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才政策对青年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数据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而青年人才的流动能够加快现代人口城镇化步伐。基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以其中青年人才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我国70个大中城市人才政策对青年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人才政策整体上显著正向影响青年人才居留意愿。低收入青年人才偏好奖励型政策,高收入青年人才偏好保障型政策,而发展型政策对两类群体居留意愿均能产生正向影响。人才政策对青年人才居留意愿的影响会根据人才年龄、所处产业、政策颁布城市以及政策服务对象而存在差异。为提升人才政策对青年人才居留意愿的促进作用,应进一步优化人才政策环境、对准目标因人施策、找准定位因城施策。

语言对外来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对上海外来农民工情况的调查

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1年上海外来农民工情况调查数据,基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双重视角,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语言对外来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上海话熟练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增进其绝对收入,而且还会对其相对收入的感知起到正向作用。普通话和家乡话的熟练程度对其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影响均不显著。上海话作为一种重要的非制度因素,已经成为上海市外来农民工获取心理平等感觉的一种媒介,对于其主动融入城市生活以及减小受排斥的预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与融合

农民工城市化是一个面临多重风险的社会变迁,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就是要为农民工提供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通道。我国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共济性较差,农民工被排斥在制度范围之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的冲突日益凸显。结构性制度排斥是现行社会保障与农民工城市化冲突的根源,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形成了严格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二元结构下的就业制度导致农民工难以承担城镇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二元结构下的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更是难以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是化解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民工城市化冲突的有效途径。维护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必须推进一元结构的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工城市化的壁垒。在此基础上,明确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的方向,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基点,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有效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转移转换机制,逐步将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农民工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换。

农民工代际差异再研究——基于工资决定和留城意愿的视角

文章利用2003年和2008年两轮城镇住户收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从工资收入决定和留城意愿两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实证检验与时点间的比较。回归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决定与留城意愿两个层面并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农民工整体仍倚重职业流动来提升其收入水平。具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2008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但其教育回报率并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也没有随时间而"水涨船高";两代农民工均倚重职业流动来提高其收入水平,在2008年表现得更为突出;两代农民工在两个调查年度均表现出很高的留城意愿;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时点差异而非代际差异;迁移型职业流动不利于2008年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提高;除城市可提供的收入水平外,养老、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民工整体是否留在城市的重要因素。

城市规模、流动成本与异质性就业

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引入劳动力流动成本假设,分析了存在劳动力流动成本时,异质性劳动力在不同规模城市、区位和部门的就业选择。通过理论推导和数值模拟方法,文章研究发现:(1)劳动力流动成本的存在,使得城市规模与消费者效用之间呈倒U型关系;(2)高技能水平劳动力集聚于大城市的中心区域或在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就业,低技能水平劳动力则选择在中小城市或大城市边缘地区劳动密集型部门就业,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失业和离职——基于就业能力的分析框架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各个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有机相连,成为城市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许多企业和众多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用工与就业的严峻考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能力是决定其就业的核心与本质问题。文章采用Fugate(2004)对就业能力的划分,从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人力和社会资本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失业和离职问题的分析框架:就业能力无法满足市场和用人单位的需求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失业;就业能力虽满足市场和用人单位的需求,但由于企业无法满足其基本诉求,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离职频繁。基于此,提出对未实现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应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和新民工自我管理,提升其就业能力,进而实现就业;对已实现就业的新民工,应建立组织支持契合,积极开展指导关系项目,降低其离职倾向,在实现稳定就业的基础上实现优质就业。

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格局变动趋势研究——基于“四普”、“五普”、“六普”长表数据的比较分析

文章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1990～2010年中国城镇化格局变化及趋势演变,并就城镇化格局的合理性及变动成因展开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大城市主导的快速推进阶段,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会持续;但城镇化的速度会由于中国农村可流动人口减少而有所减缓.1990～2010年中国城镇化格局由分散趋向集中.城镇人口集中趋向东部沿海省区、典型城市群以及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齐普夫指数测算结果证实了以2000年为时间节点的中国城镇化格局由分散化向集中化的转变,目前中国城镇化格局正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但七大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人口流动尤其是跨省跨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引致中国城镇化格局变动的主导力量,城镇化速度与人口流动速度同步.

农村劳动力流动正向驱动乡村绿色发展研究——基于新中国成立70年历史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劳动力经历了多元流动阶段,改善了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农村生态环境受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外源污染与农业面源的内源污染的双重夹击,颠覆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老人农业""化学农业"非生态农业成为常态。"三唯论"、二元经济理论、托达罗模型虽然与我国不同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相吻合,但其固有的生态缺失决定了这些理论不能指导现阶段乡村的绿色发展。乡村振兴和乡村绿色发展需要形成流出、留住、吸引、培育相结合的良性劳动力流动机制。

劳动力异质性及其流动——兼论我国劳动力从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变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在不同的社会阶段表现形式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力异质性的内涵将会不断丰富。我国在人口红利阶段,劳动力需求的不足掩盖了劳动力的异质性,劳动力被同质化。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减弱和消失,劳动力的异质性逐步显现出来。这种变化反映到劳动力流动中,就呈现出劳动力流动由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变。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杭州市建筑业为例

