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能源风险、技术应用与技术进步机制

分散原油进口的国别结构对于保障一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在"成本驱动型技术进步机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短期"成本驱动型技术应用机制"和长期"风险驱动型技术进步机制"假说,并构建了一个包含能源进口的经济增长决定模型。利用日本1988年1月～2010年10月的月度数据,对工业总产值、原油进口的价格与数量以及原油进口地理集中度共4个变量进行了短期和长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经验性证据表明:日本同时存在着上述两种机制,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都足以抵消石油价格冲击的负效应,促进经济增长。此外,日本调整原油进口地理集中度主要是控制原油进口数量的不确定性,而非原油进口价格波动的风险。本研究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解释了能源安全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基于产品建构的能力构筑:自主创新的一个中层理论

自主创新战略的形成过程导致相关研究的主体是抽象的宏大理论和具体的经验研究。缺乏关于自主创新的中层理论的后果之一是不同时期赶超型国家的创新活动的特殊性被忽视,而这种特殊性是设计具体的创新战略的基础。以产品建构理论来定义作为衡量赶超过程的关键变量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以两种能力的相互关系为核心,构筑关于自主创新的一种中层理论,并以其为基础来讨论自主创新战略的设计原则,对于中国创新活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战后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日本在战后的短短十几年,通过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迅速提升了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日本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创新模式,其演进过程表现为"模仿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原始创新"的基本特征。回顾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演变过程,我们发现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是日本技术创新顺利开展和实施的重要保证,同时也得益于针对不同模式的特点有选择性综合使用。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要做到强化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力军作用、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源泉作用,充分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在技术创新中的支撑作用以及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引导作用。

大国博弈下的后起国家现代化及其产业技术进步路径研究——对日本经验与教训的一种历史解析

以中国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原点,通过对日本的产业发展历史进程进行观察与比较,思考一个后起国家技术进步路径与他的国家现代化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联系,以及这类联系对后起国家、尤其是后起大国所追求的国家现代化具有的影响,可能是件有趣且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把具体的产业技术领域置于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去分析和看待,则可以使我们认识技术是在什么样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影响一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尤其是通过什么途径施加影响的。以此借鉴日本的经验与教训,用符合国情和产业实际的技术进步路径,使之成为生产力在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上所起杠杆作用的着力点,我们就有可能在从后起者向领先者的转变中,有力地推进中国的国家现代化。

从《半导体数字战略》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上游优势

半导体是现代电子产业的核心和信息化社会的基石。二战后,日本半导体上游产业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并在21世纪初逐渐形成了半导体产业的上游优势。为了增强国际竞争中的科技竞争力,挽回“失去的30年”,2021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半导体数字战略》,通过“三步走”计划来扩大日本国内半导体的生产能力,并从原料保障、新材料开发、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若干举措以巩固其上游优势,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日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分析与展望

当前,在气候危机、能源安全和局部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各国积极加快氢能源推广应用。在氢能源应用领域,氢燃料电池汽车靠零排放、零噪音和节能环保等优势,逐步受到各个国家的重视。中日两国在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上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各自拥有不同的发展优势。作为先发国家的日本,具有技术先进、产业协同度高及国家战略重视等优势;而刚起步的中国,在市场需求及加氢气站建设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两国除了自己所面临的个性问题外,依然存在核心技术瓶颈、成本过高和市场规模尚小等共性问题。那么,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总结日本的经验教训,对促进本国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而面临一定困境的日本,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解决一些发展困难问题。因此,分析中日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状况、优势及日本经验,探讨中国可向日本借鉴学习之处,以便进一步展望未来两国为解决困境探寻可能交流合作的领域。

日本军民两用技术政策历史考察与现实剖析

2015年日本防卫省推出“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从而实现了在战后由军事支出来资助民间科学研究的政策突破,这也是当前日本军民两用技术政策变化的突出表现。日本的军民两用技术政策由来已久,当前日本军民两用技术政策的变化中或多或少地蕴含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含义。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日本在战争以及备战时期军需工业动员、国家总动员下军民两用技术政策以及在重化工业化时期把国外先进军用技术转为民用的政策与实践。通过历史考察,总结日本军民两用技术政策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而全面、深入地剖析当前日本军民两用技术政策的现实变化。虽然当前日本军民两用技术政策变化受到国际环境的很大影响,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日本国内各种因素的变化。在外部限制和内部约束下,当前日本军民两用技术政策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从而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其实施效果。

