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促进上市公司金融化吗?

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手段,对保障低收入者收入和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虚拟经济的视角理解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构建了最低工资标准与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越高。在经过工具变量法、GMM估计、Heckman两阶段模型等内生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度高、成本转嫁能力弱、地区金融市场环境发达的样本中,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拓展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与金融”领域的研究框架,对于全面认识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实施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创造抑或破坏?

稳就业是维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就业不确定性引发社会的广泛担忧。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指标并运用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最终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正向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规模扩张效应增加了高、低学历劳动力需求,通过技术升级效应增加了高学历劳动力需求,降低了低学历劳动力需求,在规模扩张效应和技术升级效应共同作用下导致企业会同时增加高学历和低学历劳动力需求;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需求的正向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从员工岗位结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增加技术人员和其他人员需求,而减少生产人员需求;从员工薪酬结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提高管理层和普通员工薪酬,但对管理层薪酬的促进作用更强。

小零食大市场 量贩零食店的崛起与突围

近年来,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我国休闲零食市场不断发展,在向前推进的浪潮中,量贩零食店更是凭借丰富的商品和低廉的价格迅速崛起,并席卷下沉市场。尤其是2022-2023年,各种品牌量贩零食店在我国低线城市遍地开花。文章探讨了我国量贩零食店的特点、崛起原因,并针对当前激烈竞争如何成功突围提出建议对策。

新经济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

近年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给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带来了严峻挑战。高校教师一方面从新生入学开始,就应给予新生就业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加强学生思想建设,增强其社会和家庭责任感;另一方面要实时关注政府发布的促就业政策,认真研读,仔细研判,积极宣传,给应届毕业生推荐合适的就业方向,提高其就业积极性。教师要结合大学生性格特点和学习能力,“一对一”“点对点”地进行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最大程度地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争取让高校毕业生都能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

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于技能人才评价社会化的思考

简要阐述当前我国实行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明确技能人才评价社会化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充分认识到技能人才评价的社会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重点通过数据来分析本地区开展技能人才评价社会化以来所产生的变化,以及对本地区技能人才队伍构建造成的影响。探索可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进一步做好技能人才评价工作,从而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

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灵活就业和新兴行业领域已成为新时期吸纳青年群体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与此同时,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的就业形式、就业质量也面临一些挑战,对就业服务和劳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结合一项面向北京市新兴青年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客观和主观双重维度出发,构建新兴青年就业质量测算评价指标体系,并就该群体就业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兴青年的整体就业质量状况一般且内部呈现明显分化,独立文艺青年、网络文化青年状况更优,而网约车司机、配送员等平台经济青年状况明显较差。以教育、工作经验(年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新兴青年就业质量的客观维度(尤其是收入)有正向影响,但对于主观维度则无显著影响或具有负向影响。今后应采取更加精准的措施推动新兴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效回应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权益,不断提升他们的就业获得感和受益感。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产业结构与企业升级的机制探讨

作为一项重要技术变革,人工智能在推动产业智能化的同时,势必对劳动力市场的要素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运用2010—2021年中国城市与企业层面面板数据,从系统性视角考察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宏微观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人工智能应用在宏微观层面均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机器学习法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宏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加劳动收入份额。(3)微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提高创新质量、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加劳动收入份额。(4)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影响在城市层面的高人口规模、高市场化水平、高劳动力保护强度、高劳动力技能水平及企业层面的高企业规模、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低劳动要素密集度的样本中尤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我国在数智化浪潮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延长产假对流动女性“生育—失业”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

本研究提出延长产假的“社会分化效应假说”,来重新解释因为延长产假而在流动女性群体中出现的“生育—失业悖论”,并利用2016年中国各省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这一外生事件和2016年、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该理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延长产假能够有效提升流动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但同时也会显著增加流动女性的失业风险,产假每延长1个月,流动女性失业的概率就会增加11.76%。但是,产假延长只提升了高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却使得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的失业风险升高。作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家庭政策,产假延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不平等,使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女性陷入更困难的境地。本研究不仅拓展了低生育问题研究视域,也为完善公共政策和引导现代家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新劳动的核心特质及其中国的时代呈现

