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研究的计量可视化分析

文章以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中2012—2022年相关文献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数字经济研究知识图谱,回顾与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研究有如下特点:(1)研究热点可分为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与创新、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数字经济赋能政府治理、数字人才培养与数字素养提升以及数据隐私保护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五个方面;(2)研究趋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探究不同维度上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平衡点与协调度,二是探讨全球数字化趋势下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数字贸易模式,三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效数字协同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CPI编制的挑战与应对策略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不断提高,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创新转型的新引擎。传统产品质量提升、新型商业模式涌现、产品更替速度加快、产品销售渠道升级以及个性化定制的推广等现象都给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准确测度带来挑战。本文系统论述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产品界定与分类、新产品入市、定价模式创新以及基期轮换对CPI编制的直接挑战,产品质量变动、商业模式变更、免费品价格确定以及数据结构复杂化对CPI编制的间接挑战,明确了现阶段我国CPI编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难点。在此基础上,从产品范围更新、轮换基期调整、产品质量调整、价格数据获取以及价格指数发布五个方面,提出了改进我国CPI编制的应对策略,以期进一步提升我国CPI的合理性与规范性。指标粒度方面,强调编制分类指数对分析细化和名义指标缩减的理论实践意义;指标维度方面,提倡针对不同人群、地区、销售方式等多种标志设置针对性指标的政策指导意义;指标效度方面,强化借助大数据技术实时记录、瞬时传输的优势,提升指标时效性、预测结果有效性的统计监测意义。

高管团队结构特征如何提升科技企业绩效——基于组态视角的联动效应研究

已有从高管团队构成特征视角探讨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考虑单一要素的驱动作用,尚未深入探讨各前因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复杂因果机制。本文以科创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高管团队断裂带和CEOTMT交互两个维度,将高管团队结构特征划分为5个前因条件进行综合考虑,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讨高管团队断裂带和CEO-TMT交互对科技企业绩效的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单一条件并不构成科技企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对科技企业绩效产生相同的效果,且各前因条件对科技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科技企业高绩效的驱动模式有4种,分别是社会分类断层型、信息和社会化经验交互型、关系和信息交互型以及任务相关断层—关系交互型,其中信息和社会化经验交互型驱动模式最为普遍;科技企业非高绩效的驱动模式有2种,分别是关系型特征趋同型和团队断层—关系和信息交互型。研究结论从组态视角拓展了高管团队结构特征与科技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也为提升科技企业绩效提供了实践启示。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测度,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离差系数协调度模型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影响二者协调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样本考察期内,我国大部分省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东部地区省份协调发展水平提升较慢,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协调发展水平提升较快,三大地区整体上呈现东部高、中部居中、西部低的分布格局。第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时间上的叠加效应和空间上的辐射带动效应。第三,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和老龄化水平对协调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少儿比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CEO开放性、动态能力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以2010~2020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CEO开放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探讨动态能力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团队结构特征(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CEO-TMT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CEO开放性对提升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动态能力在二者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与CEO-TMT权力距离均在CEO开放性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具体而言,高管团队任务型断裂带增强了CEO开放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而CEO-TMT权力距离弱化了CEO开放性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结论,进一步从CEO开放性、动态能力以及高管团队结构特征等方面提出提升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建议。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的演化进展、标准更新与中国启示

行业分类的科学建立、及时更新和有效实施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行业分类体系中,联合国发布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最具影响力,是各国行业分类标准制定的风向标。以ISIC的国际进展为研究主线,系统梳理ISIC的发展历程,从差异性角度剖析ISIC各个版本在分类原则、分类结构、符号体系等方面的演变规律,并归纳总结最新版ISIC Rev.5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变化。之后,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统计工作需要,分析ISIC更新对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修订工作的启示,以期探寻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优化路径。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

本文构建共同富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2-2020年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各地区历年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测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设立对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1)国家级经开区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共同富裕水平,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统计检验仍成立;但同时,经开区的设立对区域共同度影响显著而对富裕度影响不显著。(2)异质性检验表明,国家级经开区设立对区域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区域和空间尺度异质性。(3)国家级经开区主要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本文研究不仅拓展了国家级经开区设立的多重效应,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提供新的切入点,还为国家级经开区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决策依据。

基于CiteSpace的公交停靠时间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降低公交停靠时的延误,以便于合理地进行公交站规划设计。通过利用CiteSpace对公交停靠时间领域文献进行研究。根据得到的图谱对当前的研究热点和以后的研究方向进行总结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对公交停靠时间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探索发展和钻研创新阶段,而近期研究热点偏向遗传算法和智能交通方向。精读文献后得出影响公交停靠时间的因素为乘客上下车时间和公交车加减速时间,同时结合站台形式这个特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类分析,为今后的公交停靠站设计提供参考。

我国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中医药文化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国珍贵的文化宝藏,拥有巨大的经济、科研、医疗潜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代表之一。通过研究我国中医药文化发展情况,对中医药文化软实力进行实证分析,探求中医药文化软实力发展趋势。基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四力模型,建立中医药文化软实力评价指标体系,收集来源于《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国家统计局等的官方数据,采用描述性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医药文化软实力表现为逐步上升态势,各项研究指标有了显著提升。建议加强中医药立法管理,培育中医药高水平人才,实行本土化战略,增强我国中医药文化软实力。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工业机器人应用会加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吗?