日本促进企业创新的科技政策:制度环境、基本逻辑与经验启示

经济社会基本制度制约着科技创新的政策设计,科技政策设计与运行塑造着多方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关系。通过搜集分析新世纪以来日本最大官方智库——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的科技政策相关研究,重点分析市场环境、政治环境、行政环境和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科技政策设计的制度环境,从中厘清日本科技政策设计的基本逻辑,即技术官僚主导政策关注点,基于企业规模与“科学-技术-产业”的分类政策设计,经济安全保障的政策底色,以及充分利用海内外资源的政策要旨。由此获得对中国科技政策设计具有启示意义的相关经验。

日本筑波科学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模式研究

日本筑波科学城经过20年转型发展初步构建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包括高精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创新创业服务生态系统。高精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方面,筑波科学城围绕重点领域构建多个产业创新网络,初步形成风险企业主导型、域内资源整合型、跨区域资源整合型等高精尖产业发展模式,从构建国家战略主导下的高精尖产业梯次推进格局和构建全链条式创新网络体系两条路径推动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创新创业服务生态系统方面,筑波科学城构建了创新创业服务生态"五位一体"模式,并呈现大学和大院大所主导、集约化和平台实体化3个特点,其存在的问题则表现为风险企业持续发展活力不足和地方扶持力度不够。两大系统间的互动关系为我国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建设提出可供借鉴的经验。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动态及政策分析

技术创新实力是一国竞争力高低的核心体现。日本在追赶欧美的过程中,依靠"技术引进吸收再创新"战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技术创新模式,然而,日本却在完成追赶后陷入了"追赶锁定效应"中。日本政府为走出经济低迷,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其技术创新体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特征。本文总结了日本技术创新战略的演变,对近年来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动态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日本的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活跃;基础研究偏薄弱;传统制造业中运输机械器具行业"一枝独秀";高技术领域倾向于生命科学、信息通讯等行业;产学合作中国立大学和大企业发挥主导作用;风险资本发展落后,创新环境有待改善。本文亦从法律、科技、开放、管理四方面梳理了日本政府为促进技术创新采取的主要措施,为我国借鉴相关经验提出启示。

日本适应驱动创新科技人才发展机制分析

日本在科学技术创新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借鉴日本成功经验有利于我国适应驱动创新的科技人才的发展。适应驱动创新的科技人才应当具备独创思维意识、一定程度的领域知识和全球战略视角。日本适应驱动创新的科技人才发展机制由培养机制、引入机制和保护机制三方面构成:构建官产学合作教育培养机制,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综合运用海外引援和就地取材的人才引入机制,积极引入海外优秀科技人才为日本效力;注重法制和医疗体制建设,保护科研成果和保障创新人才健康。

日本新一轮科技创新战略:“新层次日本创造”与“社会5.0”

日本自2013年以来发布实施新一轮科技创新战略,力图以此推动经济复兴和国家复兴,大幅提升日本的国家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经济复兴和社会发展是其新一轮科技创新战略的两个重要任务。为此,一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智慧化、体系化、全球化的"新层次日本创造",使日本从制造强国迈向顶级创造强国;二是要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变革,率先跨入超越"工业4.0"和信息社会的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实现以人为中心的高度人性化的"社会5.0(超智慧社会)",使每个人都能够享受便利与舒适的生活。

技术创新视角下日本经济的赶超与停滞

二战后,在"创新立国"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日本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性模仿能力",积极开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知识密集型创新,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赶超奇迹。近年来,尽管日本已稳固了其科技强国的地位,但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下降、技术红利锐减,亦是不争的事实。技术创新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这对于创新红利已接近充分释放的日本而言,停滞效应是必然的。与此同时,日本始终奉行的官商一体技术发展路线与产品研发战略,不仅忽视了有关基础研发能力的培育,更在制度层面制约了自身向创新型经济体的顺利转型,这也是造成日本经济赶超效应停滞的直接原因。

