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州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分析

九州是日本的重化工业基地、四大工业区之一。二战后,以煤、钢等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日显疲态,污染日趋严重,工业地位不断下滑,经济日渐萧条。为恢复地区经济,九州分别采取了循序渐进政策调整资源型产业,实施软着路;结合区位优势发展新兴替代产业;运用“产、官、学”原则创立“技术城”模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环境改善,推广生态工业园建设,发展循环型经济等一系列整治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成功实现九州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转型。

日本政府促进企业跨国经营的政策体系

日本企业在走出去实行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政府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些支持措施主要包括直接金融支持、财政优惠、投资保险以及信息与技术援助。这些政策既减少了日本跨国公司从事海外经营的风险,也增强了日本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的这些做法为中国政府建立“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支持体系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日本构建循环型社会对我国的启示

资源消耗、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引起各国的关注。为了抑制自然资源消费、减轻环境负担,日本于2000年提出建设循环型社会,现已初见成效。2004年,我国正式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日本循环型社会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节约型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应逐步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量化目标;加强教育、宣传工作;多方合作共同构建节约型社会;增加投资力度,推进专业化的资源循环回收工作。

日本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社会5.0

社会5.0(超智慧社会/Supper Smart Society)是超越工业4.0及信息社会(社会4.0)的一种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是日本政府为应对第4次产业革命以及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态势,以及老龄化、劳动人口减少、资源能源和环境、交通等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新模式以第4次产业革命及其科技创新为技术基础和技术路径,以形成跨界跨国境互联的互联产业(Connected Industries)为产业发展模式,以实现以人为中心的高度人性化的超智慧社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日本力求通过围绕实现社会5.0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科技创新战略,实现国家复兴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略论小泉时代日本的经济政策及其成效

小泉执政之初,日本经济发展状态低迷:GDP增长率长期停滞不前并趋降,存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财政赤字等。小泉执政后,陆续出台了“反通缩对策”、“三位一体”财政改革和邮政民营化等一系列经济对策来刺激经济景气,健全经济结构和优化投资环境。“小泉改革”使日本经济步入自律性复苏轨道,各项经济指标都有较大提升,基本摆脱了萧条局面。但不可否认,小泉执政时期仍存在经济发展易受国际市场影响、人口减少、老龄化以及规制太多等诸多问题。

日本的“新产工特”制度分析

日本的“新产工特”制度是为实现倍增计划和据点开发构想而实行的区域开发政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的大中型重化工业基地,实现产业在空间的聚集,解决大城市产业和人口过密问题,缩小地区间的差距。高速增长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本目标;但在社会经济环境发生转变的情况下,继续长期实行该政策就不合时宜了。

政策时滞与战略超越——评日本经济危机对策

非干预主义者一般抓住政策的时滞问题以否认斟酌处置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日本政府通过把经济危机对策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有机结合,弱化了斟酌处置财政政策的时滞问题对政策效果造成的负面影响,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提升日本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的国家竞争力做了准备。

日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运行特点及效果分析

1961年,日本政府颁布实施了《工矿业技术研究组合法》。以该法为核心,配以一系列相配套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措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政策体系。技术研究组合是日本产业科技创新战略与企业发展需要的有机结合,设立技术研究组合的目的是重点研发具有关键性、基础性和共同性的技术,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实践证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在日本产业技术发展中起到了贯彻国家产业科技战略、部分弥补市场机制缺失、提高科技研发投资效率的重要作用。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评析

东亚经济发展进程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各国(地区)经济发展运动的内在迭加形成了东亚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总绩效和总趋势。因此,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既是一个加速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整体,也囊括了各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若干范示。日本经济是东亚经济发展的引擎,其成功的发展模式颇具典型意义,对我国经济加速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

日本介护保险财源建构模式的最新研究及启示

日本是亚洲首个提出建立介护保险制度的国家,在财源建构模式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其通过颁布《介护保险法》,对筹资对象、筹资比例、各级政府筹资功能及权限分配等内容予以规范,明确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应尽责任。在筹资机制方面,采取税收与保险混合制度,建立财源多元筹措模式,避免形成严重的国家财政负担。在给付机制方面,面对无可避免的财政挑战和困境,日本介护保险制度将给付对象限缩到介护需求程度较高的高龄者。在财源可持续方面,日本介护保险制度通过移转支付制度使财源建构更具针对性与灵活性,专设财政安定化基金及市町村相互财政安定化事业保证介护保险制度稳定运行。自2016年试点至今,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处于改革和立法的关键时期。日本介护保险制度的财源建构模式,对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日本政府推动下的公司治理改革及其股票市场效应

