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技术政策—技术路线图框架构建与实证分析--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

在传统技术路线图的基础上,构建面向颠覆性技术及其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技术路线图框架,提出防御型、培育型、赋能型3类政策工具在用户需求、市场、产品、技术、参与者5个维度上的作用机制及其顺序逻辑。在此基础上,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综合采用案例分析和荟萃分析方法,验证该框架的解释力。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技术路线图框架从社会—技术系统转型视角阐释各阶段政策工具与颠覆性技术及其新兴产业发展间的互动演进规律,并提出早期阶段应以防御工具为主,侧重支撑知识空间形成;成长阶段应以培育工具为主,侧重建立良好利基功能;转型阶段应以赋能工具为主,通过适应性和转换性手段促使新旧范式平稳转换。

开放式创新、专利保护与创新绩效

研究开放式创新与专利保护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我国“双碳”目标中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基于2000~2021年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和引用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开放式创新和专利保护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开放式创新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单门槛效应;专利保护对于创新绩效具有双门槛效应;开放式创新对于专利保护具有单门槛效应;专利保护对于创新绩效的影响有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条路径。结论表明,开放式创新与专利保护相辅相成,企业应在开放式创新基础上建立健全专利保护策略,促进合作的同时保护自身创新成果,以实现更高的创新绩效。

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非线性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解决环境污染和实现碳减排目标的重要手段。基于2011—2021年中国内地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参数与非参数方法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分析能源消费结构及产业结构的中介作用,同时探讨环境规制、科创支持、市场化程度和公众关注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呈显著倒“U”型关系;②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倒“U”型关系仅在非资源型城市、低碳试点城市和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体现明显;③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既能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又会通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增加碳排放;④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关注、科创支持和市场化程度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倒“U”型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使倒“U”型曲线更陡峭,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倒“U”型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使倒“U”型曲线更平缓。据此,提出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加强政策配套支持、完善市场机制、构建政府公众共治体系等建议。

知识产权政策对制造业市场竞争力的影响

基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的准实验,利用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数据,结合三重差分模型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对制造行业的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作用。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设立对不同制造行业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高技术行业的竞争力相较于传统行业得到进一步提升;对于低股权集中度、国有性质以及大规模等特征的制造业企业,其影响存在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影响运营成本以及提高关键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不同制造行业市场竞争力出现差异性变化。据此提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完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扶持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联盟等政策建议。

中国潜在自主可控关键产品识别与突破路径研究

系统分析中国潜在自主可控关键产品突破时序路径,是逆全球化背景下全面防范和化解“卡脖子”潜在风险的关键。基于1995—2021年243个国家(地区)出口产品数据构建产品空间网络模型,识别全球核心产品及中国潜在自主可控关键产品,基于产品能力和网络核心性构建优先度指数,挖掘潜在自主可控关键产品突破路径。研究表明,在2021年核心度前10%的124种全球核心产品中,共有54种中国潜在自主可控关键产品,其突破路径为:充分利用机械与电力设备、基本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领域已有的产品能力基础,优先突破光学显影和金属工艺等领域的基础关键产品,再进一步突破机械与电力设备、光学与医疗等精密仪器、塑料与橡胶制品业等领域高端关键产品。

以新型举国体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我国高科技企业受国外限制的事件频发,充分暴露出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短板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的“卡脖子”制约成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中之重。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等特征,很难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因此,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利用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举国体制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然而,传统科技举国体制也存在一些弊端和风险,新时代下应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框架,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统筹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科研人员的无私奉献和物质激励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科技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化策略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一直处在世界领先地位,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是缔造美国科技优势地位的最关键因素。无论是面对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还是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总是能通过联邦政府的政策调整、立法改革为本国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不断优化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使得美国将危机变为转机,牢牢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在二战后长期保持世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

政府干预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科技事业发展的先行区,明确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对于打造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政府干预为研究视角,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Tobit模型以政府干预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上海、宁波、苏州、杭州、南京的效率值排在前5位,但是城市群内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悬殊,区域空间格局极不平衡,其中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水平均对提高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议长三角各地政府围绕从科技创新资源投入至产出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并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基于TOE框架的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路径研究——专利战略化申请视角的分析

