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成效与发展趋势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自提出以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地区优势充分发挥,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有所缩小,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逐步完善。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未来需要围绕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城市-产业协同演进研究

为考察黄河流域水资源-生态-城市-产业协同的动态演进及其地区差异和来源,基于2016—2020年黄河流域76个主要地级市数据,采用协同度模型、核密度估计和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进行实证测度。结果表明:处于初级、中级和良好协同的城市数量分别为30个、33个和13个。各城市协同度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城市间绝对差异在扩大,相对差异在缩小;除呼包鄂榆城市群外,其他六大城市群协同度绝对差异均呈扩大趋势。黄河上游和下游内部差异呈下降趋势,中游内部差异呈上升趋势;上游和中游间差异最大,且呈现进一步扩大趋势,上游和下游间差异逐渐缩小。呼包鄂榆城市群群内差异最小,关中城市群群内差异最大;关中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群间差异最小,晋中城市群与山东半岛城市群群间差异最大。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要素协同、区域协同,发挥各地区动态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深入实施。

国家重点产业规划、地方政府博弈与市场分割

国家重点产业规划是政府协调资源配置的重要“指挥棒”,但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同质化竞争可能会给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带来市场分割的威胁。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建模思想,引入博弈论的分析范式,建立了在国家重点产业规划下地方政府间策略选择的竞争模型,并对博弈假设、核心结论和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国家重点产业规划的盲目追随会引发地方政府间的同质化竞争,进而可能加剧市场分割;设置“高墙”是地方政府的绝对占优策略,能否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与区域间技术交流及交易成本密切相关;地方保护与本地整体产能间呈现倒U形关系,持续高涨的区域壁垒不利于产能红利的释放。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能够加快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有力推手。基于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进而通过指标体系构建、熵值法、回归模型构建等方法,进一步分析2013—2022年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经济促进效应、社会辐射效应和生态促进效应;(2)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耦合发展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其他地区。

数字经济、创新差距和中心-外围城市经济差距——基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

采用新经济地理模型,基于数字经济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推演出数字经济对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机制。该模型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改变城市创新差距,重塑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利用2005—2022年我国23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时间和区域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有助于缩小外围城市与对应中心城市的经济差距。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城市创新差距,从而有利于缩小中心-外围城市的经济差距。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对应中心城市地理距离越远的外围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缩小其与中心城市经济差距的作用越大。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外围城市应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建立健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无障碍分享机制、深化区域数字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

国家中心城市人口协同发展模式及效能类型探究——基于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协同理论的分析框架,在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改进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关系协同、地位协同和圈层协同的视角对城市群人口协同发展与国家中心城市效能类型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竞合力、主导力和聚合力共同构成城市群人口高效协同的三维支撑体系。非中心城市的竞合力是城市群提升人口潜力的关键。尽管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人口系统从旧结构向新结构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其他城市对国家中心城市的人口引力作用相对更强,非中心城市对城市群活力的影响值得重视。中心城市的主导力是城市群实现人口跃迁的关键。国家中心城市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集聚作用突出且呈现持续增强态势,在从弱主导走向强主导的演化过程中,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是其重要支撑。城市网络的聚合力是城市群优化人口格局的关键。在与城市群其他城市之间的圈层关系中,国家中心城市保持较高的子群内部密度、形成稳定的凝聚态势是城市群辐射能力的重要体现。基于“三力”研究,建议“任务面向型”城市积极引导产业和人口有序分流、避免人口过度集中,提升城市群人口发展的协同效能;“成长面向型”城市加快培育非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力,提升城市群整体的伺服效能;“关系面向型”城市加强与其他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改善城市群整体的自组织机制效能。

