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产业政策复兴:目标、特征与启示

长期以来,自由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美国政府也在国际上反对产业政策的使用。但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出现复兴,主要体现在直接干预型产业政策明显增多、推动产业本土化归岸化、加强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加大新兴产业扶持力度等方面。从历史上看,产业政策在美国的崛起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随着二战后美国取得全方位遥遥领先的地位,其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转向更加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重点支持科技创新,鼓励自由市场竞争,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实施适度干预。当前美国产业政策复兴呈现出产业补贴的使用增加和力度加大、竞争前环节仍是产业政策的重点、联邦产业政策多以法案形式出台、注重不同政策间盟友间的协调配合等新特征。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政策仍然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手段,但随着我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迈进,也需要对产业政策进行调整。美国产业政策复兴对于我国全面认识产业政策的作用、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国企业ESG表现对其经济效益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上市企业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提出,ESG投资概念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重点。在ESG信息披露成为企业刚需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更为复杂,ESG信息披露行为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也有待讨论。为此,本文根据数据可得性筛选得到2008—2020年我国沪深板块上市的3685家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wind数据库、CSMAR上市公司环境研究等数据库,从企业ESG信息披露完整性及实际风险两个维度出发构建ESG发展指数,用于全面测度中国企业的ESG发展现状;同时尝试从债权人和股东投资信心等层面探讨企业ESG表现对其经济效益的传导机理。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对于其经济效益呈现正向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效应对于不同ESG表现水平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路径分析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能够提升投资者信心,进而显著改善了企业经济效益。

全球视角下的企业ESG绩效驱动因素解析

企业是践行可持续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主体。企业需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统筹提升环境(E)、社会(S)、治理(G)三个维度的ESG绩效。基于外部压力和内部实力,本文预先设定了国家背景、行业属性、金融实力三种因素驱动企业改善ESG绩效的理论假设。为检验假设,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多层线性模型对来自55个国家、共计6139家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企业规模、风险管理和社会声誉的情况下,国家可持续发展水平、行业绿色发展水平、企业金融实力仍能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其中,国家和行业变量不仅直接促进了企业ESG绩效的提升,还在更高维度上通过调节CFP-ESG的关系间接促进企业ESG绩效的提升。本研究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能为投资者评估并筛选出ESG绩效优异的企业提供科学参考。

日本构建大学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实践与启示

在知识经济的社会背景下,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成为大学提高学术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日本遵循“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战略目标,以知识生产、创新网络、生态系统、价值共创为理论基础,利用政策和不同层次路径的实践来构建大学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综合研究型大学的跨学科建设,从知识开发上着重增加知识生产存量,建设大学创新生态系统;以产学研的合作为主要推动手段促进知识的流动性,增加知识流量,建设特定领域创新生态系统;以开放式创新合作基地建设作为价值共创手段,从知识的转化中推进知识生产,建设平台创新生态系统。大学主导型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为日本带来积极的实践效果,具有可持续性、大规模和整体协调性特征,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通过日本的经验总结,为中国构建和优化大学主导型知识生产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带来启示。

美日欧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的逻辑解构与比较分析

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链安全保障措施,显著影响国际分工体系。以“指导思想—政策工具”为分析框架,可以相对全面而有效地解构其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的逻辑。在指导思想方面,美国旨在追求“美国优先”的绝对安全与霸权地位,日本总体继续坚持“综合安全保障”的理念,欧洲国家则主要强调“战略自主”。政策工具设计分三个层面实施:在国家层面,美日欧都强调重塑制造业生产能力,但侧重领域不同;在区域层面,美日欧更强调近岸外包与友岸外包并行,并辅之以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在全球层面,构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和强化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权是其关键诉求。展望未来,一定时期内美日欧的产业链安全保障机制的实施将对中国产业链安全造成较大挑战,以区域合作为关键机制的多链并行或将成为重要趋势。