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实现效益可持续增长和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在专利数量与质量层面均呈现出显著的提升趋势。在此背景下,国内企业申请专利的动机不再仅限于技术知识保护的单一目标,还包含了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声誉和增加谈判筹码等。因此,我国企业以多动机并存的方式进行专利布局,而多元化的专利战略化申请动机对企业创新活动与结果产生了异质性影响。以中国医疗制造型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探讨技术(发明专利战略化申请动机)、组织(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广度与深度)和外部环境(政府经费支持与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多元影响路径。研究发现:①企业发明专利战略化申请动机、技术知识基础特性以及外部环境之间存在联动匹配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引致企业高创新质量与非高创新质量的组态结果呈现出因果非对称性关系;②引致企业高创新质量的组态路径有技术与组织协同型(P1)及技术—组织—环境耦合型(P2、P3)共3条,以及发明专利战略化申请的阻挡动机与国际市场开拓动机是引致企业高创新质量的关键要素;③企业高创新质量背后涉及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通过多种组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企业的创新质量。研究结论为企业在不同外部环境与内部知识资源的条件下,根据不同发明专利战略化申请动机,更好地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以实现创新质量提升提供了理论指导与管理启示。

知识产权战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作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先行示范区发挥着重要作用,知识产权战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有积极意义。基于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验证知识产权战略是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战略能够显著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和倾向得分匹配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来看,知识产权战略通过专利补贴促进效应和技术创新激励效应显著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WOS数据库中跨国农业科技论文合著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和QAP回归模型,剖析2006—2020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网络整体结构指标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且各指标优化速度快于全球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网络。(2)“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全球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网络去中心化趋势均较明显,多核共存特征更加突出。(3)中国和意大利在合作网络中同时扮演着核心者和中间人角色。(4)合作网络呈现出双向溢出、主受益、“经纪人”3种类型的块集聚特征,亚洲国家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引擎。(5)制度、经济、科研和认知邻近对3个阶段的合作网络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空间邻近对合作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进一步重视跨国农业科技创新合作,明确自身在合作网络中的地位与角色,充分借助网络核心国家的重要作用,加速融入农业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核心网络.

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理论基础、历史规律与现实路径

新质生产力兼具时代特殊性与历史一般性,与非新质生产力共同构成社会生产力体系。“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蕴含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突出表现在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本质形态和最终目标三方面。发挥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作用:一要科学认识新质生产力各类理论基础的优劣势,避免落入固定单一的理论框架与思想体系而产生认识与实践误区;二要聚焦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与关键要素,强化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力建设,加速进入新的“技术-经济”轨道;三要把握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科技创新规律,推进科研范式变革与深度技术创新创业,实现更为高效的知识生产与配置;四要以科研、创新、生产与个人发展四类良性预期为导向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科技创新与制度革新密切结合的“社会能力”。

中-美创新体系:演变历程、影响因素及启示

过去几十年,中美两国科技经贸合作共同塑造了“中-美创新体系”。中美创新体系正在经历从“互补型”转向“竞争型”,甚至在部分领域出现“斗争型”倾向。这种转型既有技术革命、数字化转型和地缘政治导致的不稳定“分离”,也有科技发展规律、世界经济结构、市场机制和全球挑战等催生的“双赢”与合作的稳定因素。从技术革命引发的经济周期看,中美创新体系内部围绕科技创新而产生的制度冲突、调整、适应仍将持续。保持中美创新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复苏和创新发展。对此,双方应着眼长远,坚持开放、合作、包容等原则,从促进创新主体互动、创新资源开放等方面共同促进体系良性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效应与机制

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基准模型、门槛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可能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来看,研究期间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是工业实现绿色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2)从分地区维度来看,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就效应大小来看“中部>东部>西部”;(3)目前数字经济主要作用于工业资源利用和工业增长质量方面,对工业环境质量的提升作用尚不显著;(4)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技术门槛特征,当工业技术发展水平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效应会更为强劲;(5)数字经济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市场化水平来对工业绿色发展产生影响。因此,要因地制宜以人力资本、能源结构、市场化水平为路径发挥数字经济的引擎作用,同时着力提升工业技术水平以更好实现数字经济的绿色效应。