基于IFR数据库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在科学测度2007—2019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工业机器人渗透度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基础上,细致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加剧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因而有效处理机器人应用的收入分配效应能为高质量增长和共同富裕战略的协同共进提供重要支撑;工业机器人应用会通过提升就业技术结构高级化水平和资本利润率两个渠道,加剧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高劳动收入份额区域内引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效应较为显著;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利于激发产业结构服务化及合理化的演进动力,并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具有催化剂作用。为此,中国政府应及时和准确地预判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目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态影响,并在享受人工智能时代红利的同时,平抑其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负面冲击。

中国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与产业规模再测算

由于产业间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健康产业的边界不断拓展,原有的健康产业统计分类已不能满足大健康产业的统计需要,官方统计也未测算出健康产业增加值,无法全面、及时反映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状况。因此,文章首先在健康产业基础上从供给和需求角度界定并拓展大健康产业的内涵及外延;其次,在《健康产业统计分类(2019)》的基础上,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引入“大健康总产品”概念,聚焦“全生命周期”和“全人群”两个着力点,从全产业链产品供给及全口径人群健康需求两个视角探讨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标准,补充和完善大健康产业统计分类;最后,依据现有的投入产出表、经济普查及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各行业的大健康分离系数,据此推算我国大健康产业及健康服务业增加值。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大健康产业增加值为10.27万亿元,其中健康服务业增加值为7.04万亿元,预测2020年、2030年健康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8.46万亿元、21.27万亿元,基本符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健康服务业发展规模的预期。

中国式现代化下数字贸易强国的演化逻辑及概念框架

数字贸易与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结合现有对数字贸易概念界定的相关资料,对数字贸易的概念及其演化逻辑进行了梳理,认为数字贸易强国是数字时代下贸易强国的新趋势。同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论述,为我国数字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新视角,并对数字贸易强国的构建逻辑进行系统梳理,认为在中国式现代化下有必要加快推进数字贸易强国建设。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数字贸易强国的界定要点,并从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对数字贸易强国概念进行了针对性理解和界定。

基于泊松退役假定的中国城镇资本测算

传统资本测算所依赖的钟型退役假定存在连续型函数与离散型变量之间不匹配、连续型函数的唯一确定困难等问题,并因此可能影响测算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文章基于永续盘存法,提出与资产役龄这一离散型变量相契合的泊松退役假定,并根据资产在不同产业间的分布、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将固定资产分为九类,对中国城镇资本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995—2021年中国城镇固定资产的资本存量总额、资本存量净额和生产性资本存量单调递增;全行业和第二、三产业的资本投入趋势比较接近,整体都表现出“减—增—减”的变化趋势,第一产业的资本投入波动明显强于全行业和第二、三产业。

我国FISIM使用分摊方法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

间接测算的金融中介服务(FISIM)使用分摊的目的是客观反映非金融机构部门对金融机构部门的依赖关系,以便更好地监测宏观经济。然而,目前我国的FISIM使用分摊方法无法完全准确、真实地反映非金融机构部门对金融中介服务的实际使用状况。本文系统梳理FISIM使用分摊理论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我国FISIM使用分摊存在的问题,采用参考利率法对我国FISIM使用分摊进行优化,对比分析参考利率法与指标法在机构部门间分摊FISIM的差异,进一步考察采用参考利率法分摊FISIM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目前采用指标法分摊FISIM,不但会改变各非金融机构部门的中间消耗或最终消费,还会高估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与指标法相比,参考利率法是一种更精确、更接近实际的FISIM分摊方法,在基础数据允许的条件下,应尽量选择参考利率法分摊FISIM。

国内数据资产研究现状和研究前沿分析

为了解数据资产领域的研究现状,探索其研究热点和前沿,文章使用CiteSpace软件,从发文时间、作者、机构以及关键词等角度对数据资产领域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对象为2004—2021年CNKI数据库中的中文相关文献。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数据资产”这一主题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但该领域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研究体系还不够成熟,该领域具有一定的研究前景。在该领域中,发文机构合作和作者合作已成为常态,但机构合作多局限于同一地区,而发文作者在机构内部和机构外部均有合作。关键词的聚类结果反映出数据资产化和数据治理及应用研究是该领域当前的热点。关键词突变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资产的定义、核算范围、估价方式以及管理成为研究重点,然而数据资产定义不一、确权困难、划分范围不明确以及估价方式繁多等问题为数据资产的研究带来困难。