地区异质性、区际分工优化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地区异质性是区际分工优化的原因。区际分工优化即围绕地区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分工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区异质性的结果。二者共同决定一个地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如何定位、如何分工、如何强化优势以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的过程中,内陆及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给这些地区“第一自然”的“再发现”提供了可能,也为“第二自然”的“再创造”营造了制度友好型的发展环境,有利于我国经济地理的重塑。同时,各地区应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出发点,选择发展方向和主导产业,在区际分工体系中发挥独特作用,参与全国产业链的打造,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国家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各自力量。此外,只有打破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堵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生产出来的产品才可能有相对一个地区而言大得多的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需求主体广大的、边界不断扩展的统一大市场。可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会不断释放统一市场的制度红利,不断拓展可促进区际分工优化的内需潜力,进而有助于各地区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新质生产力是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要素革命性突破、产业结构转型性升级孕育出的当代新型先进生产力。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充分发挥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引擎作用。本文基于我国2010~2022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如何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进而孕育新质生产力。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人才集聚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赋能功能和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吸引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吸引外来投资较多和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的城市中,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最后,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进入同时有助于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启示,从而有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创新。

“云健身”助推西部县域体育消费行业调查研究——以甘肃省陇南县域为例

“后双奥”时代,在“万物互联”与数字经济的驱动下,全民健身进入加速模式,智能设备等硬件触达的广泛应用使“云健身”运动和“轻动一族”人群浮现出大众视野。运动健身不再局限于运动场,线上体育逐渐呈流行风向,依托短视频平台强势崛起的“云健身”行业正引领体育内容消费走向新趋势。运用实地调查、访谈法及大众数据分析等方法对甘肃省陇南市县域城乡运动健身人群的“云健身”关注度和体育内容消费能力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基层体育线上产业链上下游激活联动正处于开发与拓宽阶段。并进一步提出科学把关线上健身内容、推广“云健身”宣传并做好公共服务、提高风险意识量力而行的相关建议,为当前西部发展中地区全民健身事业和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多思路。

区域市场分割、技术差距与企业创新策略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深入分析了区域市场分割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内在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包含技术差距的企业创新策略选择模型,探究了在不同技术差距下,区域市场分割对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区域市场分割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即当技术差距较小时,“倒U”型关系存在;当技术差距较大时,“倒U”型关系消失。区域市场分割产生的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双重错配关系,让企业更加倾向于消极的创新策略选择。异质性分析发现:区域市场分割对国有资本占比较高的企业影响较小;区域市场分割显著削弱了企业规模对创新的积极效应;区域市场分割并未显著改变企业利润率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但利润率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积极型创新策略。

县域产业结构转型与数字化协同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31个县(县级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县域产业结构转型与数字化协同发展是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要点之一,也是实现县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系统论、共生理论构建TDE框架,采用我国31个县(县级市)的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考察县域产业结构转型与数字化协同的关键要素及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县域产业结构转型与数字化协同是技术赋能、数字经济与环境支撑维度下多个条件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二者高水平协同的驱动类型有5种,分别为“技术—数字经济”型、“技术—环境”型、“数字经济—环境”型、全能平衡型、数字经济主导全能型,其中“数字经济—环境”型最为普遍;数字经济在推进高水平协同进程中的作用尤为突出,技术赋能中的数字技术应用和环境支撑中的人口因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新发展格局下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成效、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不断深化拓展合作领域,在合作机制、产业协同、文化旅游、政务服务、生态环境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各县(市、区)经济发展非均衡性扩大、现代产业体系不健全、高科技产业布局偏少、优秀人才流失现象比较严重、跨区域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现实困境。未来,应抓住湘赣边区域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契机,推动现代产业集群发展;建立多个区域性中心城市,缩小城市发展差距;持续强化人才引育和服务力度,为湘赣边区域合作提供坚强人才支撑;推进跨区域合作制度和标准对接,推动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共建,最终实现从省际边界区合作共识到合作共建的“湘赣边模式”新跨越。

创新生态下知识主体协同组合对区域创新的贡献路径及演化趋势:基于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