汇率方法与购买力平价方法视域下的中美经济规模比较

以汇率方法和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美经济规模会得出不同结论。近两年中国以汇率方法计算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的差距有所扩大,实际上这是由美国价格水平上升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造成的。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一直高于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在2017年超过美国,其后超过美国的幅度不断扩大。但是,国内生产总值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并不能完全反映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转变经济发展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载体,具有创新驱动、环境友好、融合发展等特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三次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优势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存在“结构性陷阱”突出、创新能力不足、同质化竞争明显等问题,应从加强科技创新、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全域开放合作、促进成渝差异化发展等方面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美国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结构与运行特点分析

面对军事战略转型牵引、新型战争形态推动、新军事技术驱动的现状,美国逐步构建起完善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形成良性运转的国防科技创新生态圈,呈现“需求导向、体系完善、保障完备”特征,具备“总体战略-作战应用-专项支撑”三级顶层规划机制,可有效保障美国利益。

历史大视野下的大跨越:秘鲁的中国移民

早在“大帆船贸易”时代,居住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就通过太平洋航路经墨西哥来到秘鲁。秘鲁独立后,一批批“契约华工”被运送到秘鲁从事重体力劳动。多数人在契约期满后留在当地营商,或从事其他行业。1874年,清政府通过与秘鲁交涉,正式废止了“契约华工”制度,此后华侨基本上以自由劳工身份前来秘鲁。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华侨入境人数经历了从限制到放宽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的到来改变了秘鲁华侨华人的人口结构。

美国重塑产业链供应链的措施、影响及对策

2008年至今,美国政府形成了以“在岸生产”为核心、以“近岸外包”为支撑、以“友岸外包”为保障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政策体系。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态势得到缓解,海外供应链调整加快。尽管如此,美国强行推动国际供应链重塑有违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全球化大势,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持续负面影响,并最终损害美国自身经济。美国重塑产业链供应链政策对我国产业发展与供应链安全有重要影响,应对美国“脱钩断链”需要系统施策。

西雅图“科技创新之都”建设对杭州的启示和建议

西雅图位于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西北部,总面积15203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万。2023年,西雅图都市区的GDP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排名美国城市第9位、全球第18位。根据全球知名政策咨询和研究机构Startup Genome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业生态系统报告》,西雅图创业生态排名全球第10位。西雅图作为美国著名的“科技创新之都”,微软和亚马逊两大云计算巨头都坐落在这里,与杭州的城市定位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发展经验对杭州建设创新型城市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相互依存武器化”背景下的泛安全化解析——以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为例

伴随“相互依存武器化”在理论和实践维度的展开,一些国家对相互依存的认知发生了巨大转变。在“相互依存武器化”时代,国家的首要目标并非是确保如何从相互依存中获益,而是确保如何在相互依存中避免损失。“相互依存武器化”恶化国家安全环境,并在国际秩序变革的不确定性影响下,形成泛安全化威胁认知,进而在泛安全化实践中扩大了国家的政策困境。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是“相互依存武器化”的典型案例。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经过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泛安全化认知得以形成并逐步深化。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泛安全化实践包括极度泛化的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规模空前的机构改革与产业政策调整,以及无所不包的多维“盟伴”体系网络。在“相互依存武器化”的驱动下,美国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届政府不断强化泛安全化认知,以“脱钩”“小院高墙”“去风险”等不断强化对华科技竞争,构成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主线。“相互依存”具有双重效应,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科技战,干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不仅使自身陷入科技、经济和联盟的困境,也使全球化进程受阻,其政策难以具有可持续性。

供应链政策与供应链效率——基于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准自然实验

提升供应链效率是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亦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借助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以2013—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试点政策对供应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供应链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创新效率、优化内部控制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供应链效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国有企业、供应链关系紧密程度低、知识产权保护强地区以及所处试点城市的企业,试点政策对供应链效率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拓展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存在行业溢出效应和经济后果,试点政策对同行业非试点企业供应链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效率促进企业绩效。

拜登政府对华出口管制主题态势解析及应对策略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以应对中国挑战为目标,使用“综合威慑法”得以从战略上“竞赢”美国的地缘经济和政治竞争对手——中国,出口管制是美国政府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的撒手锏。本文采用2021—2022年拜登政府的官方文件等开源资料,运用社会网络和文本聚类的分析方法,系统解析拜登总统任内对华出口管制的焦点主题。研究表明:“科技”“军事”“供应链”“新疆”是拜登政府对华出口管制的关注重点,且热度交替演进。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出口管制政策,并在此基础上重视出口管制与其他制裁工具间的联动,进一步强化联合其他国家构筑“去中化”的高技术联盟。