中国数字经济水平地区差异、空间集聚及收敛性研究

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保序主成分评价法对两方面测算,将二者对比研究;引入绝对与相对不平等测度,并将Gini系数及其分解推广到多维场合,更深入、全面地度量数字经济水平以及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一维Gini系数仅从水平高低度量地区差异,而多维Gini系数可以反映地区差异的多维特征,提供新的地区差异测度;基于莫兰指数构造检验统计量,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可以打破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限制,并探讨数字经济水平的时空收敛性。研究发现: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水平与经济水平相关性很高,相辅相成;从数字经济水平排名来看,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排名靠前,山西(20~27)、河南(23~27)、广西(28→30)、甘肃(27~29)、新疆(25~30)排名靠后,重庆、河北、江西、黑龙江、贵州等地排名进步较大,福建、宁夏、内蒙古、青海、山西、新疆等地排名退步较大;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多数省份经济水平有一定下降,但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仅有福建、海南略有降低,其它省份数字经济水平仍在提高;中国经济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都较大,主要取决于东—中、东—西地区差异,中—西地区差异相对较小,它们均有不同程度下降,表明中国协调共享、共同富裕发展策略已取得初步成效;数字经济与地理位置显著正相关,但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地理位置限制,且打破程度较大;对于数字经济水平,全国及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σ收敛,全国、三大区域都存在绝对与条件β收敛,经济水平提高有效促进了全国、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增长,而政府干预对全国数字经济增长有一定抑制作用,对三大区域影响不显著,人力资本对数字经济尚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同时缩小地区差异,应多措并举:继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进一步突破空间限制,为经济落后地区提供更多支持;在经济落后地区,集中优势资源,培育数字产业龙头企业;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大幅度提升经济发展效率;加大数字经济规范与监管力度,积极引导,以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制造业企业的抉择——服务化还是离岸生产?

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进口对我国企业的经营战略调整与绩效产生较大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9年期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我国的上市企业等数据构建均衡模型开展研究,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经营战略和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涉足服务业的概率,但企业主要涉足的是与自身生产活动高度相关的嵌入式服务;企业也会因竞争而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外实现离岸生产,其中选择在发达国家建厂的概率大于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企业受限于技术、人力和财务等资源,不会同时选择上述两类活动。企业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也会出现绩效亏损可能性提高的问题。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容易参与提供服务业务或进行离岸生产活动,而出口企业受到贸易自由化影响出现亏损的可能性较小。企业实现制造业服务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在内部将制造部门的员工转向服务部门。来自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的竞争对于企业战略调整的影响大于来自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影响。本研究对于贸易自由化下我国企业应对进口竞争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福利测度的内在逻辑、理论体系与实践价值——以OECD超越GDP官方文本的演进为主线

为了弥补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福利测度方面的局限性,国际上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代表开展了超越GDP议题的理论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福利测度的理论发展。本文以OECD关于超越GDP议题最主要的两个官方文本《委员会关于测度经济表现与社会进步的报告》及《为了更好的测度:推进超越GDP的福利测度研究》为主线,归纳福利测度的内在逻辑,从不平等、生活质量及可持续性三个维度梳理福利测度的理论体系并讨论福利测度的实践价值,以及对福利测度的共性问题进行阐释。最后提出我国开展福利测度的现实意义及重点难点问题。

中国社会公共资源数字化共享的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及空间特征分析

数字化共享手段能够突破社会公共资源获取的时空限制,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和高效利用,有利于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普惠化。聚焦数字化时代背景,多层级、多维度考察中国社会公共资源数字化共享水平,对于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均衡、融合、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社会数字化治理与发展视阈,构建起包含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区服务六大方面的社会公共资源数字化共享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5—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全局熵值法对数字化共享水平进行测度;同时,采用Dagum Gini系数、Moran’s I指数和空间收敛模型,系统地考察共享水平的区域差异根源、空间相关性及其收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份的社会公共资源数字化共享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并且具有空间集聚特征,整体发展水平偏低但呈上升趋势;数字化共享水平的总体区域差异不断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呈现不同变化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数字化共享水平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各省份公共资源数字化共享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分布特征,并且其空间依赖性突出、异质性明显、稳定性较高;全国及三大区域公共资源数字化共享存在直观的收敛特征,低共享水平省份对高共享水平省份具有显著的追赶效应。因此,可通过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完善共享支撑体系、创新共享途径以及优化资源配置等方法和途径来加快推动社会公共资源数字化共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