从个体微观的角度对杭州市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具体考察农民工的个人基本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特征及地区选择特征四类情况,并利用交叉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检验四类特征对农民工职业流动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区选择、从业时间、随同的家庭成员人数、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选择继续留在建筑业中工作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和政府等可以通过为农民工在城市创造稳定的生活和就业环境,推进农民工向城市迁移的进程,或可以加强对农民工的就业指导等多种途径来促使农民工维持稳定的职业,从而一定程度上缓解行业中"用工荒"难题。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产业集群与人才集群耦合关系研究

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需要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共同支撑。文章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来研究产业集群与人才集群的动态、纵向耦合关系,逐层次分析了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时期产业集群与人才集群耦合的目标和机理。提出在萌芽期应吸引人才流入,在成长期应促进人才集群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在成熟期要提高人才集群质量等对策建议。

省域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产出效率评价及其空间关联格局分析——基于DEA模型和LISA方法

在建立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DEA模型和LISA方法的运用,从省域层面出发对全国30个省(市)区2009年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就其空间关联格局进行了识别和检测。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域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投入产出效率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不均衡态势较为突出,其空间关联模式呈现出三种类型:low-low型、low-high型、high-low型,high-high型的空间关联模式未通过LISA显著性水平检验,省域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投入产出效率空间格局中的"高地"效应尚未形成,而"洼地"效应已初步形成。

三峡库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文章以三峡库区万州为研究对象,在对整个区域及乡镇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成果,分析了万州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特征与制约因素。结果表明,区域内经济落后、自然条件差、产业空虚是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异地流动的主要原因。大量青壮年劳力的外移,又引发了农村缺乏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并不可避免地出现留守儿童等负面影响。随着库区农业产业化结构的调整,小城镇建设的加速,新农村建设和农业产业化的带动,区域内农村劳动力迁移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转移的渠道和途径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环境污染与劳动力迁移——基于CGSS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通过CGSS2010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污染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创新性地选取了环境治理指标作为减轻环境污染变量内生性的工具变量。结果显示随着环境污染程度提高,劳动力的迁移的概率显著下降;中小城市的劳动力较大城市的劳动力而言,暂时未出现环境污染问题驱赶劳动力的情况。同时,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城市中,环境污染引致劳动力迁移的概率明显低于经济开放水平低的城市。另外,环境污染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将会通过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升级得以改善。

房价上涨、区域差异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

文章基于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城市房价上涨及区域性房价差异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房价具有"门槛"效应,城市房价的上涨促进了知识型、复合型人才的集聚而阻碍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呈高技能偏向型特点;同时,房价上涨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呈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房价具有"门槛"效应,但中部地区房价上涨引致了劳动力"极化"——即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人才聚集,劳动力质量向两端偏移。

基于Order Probit模型的家庭化流动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5年山西省流动人口监测数据,通过构建Order Probit模型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个体特征、流动及经济特征、家庭特征及流动意愿均对家庭化流动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女性、年青人、已婚者更容易实现家庭化流动;流动范围越小、流动时间越长、就业自由度越高、经济收入越普通越容易实现家庭化流动;子女数量越少、在农村中有兄弟姐妹、家庭生活水平越高越容易实现家庭化流动;同时流动意愿越强越容易实现家庭化流动。建议不断完善家庭政策和社会政策以鼓励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

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朝鲜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流动人口比例较大,跨境流动现象普遍。人口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也给边境地区朝鲜族聚居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流动的调查数据,分析非流动人口、境内流动人口和跨境流动人口的特征,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外出经历是影响朝鲜族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同样是影响朝鲜族流动人口是否进行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应进一步规范劳务输出途径,加强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对返乡劳动者创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朝鲜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基于系统推进的农民工培训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北京市农民工培训的实证调查

基于2013年北京市农民工实证调研数据,借鉴人力资本理论、培训效果评估模型及多重logistic模型,本文对农民工培训的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培训因素在所有影响农民工培训效果的因素中作用最显著;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是农民工提高就业质量和提高收入的必由之路;政府资助农民工培训的就业效果比较显著,企业资助农民工培训的收入效果比较显著;高水平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和增加农民工收入的必要条件。

国际人才集聚背景下的集体心理所有权研究

海归人才是国际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难以满足海归人才多样化深层次需求是导致当前海归人才"再归海",以及出现"水土不服"等问题的重要原因,这也使得海归人才出现"主人翁意识"薄弱等现象。为解决上述问题,文章从集体心理所有权视角出发,构建国际人才集聚过程中的心理过程模型,深入剖析国际人才心理所有权的形成机理,以及对人才知识共享意愿和组织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为提高国际人才"主人翁意识"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中国国有企业的人才流失及对策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到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国有企业全面参与世界竞争,特别是知识密集型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在这场人才竞争战中普遍处于劣势地位,人才流失已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通过对国企人才流动现状分析,探寻了人才流动及人才流失的内涵,分析了人才流失对国企造成的影响,并对国企人才流失的诸多原因进行了解释,最后提出了一些应对国企人才流失的建议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