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之争视域下桐城派对韩愈文道观的承变

考察有清一代之文论,不能绕开桐城派文论。在桐城派文论中,文道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桐城派文道观与韩愈文道观有着非常奇特的关系,即从最初的接近到后来的疏离。桐城派初创期的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人承继韩愈文道观,倡导文道合一,道为根本;兴盛期的姚鼐、方东树、梅曾亮等人稍作变通,坚持文道兼顾,偏重于文;没落期的曾国藩、吴汝纶等人则提倡文道分离,以文自期。三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对韩愈文道观的接受呈现出承中有变,代有侧重之特色。而这种变化过程,也正是中国文论史上的文道关系从混淆非文学与纯文学的矛盾体逐步走向纯文学中和谐统一的过程。其中原因,除了作家自身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影响便来自于以"汉宋之争"为核心的清代学术之争。

陈衍《石遗室诗话》新解

作为清末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石遗室诗话》反映了当时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对诗歌内容与形式所做的转变与革新。清末诗人郑珍继承韩愈以俗、丑之事入诗的传统,表现出清代诗人对诗歌内容进行的积极探索。诗歌除内容外,形式也需要不断创新,同光体诗人大量运用长题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产生了"陌生化"效果,为诗坛注入另一种空气。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相辅相成的,新人与古人、新诗与古诗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文学与文化的"互文"现象,它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前提。陈衍主张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相结合的观点,正反映了这种文学互文关系的现实可能性,而清末诗人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