德满都邮报》《每日太阳报》《黎明报》对中国脱贫攻坚以及中国-南亚减贫合作的相关报道,分析了这几个国家不同媒体的报道内容,得出以下结论:印度主流媒体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脱贫攻坚成果进行攻讦,针对“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在南亚域内中国减贫经验推广的相关报道进行消极议程设置;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者,主流媒体相关议程设置呈现出积极导向;尼泊尔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则碍于各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博弈”呈现中立态度。研究发现,中国脱贫攻坚经验推广以及对南亚地区减贫合作的对外传播声音依然有待增强,这不仅有利于树立中国大国担当的形象,而且对中国与南亚区域内相关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减贫合作机制产生直接影响。

国际变局下日本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下,2023年日本经济有某些起色,也暴露出一定问题和隐患。其表现为大企业盈利和海外投资收益增长,入境旅游消费逐渐恢复,国家经济项目收支顺差扩大,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回暖;但消费与投资动力不足,难以支撑经济稳定复苏。2023年第三、四季度实际GDP增长率连续陷入负增长,物价持续上涨趋势,居民收入增加速度低于物价上涨速度,实际工资水平连续下降。中国继续保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是日本重要的投资对象和区域经济合作伙伴。中日经贸关系受到日本强化经济安全及对华出口管制的负面影响。中日有必要在双边及区域层面进一步拓展合作空间,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共同维护区域供应链稳定。

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政策分析

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经济安全属性,利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强化与同盟国在经济安全领域合作,并加大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实施力度。自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潜在生产率降低等结构性问题。推动对外经济合作,可促进日本企业构筑全球供应链,改善资源分配效率,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助推日本经济增长。当前日本的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安全保障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未有效统筹两者之间的关系。日本需要加强对外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对中国的经贸合作,以利推动日本经济走出长期低迷、实现地区长期发展繁荣稳定。

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创新——中韩合作新空间

近年来,全球经济恢复缓慢且曲折,各国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驱动力,探寻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能。我国提出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韩国也围绕电池、半导体等16项先进技术,发布重大科技路线图引领产业创新。

印度蓝色经济实践新动向:驱动逻辑、角色塑造与空间拓展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蓝色经济已成为当下的“流行语”。许多国家制定了蓝色经济发展战略,并积极推进相关实践,印度也不例外。印度正从蓝色基础、蓝色增长、蓝色治理三方面入手,积极开展蓝色经济建设、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力求成为印度洋地区的“领先的蓝色经济体”“蓝色经济的积极倡导者和优先合作伙伴”。此外,印度通过蓝色经济外交等措施,积极拓展本国蓝色经济的“发展空间”和“话语空间”。尽管印度的蓝色经济潜力大,但现有规模仍较小,其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根据国际实践理论,印度的蓝色经济实践是基于若干新旧背景知识而实施的适当绩效行动,既受到印度自身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印度洋地区在“全球南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蓝色经济可能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范式,并重塑海洋治理话语。当前,印度构建了针对中国的竞争性叙述逻辑,中印在蓝色经济领域的合作较难推进,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蓝色经济合作仍有较大深化空间。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对策

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的合作,共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双方历史渊源深厚、地理位置紧邻、经济互补性强、政治合作密切,这些因素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然而,中国与东盟在产业结构、文化基础、法律体系等方面的差异给经贸合作带来了一定的现实挑战。为此,文章提出中国与东盟应通过深化自由贸易机制、加强投资基础设施合作、注重监管交流政策协调和防范地缘政治风险等策略促进双方经贸合作的持续发展。

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盛衰及其原因

17世纪中期,日本德川幕府宣布锁国,驱逐先前抵日经商的葡萄牙人。尽管如此,德川将军却允许荷兰人留在出岛开展对日贸易。幕府锁国后,荷日贸易在较长时间内经历了一个盛衰过程。17世纪后期,荷兰人其实已经熟知日本市场的贸易规律,即便幕府锁国,荷日贸易尚能维持高潮。进入18世纪,荷日双方均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贸易开始走下坡路。荷兰人为了保住最东方的商业据点,积极展开对日外交活动。19世纪初,荷日均面临世界格局的变动,双方的贸易也遭遇危机而走向尾声。

