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因而可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将2018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匹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在婚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和已接入互联网的农民工具有更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并有效缩小城乡间和农村地区内部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乡村协调发展。

人工智能发展与劳动力就业如何兼顾?——兼谈典型发达国家经验启示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技术,其快速发展带来劳动力就业的多重效应,人机协作下劳动雇佣形态更加灵活多变,劳动技能得到提升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也导致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结构性失业和部分科技性失业。因此,人工智能发展与劳动力就业如何兼顾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通过分析美国、新加坡等典型发达国家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举措,总结其统筹人工智能发展与劳动力就业的共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与技术应用,完善人工智能教育、培训体系,强化对劳动者失业的救济与扶持以及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途径推动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就业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作用机制基础上,采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数据进行匹配,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具体表现为减少劳动时间、改善福利保障和提高工作满意度,但对其工资收入和工作稳定性呈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提升信息获取便利度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且该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据此建议,优化数字经济平台,完善薪酬保障和支付体系;注重数字技术推广,建立就业信息平台;推动公平就业机会和福利保障,促进行业间协同发展。

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测度研究——基于某市住户端调查及平台端大数据的综合分析

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其就业规模和占就业人口比例一直未得到系统回答,导致相关政策出台缺乏依据。本研究构建了依托住户端调查数据和平台端大数据两个数据维度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就业规模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以W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数据,对该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比例和就业规模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在未修正前,2023年上半年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达61.42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比例为4.97%;使用职业伤害保障等数据修正后,该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为100.38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比例为8.13%。2019—2023年上半年,W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比例不断波动。2020年初,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出现快速下降。2023年开始,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又重新开始上升。具体类别中,用车服务、物流服务、生活服务、网络直播、中介服务等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上升;而金融服务,商品交易,承接生产订单,知识、技能、娱乐、广告等线上服务新就业形态类别比例下降。本研究构建的依托住户端调查数据和平台端大数据相结合的测度方法避免了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的低估和高估。

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测度及其提升路径

解决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难点在于提升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是研究就业质量的基础。基于宏观数据及本地区地方高校调查数据,测度毕业生就业质量,结果表明:地方高校与非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差距较大;男生比女生就业质量更高;高学历的就业质量显著更高;校园招聘的方式越来越成为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方式;党员就业质量在某些方面要高于非党员就业质量;沿海并不比本地就业质量更高。据此,提出了重视校园招聘平台、充分挖掘高校在本地资源,适度拓展家庭资源等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提升路径。

财政扶持何以提升返乡创业者创新精神?

本文选取2019年全国2139家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评定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财政扶持对返乡创业者创新精神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扶持能够促进返乡创业者创新精神的产生,其中技能培训可以培育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税收减免、土地优惠和产业扶贫可以激发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扶持能够通过优化外部营商环境,有效激发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东西部地区、第一二产业、中低端第三产业和生存型返乡创业者,财政扶持对中部地区、高端第三产业及发展型返乡创业者创新精神的激发效果更明显。因此,加大对返乡创业者的扶持力度、优化外部营商环境、制定差异化的扶持政策,将有利于进一步激发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

就业能力对高校毕业生慢就业选择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打破以往“毕业即就业”惯例,选择加入慢就业这一新群体之中。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社会各界对高校毕业生的慢就业选择褒贬不一,这与慢就业中包含了主动、被动两类群体密切相关。以就业能力这一兼具主客观要素的复合因素为切入点,采用logit等实证方法来分析慢就业选择背后的深层次成因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就业能力是影响高校毕业生慢就业选择的关键因素,就业能力越高,选择主动慢就业的概率越大,反之亦然;在作用机制上,就业能力在家庭背景、专业认同与慢就业选择倾向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家庭背景、专业认同在塑造就业能力过程中可能扮演了相得益彰的“互补效应”;在进一步讨论中,发现就业能力亦是区分已就业与被动慢就业两类群体的重要标尺,与已就业群体相比,选择被动慢就业的毕业生就业能力明显缺乏,特别是数智时代所需的职业适应力、创新力与学习力等必备技能。研究分别从毕业生个人、高校以及家庭等视角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回顾与展望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高质量发展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发展呼唤高质量就业,没有高质量就业高质量发展就无从谈起。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深刻地影响着就业市场的各个要素,与就业质量更是密不可分。本文从人工智能和就业质量的概念入手,总结回顾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质量的影响,需要从就业质量构成要素层面展开分析。通过梳理人工智能影响就业质量的四个主要要素,即收入、就业结构、工作稳定性和工作时间及其之间的作用机理,发现关于人工智能影响就业质量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上,关于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人机交互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未来要加强人工智能在工作稳定性方面的实证研究,重视人工智能与技术员的结合,通过人机融合方式强化人工智能对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深化对劳动者技能与人工智能岗位的匹配性研究,重视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规范研究的科学性,有利于人工智能与就业质量互动机理的研究更贴近中国国情,更好地为高质量发展服务。