厘清如何协同知识主体、辨析创新贡献路径是提高中国创新水平和增强创新能力的关键。在对案例进行研究和过程追踪的基础上,利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2004—2019年中国29个省份的知识主体组合和时间演化进行分析;同时,对多个省份的不同知识主体进行动态定性比较分析,以寻求不同时期条件组态的贡献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多元协同治理型的均衡知识主体贡献是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的相对合理组态,而在2004—2019年期间,29个省份知识主体的创新贡献存在要素波动,并且不同时段的组态贡献存在不均衡的情况,以企业知识主体为主导的理论市场推动型呈现整合主导轨迹、以高校知识主体为主导的基础研发支柱型呈现缓冲主导轨迹;企业和高校在创新贡献中长期占重要地位,知识主体贡献结构较为稳固集中,但逐渐呈现出散点趋势。因此,需要根据区域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在优化创新环境的基础上有效发挥知识主体的组合效能,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区域发展战略演进:历史回顾、现实逻辑与未来展望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先后经历了区域平衡发展、沿海优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深刻的历史意涵和明晰的战略意图。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不仅能够揭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由来,和中央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战略意图,还能从中探究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演进的现实逻辑。从发展理念、战略格局、空间形态和区域政策等方面对区域发展战略未来方向进行前瞻性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深入实将更加充分展现大国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逐渐形成的动态全景,这也意味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还有优化、完善的空间。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基本逻辑与实践路径

深刻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认清当前形势,准确把握概念内涵,纠正认识误区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现阶段,我国国情特点决定了各地区必须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道路。从现实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根据各地的客观条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形成有效的地区分工,推动科技创新向产业创新转化,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进而塑造区域竞争新优势。各地要寻找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和结合点,着力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促进高端要素集聚和优化配置,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避免一哄而上和低水平、同质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央和地方政府要针对当前问题和未来可能,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努力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高效的政策保障。

国家中心城市韧性的时空演进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借助2011—2021年9个国家级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剖析国家中心城市的城市韧性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查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9大中心城市平均韧性呈持续增长态势,但韧性绝对值相对偏小;各中心城市相关影响因素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差异化明显,且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说明本地区域和邻近区域相关因素对城市韧性发展均产生影响。因此,各中心城市应立足区位特征,从优化政府职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体系和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等方面增强城市韧性,推动国家中心城市整体实力跃升。

水资源约束下黄河流域水城互馈机制与调适路径研究

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已经是黄河流域城市发展的最大刚性约束。在水资源约束下,水城之间的互动反馈机制作用乘数放大,胁迫、优化、增长、收敛等效应复合发力,水城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可变性等明显增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水城协调发展,要坚持系统观念,完善约束倒逼和挖潜提升、系统治理和水沙关键、流域统筹和因城施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调适路径。

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促进要素流动,新质生产力驱动了城乡的资源优化配置;依托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驱动了城乡的产业融合;借助设施提升:新质生产力驱动了城乡设施的一体化发展;凭借绿色低碳的特性:新质生产力驱动了城乡绿色转型。当前,新质生产力在驱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中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制约因素,需要采取措施,强化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的科技创新、推进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的产业创新、优化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的要素配置、推进新质生产力驱动城乡融合的硬件建设。

湖南省智能经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路径研究

智能经济作为升级版的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具有极强的创新带动作用。文章在梳理与智能经济的内涵有关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构成智能经济的3个要素,即数据平台、技术科研人才及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并从政策体系、研发投入、数据平台、数字经济规模、高校科研与人才5个方面分析了湖南省智能经济发展现状,提出加强政策支持与引导、夯实“长株潭经济圈”智能化基础、筑牢数字底座、推动产业智能化升级、提升人才培养与引进水平等对策与建议,以期推动湖南省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底层逻辑、协同特征与前景展望——基于层级、领域、强度的三维视角分析

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已经10年,在多个层面、多个维度、多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要内容,也是利益调节难度大、协同带动力强的内容,京津冀协同创新推进速度较快,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技术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协同共享、协同创新机制完善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效。京津冀协同创新呈现三个特征:京津冀协同创新全面展开,但创新协同深度参差不齐;政府功能与市场机制互动,构成了由表层走向深层的双重动力;完善共建共享利益机制是突破点,科学可行的协同创新模式是关键。未来京津冀协同创新目标将更加清晰、协同内容不断优化、协同模式呈多样化、协同政策统一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