创新激励、创新效率与经济绩效——对弗里曼的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分析补充

弗里曼虽然利用国家创新系统概念解释了"日本是怎样借助技术政策走向成功的",并得出日本经济的成功取决于其拥有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的结论。但在解释日本为什么能借助"国家创新系统"走向成功时,却忽视了日本在重塑产业体制过程中所形成的非市场治理结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而且由于缺乏对"临界性"是国家创新系统的基本属性的认识,导致了对日本创新系统评价的偏颇。本研究通过补充弗里曼对日本国家创新系统分析的不足,分析日本国家创新系统的创新激励机制及其临界性对创新效率、经济绩效的影响,指出日本经济绩效的逆转是缘于日本国家创新系统创新效率的降低。

技术创新对日本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应对

技术创新已成为日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新一轮技术革命给日本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技术创新通过多重效应叠加影响日本劳动力供需关系,促进就业结构及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供给不足对日本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技术创新并没有给日本劳动力就业总量带来显著的替代压力,但结构性冲击不可避免,就业结构呈两极化趋势发展,中间层技能岗位容易被替代,技能需求发生本质性改变,对就业的挤出风险不容忽视。政府政策制定部门应把握新时期技术创新的特点及新业态发展趋势,适时进行政策调整,完善相关就业保障政策,减少技术创新对劳动力就业替代的途径,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就业的积极效应,最终实现高质量就业。

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适应性演进与创新共生性分析

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不仅促成日本技术从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也帮助日本产业实现从技术优势向市场竞争优势的转换,推动日本成功实施技术赶超。分析日本知识产权制度的动态演化过程、演进动因与创新参数的演变走势,可以为我国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借鉴。日本的经验表明:只有当一国的技术实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强化知识产权制度才能产生创新激励效应,而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能够促进知识产权产业化和商业化,最大化创新收益。

从“合作”到“事业”:日本在东南亚的水务战略

水务领域是日本政府发展援助的传统重点领域,近年来,日益成为日本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新兴增长点。这既源于国际市场需求和竞争压力的变化,也与少子过疏化和财政困难等日本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结构性变化息息相关。日本在东南亚的水务战略由此逐渐从援助视角下的"合作"向商业视角下的"事业"转变,并且实现了两者的相互促进、协同发展。在国内政府引导与机构设置的基础上,日本在东南亚各国的水务实践注重公私伙伴关系的建设,强调企业与地方政府"官民互动"以及多元主体的协同配合。这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日企研发与生产基地跨国转移的趋势及关联性研究

近年来,不少日本企业宣布关闭在华工厂,转向在东盟国家投入生产。通过以日本企业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日企在中国、东盟、日本三地的生产基地、研发基地流动网络模型,勾勒出2006—2019年间日企生产基地与研发基地在中国、东盟等地的流向动态。再计算网络密度、出入度中心性和QAP分析等网络指标,发现日企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盟国家和日本是长期的趋势,越南将成为中国吸收日企生产基地转移的最大竞争对手。日企在转移生产基地的同时,研发基地也随之转移,且生产基地对于研发基地转移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为此,中国应在发挥自身市场、供应链等优势的同时,加强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研发制造协同环境构建,以提升对日企的吸引力。

日本产学官联合模式的政府推进路径及大学实绩分析

1996年日本政府启动了首个五年期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如今已进入第四个五年期计划（2011～2015年）尾期，日本政府借鉴美国大学TLO制度①逐渐形成了由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大学科研活动为核心的产学官联合模式，此模式的政府主体路径及相应的大学实绩状况值得深入分析。日本政府在产学官联合模式中充分诠释了宏观调控的应然性角色，通过合理的顶层设计与积极的统筹规划，有效加速了产学官联合模式里日本大学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的进展，更重要的是作为产学官联合模式核心的大学科研活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中日科技合作:演进历程、新挑战与破解路径

长期以来,在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机制框架下,双方在产学研联合研究、技术合作、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多方位的合作,促进了中日两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长期的合作与磨合,中日科技合作形成了完善的合作机制与渠道,具有互补性强、合作领域广泛、潜力巨大、双赢共赢效果突出等基本特点,结出了累累硕果。但是,随着国际政治与大国间博弈的加剧,日本对华科技竞争与防范意识提升已然影响双方高科技领域的合作。鉴于此,中国应立足双方互补性,系牢与日本在前沿与关键科技领域的利益链条,降低日本对华局部"脱钩"的可能性;聚焦双方共同利益,力争在碳中和领域深化中日合作,拓宽科技合作的领域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