数字经济时代下如何更好地稳就业——基于跨境电商空间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赋予传统职业和岗位新的内涵,为解决就业难问题提供了新机遇和新思路。研究发现:第一,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不仅能显著提升本地区就业水平,也对邻近地区劳动力就业市场产生正向空间溢出和辐射带动效应。第二,机制分析发现,综试区主要通过扩大出口规模、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提高创新水平三条渠道来提升地区就业水平。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行政级别越高,对本地区就业规模促进作用越强,但同时对邻近地区劳动力市场形成“虹吸效应”;与大港口距离越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助推综试区政策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劳动力需求的正向促进作用。第四,拓展性分析发现,综试区对就业的空间外溢效果存在空间衰减边界,当地理距离阈值为0—100 km时,政策的空间外溢效果显著为正。此外,政策的空间外溢效果对其他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也存在差异性影响,对与其邻近的试点城市来说会有所受益,但会负面冲击非试点城市的劳动力就业市场。

企业研发经费的就业效应——基于制造业资本品上下游行业的空间计量分析

加大企业研发经费(R&D经费)投入会对就业产生何种影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建立了基于研发而形成的资本品上下游行业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企业R&D经费对就业的影响。然后,基于我国2012—2021年制造业行业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对企业R&D经费的就业规模总效应和上下游行业就业结构变化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企业R&D经费对就业规模总效应不显著;但资本品上游行业企业R&D经费增加会负向影响下游行业就业,使上游行业就业占比增加,发生就业结构上迁。异质性分析表明,设备型上游行业组的就业结构上迁效应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上游行业产品创新增加促进了下游行业的资本品使用,对下游行业劳动力产生替代,促使就业结构向上迁移。研究结论对优化创新和就业政策、减缓摩擦性失业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选取2005—202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东、中部地区更加明显。传导机制分析发现,财政分权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人力资本在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作用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的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因此,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实行多元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多渠道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角度,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别构建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的评价体系,借助熵值法对其进行测度,并使用分位数回归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正向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这一结论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总体呈倒“U”型;并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中证明社会融入在二者之间起到正向的影响效应,最后在实证的基础上提出要重点关注中低技能水平的农民工群体,并注重城市人文关怀氛围的培养,以增强农民工归属感的建议。

我国远程工作模式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建构完善——从空间要素与时间要素维度分析

远程工作模式预计未来会成为我国一种主要的新的灵活用工形态,相比于传统工作模式,发生劳动从属性显著弱化这一劳动关系深刻变化。在我国,远程工作模式劳动者权益保护面临空间要素与时间要素两个维度的特殊劳动法问题,适用既有劳动法相关制度实现劳动者权益保护存在很大障碍,需要基于对其劳动法理论的分析,对既有劳动法相关制度加以建构完善。建议未来修订我国《劳动合同法》,在第五章增设新的专节“远程工作”。

新就业形态下城市零工从业者技能特征对其工作时间配置的影响

技能具体表现为技能多元化与技能层级化,工作时间配置包括工作绝对时长与工作相对时长两层涵义。基于城市零工从业者的调查数据,研究技能多元化、技能层级化对个人工作绝对时长、工作相对时长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技能多元化和层级化水平提高时,不仅直接与工作时间配置呈倒U型关系,并且通过影响工资收入与工作时间配置呈倒U型关系;工作份数在技能多元化和工作时间配置关联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雇佣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强化技能特征与工作时间配置之间的倒U型关系。应通过提高零工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建立超时劳动报酬体系,有效规制长时间工作,优化和健全雇佣关系调整机制,合理配置工作时间,以促进零工劳动者高质量就业。

“事业家庭相得益彰”——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经济脆弱性影响研究

老龄化社会加剧叠加男性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女性劳动参与的边际效应增强,微观上有助于改善家庭收入结构,宏观上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研究了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会在1%水平上显著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这种影响经过内生性检验及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这是由于女性劳动参与可以增加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应急储蓄以及商业医疗保险投入,从而增强家庭风险管理能力;这种影响在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健康状况较差的群体中更明显;此外,高质量就业对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具有更显著效果,有利于女性就业的产业结构从外部助推了这种影响。研究有助于完善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性别结构分析,政府应进一步保证就业市场的性别平等,这可增强家庭经济韧性,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扶持的实践创新 ——以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为例