论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战略性转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就探索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经济安全政策,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重大变化。2020年开始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发生了战略性转变,在组织机构建设和法律制度保障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经济安全与军事、政治、外交安全之间呈现出战略性的融合互动,从以往运用综合手段维护经济领域安全转变为运用经济、技术等手段维护国家综合安全。日本经济安全政策的战略性转变虽然与国际形势变化密切相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源于日本自身的国家战略驱动、国家安全战略需求以及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传承。当前已经发生战略性转变的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在实施当中也面临着增加财政负担、阻碍技术发展、扩大政企利益背离等一系列问题。

碳中和背景下北极低温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挑战

全球性气候问题攸关世界经济发展,实现碳中和目标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全球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积极探索新的碳减排路径至关重要。全球性气候变暖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性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暖对低温地区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经济发展最适宜区域正逐渐向高纬度地区转移。同时,低温地区特别是北极地区的碳减排潜力越发凸显,这一新形势也为碳中和目标实现和缓解气候变暖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在阐释低温经济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聚焦北极航运、建筑能耗、全球能源与信息互联网络、数据中心等在北极地区具有碳减排潜力的产业,分析北极低温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挑战。

对新加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探究鱼尾狮:新加坡治理体系的关键细节》简评

李韶鉴著《探究鱼尾狮:新加坡治理体系的关键细节》(光明日报出版社2024年4月出版)以全面深刻系统总结新加坡经验为主旨,对新加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是中国学术界新加坡研究领域一项重要成果。

特朗普政府及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回顾——聚焦中美关系

由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华政策,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以及随后的新冠疫情促使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这场因贸易逆差引发的冲突不仅升级为两国之间的关税争端,还扩大到知识产权争端、不公平产业政策、技术霸权、国家安全风险、人权问题、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问题等。2021年上台的美国拜登政府尝试扩展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的联盟体系,制衡发展中的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合作。世界经济正朝着形成独立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中美两国在争夺先进战略产业和企业的同时,也有可能诞生一个新的经济集团。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冲突将加剧,但在全球经济领域,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将推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非洲—欧亚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

中国ESG政策探索与实践进展研究

践行环境(E)、社会(S)和治理(G)理念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企业现代绿色治理的关键手段。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ESG政策的发展脉络,将ESG在我国的发展分为萌芽起步阶段、探索发展阶段和深化提升阶段三个阶段。通过深入剖析我国ESG体系现存的若干问题,提出加大推广和实践ESG理念的力度和深度、分批分阶段有序推进ESG信息披露标准制定、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评级标准、强化对ESG投资的指引和规范,以及加快建设健全的ESG监管体系等政策建议。

保革政治和解与国家发展道路转型--泰国2023年回顾与2024年展望

政治方面,2023年泰国新一轮大选历经波折组成跨阵营的联合政府,最终为泰党侯选人赛塔当选第30任总理,成功化解了组阁危机,“保革和解”推动了泰国民主进程;但2023年大选促进泰国极左翼党派远进党的强势崛起,泰国政治格局由保革长期对立转变为“三足鼎立”,泰国渐趋稳定的政局仍存在政治冲突的风险。经济方面,泰国赛塔政府极力推行“经济疗法”,重启泰国旅游、延缓农民还贷期限、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减免税收等系列措施以提振经济,但受总理选举形成的“政治真空”、出口贸易收缩、制造业指数下降和旅游服务业复苏减缓等因素的叠加影响,全年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外交方面,弘扬“大国平衡”外交传统,恢复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寻求与美国跨国企业的投资合作;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构建与中国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实行“积极主动的经济外交”,加强与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投资、经贸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友好合作;依托东盟开展区域合作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展望2024年,泰国将开启“增量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道路转型,进一步拓展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空间,政治和外交服务于经济增长目标,泰国复苏增长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