20世纪90年代前后,日本股票指数和房地产指数相继暴跌,使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30多年之久的低迷期(又被称为“失去的三十年”)。安倍晋三再度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后提出了以公司治理改革为重心的经济振兴计划,菅义伟和岸田文雄政府则保持了安倍经济学的连续性。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战略支点就是通过公司治理改革释放企业潜在价值。为此,日本银行创造了超低利率环境,并通过资产购买计划支持资本市场,日本交易所集团则通过公司治理改革实施细则规范和推动股东友好型的公司治理制度建立。改革进程虽较为缓慢,但成果已经初显,也获得了海外机构投资者的认可。最近两年,大量海外资金涌入日本股市,2024年第一季度,日经225指数屡创历史新高,上市公司的潜在价值正释放出来。

经济安全战略影响下日本企业的应变研究

经济安全战略已经把日本企业与国家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经济安全战略在日本企业经营思想、发展机会、供应链构建、技术研发与保护等方面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企业一方面受到了更多、更严格的规制和约束;另一方面也获得了资金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受此影响,日本企业不得不在经营思想、治理结构、经营实践等方面考虑经济安全战略的目标与要求,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同时,日本企业在应变当中也面临着以政企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为代表的传统关系调整问题,以及以成本提高、专业人才缺乏、技术外泄等为代表的企业自身生产和经营实践上的问题。

中日产业政策范式变迁的差别及其根源

尽管同为典型的发展型国家,但是中日两国产业政策的范式变迁的启动方式明显不同。中国的产业政策范式变迁启动迅速,涉及大量产业,可以概括为适时的全面变革;日本的产业政策范式变迁久拖不决,仅在近年局部重启,可以总结为迟疑的局部调整。依据主流政策理论,可以发现这种差别源于经济结构与经济理念的不同。在中国,基于自主原则的发展主义抑制了特定经济学流派的影响,为政策范式的变迁创造了可能,国际经济关系的内在张力为政策范式变迁提供了动力。在日本,长期处于主流经济理念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限定了政策范式变迁的空间、压制了国际竞争力下降引发的政策调整压力,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使得政策范式变迁出现在特定产业。

日本结束“负利率时代”的政策演变、实践效果与前景分析

日本央行解除负利率政策、上调短期政策利率是在对日本历史利率环境、国内经济环境以及国际环境等多方面进行考量的基础上提出的,是日本央行摆脱结构性通缩、维持经济复苏的重要政策手段。日本央行希望通过解除负利率政策使日本利率正常化,形成“工资-通胀”之间的良性循环,维持现有来之不易的景气局面。但是日本央行渐进式加息的“鸽派态度”加速了日元贬值,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水平提升,减弱了日本银行加息政策带来的正面效应。在日本央行加息周期与美联储降息周期叠加的状态下,日本央行的加息政策可能无法有效解决日本结构性通缩问题,甚至难以维持现有复苏局面。在未来,日本央行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但将以渐进式方式调整,由于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政策影响的不确定性将被进一步放大。

日本关键矿产政府保障措施的分析与比较——以《资源确保战略》和《新国际资源战略》为例

关键矿产对实现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战略意义。日本作为资源短缺型国家,高度依赖海外关键矿产供应的发展格局,严重制约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和技术安全的有效保障。日本政府先后发布了《资源确保战略》和《新国际资源战略》,将关键矿产保障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以构建多维度、立体化资源保障体系为战略目标导向,采取了攻守兼备、政企协同、内外联动、全链布局、供需调节的战略推进路径。系统分析与比较两次战略中日本关键矿产政府保障的核心措施,共同点在于,日本聚焦海外资源权益获取、国内矿产储备制度建设、冶炼能力提升、替代材料开发和循环利用等关键领域,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然而,全球资源形势、产业升级态势以及能源转型格局的快速变化使得日本关键矿产的政府保障动因有所不同,在保障目标、矿产清单、海外开发、国内保障等方面也呈现出新的变化。展望未来,虽然日本政府确定了总体资源战略下关键矿产保障一体化推进的重点方向,建立并不断调整资源保障机制,但政策目标的多元性、利益诉求的差异性、政策工具的交叉性及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复杂性等仍是日本关键矿产政府保障的现实挑战,这将深刻地考验日本在面对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等重大问题时的决断力与平衡力。