特朗普政府及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回顾——聚焦中美关系

由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对华政策,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以及随后的新冠疫情促使中美贸易摩擦尖锐化。这场因贸易逆差引发的冲突不仅升级为两国之间的关税争端,还扩大到知识产权争端、不公平产业政策、技术霸权、国家安全风险、人权问题、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问题等。2021年上台的美国拜登政府尝试扩展以民主价值观为纽带的联盟体系,制衡发展中的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国际合作。世界经济正朝着形成独立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中美两国在争夺先进战略产业和企业的同时,也有可能诞生一个新的经济集团。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冲突将加剧,但在全球经济领域,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将推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非洲—欧亚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

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对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塑造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再次兴起。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质,表现为“美国至上”的优越感、“边疆主义”的扩张性、“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和“臆造敌人”的非理性。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技术霸权主义,它通过作用于大众对国际环境的感知和解读,塑造对华认知,开展国内动员,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目标和手段。美国对中国信息通信业的打压生动诠释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作用机制:臆造中国相关产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丑化中国企业形象,制造不实舆论,滥用立法、行政、司法手段,拉拢裹挟盟友共同对华施压。面对中国科技的加速追赶,以维护霸权为根本目的的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发挥影响,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

收入分配、商业医疗保险和医药创新--基于美国的经验分析

本文探讨了收入分配对医药创新发展的影响,并阐释了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机制。基于2013—2020年美国51个州和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机制检验程序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收入分配与医药创新之间存在着倒“N”型非线性的影响关系。(2)在收入分配影响医药创新的路径中,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是影响机制之一。(3)不同的收入水平对医药创新的作用不同,表现出门槛效应:过大的收入差距抑制医药创新,跨过第一个门槛后,适度的收入差距将该效应由负转正;经过第二个门槛后,收入差距过小也将对医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这是由于收入差距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也存在着相似的两个门槛。研究结论经过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可以为防止收入差距扩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以实现对商业医疗保险的购买,形成创新药物的有效需求等政策制定提供证据支撑,对推进医药创新在我国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中的盟伴选择:一种结构性权力的视角

外交联合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不对称优势,美国在不同议题领域对盟友和伙伴进行了联合。当前,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仍然是国家科技竞争涉及的主要结构,在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四大结构下的不同领域成为了国家结构性权力的重要来源,而在不同结构下拥有较高结构性权力的国家则是美国进行联盟和拉拢的重点对象。由于美国在金融结构下具有显著的不对称优势,美国更加倾向于在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下挑选具有较高结构性权力的国家,使其成为自身的盟友和伙伴。由于一个国家可能在多个结构下具有较高的结构性权力,美国在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下进行的外交联合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盟伴体系。通过对美国在安全、生产和知识结构中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结构性权力的视角为理解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

中国生态环境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评估

构建合理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是科学监测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关键,为有效监测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本研究构建了一套与IAEG-SDGs全球指标框架吻合、对应生态环境部主管部门职责且有数据支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指标体系,对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可持续发展子目标及评估指标的状态和发展趋势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子目标整体表现较好,但具体表现仍然存在差异。据此,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可持续发展目标评估体系、强化重点领域短板研究、提升中国生态环境领域SDGs的整体表现和增加国际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接纳度与认可度等政策建议。

中国ESG政策探索与实践进展研究

践行环境(E)、社会(S)和治理(G)理念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企业现代绿色治理的关键手段。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ESG政策的发展脉络,将ESG在我国的发展分为萌芽起步阶段、探索发展阶段和深化提升阶段三个阶段。通过深入剖析我国ESG体系现存的若干问题,提出加大推广和实践ESG理念的力度和深度、分批分阶段有序推进ESG信息披露标准制定、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评级标准、强化对ESG投资的指引和规范,以及加快建设健全的ESG监管体系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