区块链技术赋能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机理与未来探索

区块链以技术赋能方式引发行业变革并催生新业态,形成赋能万事万物格局。文章基于技术赋能视角,以知识产权生命周期、知识产权生态系统为理论基础,沿着“技术赋能—机理解构—路径探索”研究主线,以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面临的困境为研究起点,基于TOE框架探析区块链与知识产权的逻辑适配;聚焦区块链技术赋能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机理,探析技术赋能模型及赋能后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的表征;将区块链技术与知识产权全生命周期管理深度融合面临的风险表征于PESTEL框架内,从认知、应用、制度及保障等层面拓展区块链技术赋能的边界。

如何创新以规避不正当竞争侵害:模块创新还是架构创新

创新获益不足制约着转型经济企业核心技术长远发展,不正当竞争侵害是创新获益的主要障碍。基于创新获益框架和战略三脚架视角,探讨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策略对创新者遭遇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影响以及环境特征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调研法,通过分析238家企业的实地调研数据发现:①转型情境下模块创新容易遭受不正当竞争侵害,架构创新不容易遭受不正当竞争侵害;②竞争强度有助于增强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关系,制度空缺会削弱模块创新和架构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关系;③行业地位会削弱架构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的关系,对模块创新与不正当竞争侵害关系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据此,提出创新企业应根据自身所处情境特征选择合适的创新策略,以规避不正当竞争侵害,提高创新获益。

美国联邦机构技术转移管理和运行机制研究

美国联邦机构技术转移为美国长期保持科技创新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分别从法律支撑、政府协调机制和联邦部门技术转移年报三个角度,获得对美国联邦技术转移工作的组织管理和运行机制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认知。通过对联邦技术转移趋势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传统的技术转移方式在推动新技术商业化方面显现出不适应,近年来美国联邦技术转移组织方式已悄然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文章简要阐述了这些变化的原因,并提出对推进中国公共科研机构技术转移改革工作的启示。

基于数据挖掘的前沿技术识别方法与实证研究

依据前沿技术的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及颠覆性特征,构建基于数据挖掘的前沿技术识别方法,可为高效制定技术发展策略、合理调整技术规划布局提供支撑。首先,以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EI)和德温特创新(Derwent innovation,DI)平台数据库为数据源,制定检索表达式采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其次,建立表征前沿技术特征的指标体系,并对据此筛选出的技术文本数据进行挖掘,识别前沿技术主题。最后,以量子计算领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识别出量子纠错技术、光量子芯片技术等前沿技术点,经技术专家等验证,表明识别结果科学有效。

先前承诺、资源拼凑对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 ——基于政府支持的调节作用研究

先前承诺是一种强调战略联盟而非竞争分析的决策方式,能为新创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提供新思路。先前承诺虽在资源拼凑与企业探索式创新中起着影响作用,但将先前承诺、资源拼凑与探索式创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并深入探讨其中机制的研究较少。为厘清先前承诺对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效果推理理论,以先前承诺为视角切入,构建“先前承诺-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的理论框架,采用分层回归方法对426家新创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以及政府支持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先前承诺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资源拼凑在先前承诺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政府支持在先前承诺与资源拼凑、探索式创新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政府支持是缓解新创企业资源约束压力的有效途径。因此,新创企业要借助政府支持的力量,通过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先前承诺,快速吸收整合探索式创新所需的资源,以降低探索式创新的风险;政府则要重点关注新创企业的发展状况,并及时完善支持新创企业创新活动的法律法规。

数字化背景下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平台型企业,为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越轨超越”提供了新的契机,但目前对平台型企业在数字化背景下的跨界颠覆性创新机制和影响因素等均缺乏关注和深入研究。鉴于此,采用组态视角探讨影响平台型企业进行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关键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组合对颠覆性创新成败的影响路径。首先从技术管理视角给出平台型企业的定义,即基于信息技术构建公共技术架构或模块系统,通过连接不同参与者以及整合各种资源,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实现多方参与、互惠共生的商业模式;然后,以产品平台企业为对象,根据上述定义选定32家中国上市企业,通过收集2017—2021年的企业公开信息、年度报告以及专利信息作为原始数据,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跨界知识搜寻能力是平台型企业实现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必要条件;(2)政府补助强度对平台型企业的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影响较小;(3)高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和高合作广度是影响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的核心条件,而数字化程度对平台型企业的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有影响,但对跨界颠覆性创新的质量影响不大;(4)数字化有助于企业发现更多跨界颠覆性创新机会,但要提高跨界颠覆性创新的质量仍需要加强跨界知识搜寻能力以及企业间的广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