日本城乡融合发展中农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分析与启示

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要措施。研究表明日本虽然是以超小规模农户为主体的国家,但在城乡融合发展中不断优化农地资源配置,近年来,农业企业数量增加、户均经营规模扩大,经营主体年轻化趋势明显、进而促进了农业经营性收入增加。其主要政策是放宽农地流转政策门槛、提升撂荒农地的持有成本、搭建农地流转公共平台、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助力规模经营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基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现状,建议稳步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完善集体经济所有权制度、中介组织协调功能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强财政补贴力度。

日本商业数据保护模式中促进数据流通的机制及启示——以限定提供数据制度为例

促进数据流通的关键在于妥善处理数据流通当事人的关切事项。传统商业数据保护模式存在保护范围受限、高度依赖意定、价值导向相悖等缺点,不能有效地平衡数据保护与数据流通。日本限定提供数据制度从促进数据流通的角度出发,参照敏捷治理范式,创造出新的数据保护规则。将保护范围延伸到流通潜力更大的公知数据,为规制涉及数据流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确立了明确规则,并通过强调救济程度适中,树立无碍数据流通的价值导向。效果上,得以克服传统商业数据保护模式缺点,提高数据流通当事人流通意愿,在实现保护数据的同时兼顾促进数据流通,最终助力数据产业健康均衡发展。我国借鉴时需当取长补短:一是以数据公开程度为商业数据分层保护标准,以在底层逻辑上更好容纳促进数据流通的机制空间;二是将“采取管理措施”作为商业数据受保护要件之一,以平衡外部人员利益、提高数据流通效率等;三是数据保护立法也应考虑对被数据化的对象的保护,尤其是针对组织作为被数据化的对象的情况。

岸田政府“新资本主义”理念与劳动力市场改革——对理念要点“分配”的解读与分析

日本岸田首相在当选后力推“新资本主义”愿景。与以往的“新自由主义”相比,“新资本主义”更加注重经济分配,旨在通过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新自由主义”和“新资本主义”都注重经济增长,但“新资本主义”的分配战略是其与以往“新自由主义”的明显区别。然而,目前来看,“新资本主义”中分配战略所包含的政策本质上缺乏新意,大部分是以往政策的延续和拓展。此外,日本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固有的结构性问题,“新资本主义”愿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信托制度在老龄社会运用的日本经验与启示——以民事信托产品的开发为重点

人口老龄化问题深刻地影响着日本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法律制度的构建。信托具备的独特转换功能契合日本老龄社会的财产管理需求,其被有效运用在家族财富的代际传承、家族经营事业的有序交接以及防范中老年人士免受财产欺诈与不当侵吞等方面。伴随日本信托法条文的日臻完善,信托银行对类遗嘱信托在实践中的推行、协调信托与成年监护制度的并用、利用信托财产管理与传承功能的搭配,促进了信托产品种类的拓展与信托业务的民事信托化,推动了信托制度在日本老龄社会的活用。在对日本既有经验的整合和取舍上,我国需进一步完善信托与遗嘱、监护等既有民事制度的有机衔接;信托业务的转型不应操之过急,服务信托的类型深化应为消极信托的适用保留空间;同时破除受托人唯信托公司的垄断思维并拓宽个人信托的利用。

岸田文雄“新资本主义”政策的逻辑与前景

岸田文雄的“新资本主义”政策是在对日本长期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进行系统性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其内在的理论渊源、政策框架和运行逻辑。岸田内阁希望通过“新资本主义”政策解决日本经济长期存在的增长停滞和阶级分化等问题。通过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正,强化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寻求分配公平基础上的增长,力图通过强化高科技投资增强日本国际竞争力,为日本经济寻求新的增长动力。但是,“新资本主义”政策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主体向凯恩斯主义妥协的产物,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不但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甚至可能使日本陷入新一轮危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