就业是巩固拓展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易地搬迁弱劳动力长期从事农业,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缺少务工技能,无法适应城镇非农就业。为此,把农业就业作为化解城镇化安置的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就业困境的突破口,论述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现实基础。基于广西A县Z城镇化安置社区案例,提出并阐述“社区送工”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农业就业的运行逻辑和实践成效。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引领农业园区化发展,安置社区向农业园区组织化输送易地搬迁弱劳动力,易地搬迁弱劳动力在农业就业中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社区送工”基于市场供求关系把易地搬迁弱劳动力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劳动力需求有效衔接,既能持续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攻坚成果,也创新出“劳动力下乡”的城乡融合发展方式。

智慧城市建设如何影响劳动力就业?

智慧城市建设重塑城市创新形态,加速城市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利用中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规模与结构的二维视角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总体上能够扩大就业规模,优化技能层面就业结构,且规模效应大于结构效应,呈现出先量变后质变的边际递增趋势;(2)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技术创新补偿效应、网络基础设施配置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劳动力就业量质齐升;(3)在科教资源丰裕、信息化应用水平较高、劳动力市场扭曲严重的地区以及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就业促进作用尤为明显;(4)智慧城市建设的就业规模效应通过行业间溢出实现,而就业结构效应主要源于劳动力技能偏好,存在就业极化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下城市高质量就业提供新方案,为劳动力就业方面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将会“抢走”谁的工作?——异质劳动者的就业替代风险

人工智能及控制设备在生产中的应用,对劳动者就业具有替代效应。当前国内研究大多以职业的人工智能替代风险作为测算对象,较少直接关注异质劳动者的人工智能就业替代风险。本文基于工作任务方法,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选取劳动者个人特征、工作任务和从事职业特征三方面输入变量,运用机器学习模型测算每一劳动者个体的替代概率。依据个人特征将劳动者划分为12个异质性群体,对比分析异质劳动者群体的就业替代风险。结果表明:(1)我国处于低、中、高替代风险等级的劳动者份额依次为52.9%、24.2%和22.8%;(2)“使用互联网”工作任务、所从事职业的“学历要求”和“培训要求”三个变量对劳动者的替代风险影响较大;(3)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群体的平均替代概率较高,其中处于23~35岁劳动者的替代概率最低;(4)职业流动是化解劳动力市场总体替代风险的有效途径,但其效用对劳动者个体是非对称的;(5)部分高风险劳动者的替代风险倾向于固化,需警惕其替代风险转化为失业风险。

创业的性别差异研究——同群效应的视角

优化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结构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0年CFPS六期的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创业的性别差异问题,结果显示,中国男性创业比例持续高于女性,但这一差异逐期收敛。应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GPSM)和工具变量法控制同群效应的“反射”问题。分析认为,同群效应不仅对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且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同的。从不同世代的角度来看,同群效应对个人创业行为存在代际传递效应和性别趋同性,女性创业受到母亲行为的影响更大,男性创业受到父亲行为的影响更大;从同世代的角度来看,女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女性创业行为的影响,男性创业主要受到同群男性创业行为的影响,且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大于男性;同群效应对个体创业概率的影响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非线性特征,因此,同群效应对创业活动的正向作用是短期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生存型创业中,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在机会型创业中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主导型行业中,同群效应对女性创业的影响显著大于男性,而女性主导型行业中,创业的同群效应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控制了人口流动导致的自选择问题后,研究结论仍然是稳健的。政府应重视创新创业,推进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性,同时,中国劳动力市场激励机制设计应着眼于从结构上提高人力资本和行业的匹配度,实现创业性别结构的平衡。

“调结构”兼顾“稳就业”:社会保险缴费的人力资本升级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将《社会保险法》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社保征管制度改革对企业内部劳动力雇佣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保险法》实施引致的社保征管力度加强显著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且该效应在大规模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凸显。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社会保险法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核心逻辑在于“现金流效应”和“替代效应”,而非资本增加引起的“互补效应”,具体表现为:社保征管力度加强,企业现金流减少、融资约束趋紧,优先削减非技能劳动力;社保征管力度加强,导致劳动资本相对价格上涨,企业选择用资本替代非技能劳动力。以上结论为进一步完善社保征管制度改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稳定就业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