随着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到来,各类事物不再困于特定系统中,而是被要素化,随着系统边界的打破被释放出来,并与新要素联结在一起,使劳动呈现出各种新状态。知识劳动、创意劳动、创业劳动、数字劳动等新劳动推动了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新劳动的核心特质是破壁性与关联性:从劳动方式看,其破除了各类劳动、要素的边界,要求总体性劳动实现高位复归;从劳动时空看,其在时空交错、时空侵占机制作用下,不断突破着生活与工作、虚拟与真实、本地与全球、当下与未来之间的次元壁;从劳动组织和制度看,自上而下的制度规章与自下而上的自主工作加以结合,劳雇双方的身边边界变得模糊,氛围、体验等非制度因素成为激发生产活力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新劳动的出现也对劳动社会学研究提出了破壁与联结的新要求。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就业质量:契机与困境——基于CFPS 2018数据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注入了新动能,为其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但同时也带来了新困境。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HLM模型从多层视角剖析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揭示了农民工就业质量各个维度的实际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优化了就业结构,在微观层面促进了弱关系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显著改善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尤其是在收入水平提升和劳动合同签订率方面;但也存在部分低收入农民工无法享受“数字收入红利”以及“灵活化”劳动合同的问题。数字经济对工作时间的影响表现出双向效应,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催生的新型职业岗位和劳动关系模式,也暴露出劳动保障缺失的制度漏洞。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数字经济会对具有某些特征的农民工群体产生偏向性,会加剧农民工内部的不平等。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政策建议。

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研究

平台就业者作为平台经济背景下的新兴职业,对于社会生活正常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平台就业者中,Z世代的年轻就业者群体展现出了不同于传统就业者的职业追求。相比薪资等物质条件,Z世代更加注重工作中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职业认同感则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前置因素。较高的职业认同感可以使就业者在工作中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并为自身职业发展谋求更多发展可能性,进而更有可能实现自身价值。本文通过对25名Z世代平台就业者进行访谈,并获取其原始记录作为文本资料,构建了平台经济模式下的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辨析Z世代就业群体的独有特征,阐明其个人就业动机、工作生态、平台管理、社会环境等在平台经济背景下的概念内涵。本研究明确了平台经济模式下影响平台就业者职业认同感的因素,探究了Z世代年轻就业者群体借由提升职业认同感达成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并为平台型企业发展策略及平台就业者职业发展长远规划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研究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数字经济对于促进就业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2006—2019年中国265个城市数据和企业信息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可以有效促进就业,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创业活跃度促进就业,但提高生产效率也会抑制就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造业、采矿业等从事简单重复和危险工种的劳动力,往往会受到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因此,建议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加快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拓展产业链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创业活跃度,通过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动力与新机遇。本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有效推动本地与邻近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增强劳动力流动与谈判力量来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受到的影响效应较大。因此,应不断夯实劳动力流动基础、激发劳动力流动活力、拓展劳动力流动空间,弥补数字鸿沟,激发数字经济红利,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就业质量

推进就业优先战略、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调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此,基于我国2006—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对各省劳动力就业质量进行测算,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了人口老龄化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抑制我国劳动力就业质量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外部环境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可以削弱人口老龄化对就业质量的消极影响.

面向全球技能发展:青年、教育与就业

全球范围内科技进步引发的产业变革,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文凭在劳动力市场的特权逐渐淡化,各国开始探索“学历+技能”的人才培养模式,技能社会作为新的社会形态受到普遍关注。然而,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生力军,许多青年在技能掌握、技能适应与技能使用上面临挑战,国际青年失业问题严峻,这反映了教育系统技能供给与就业市场技能需求之间的错位与失衡。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教育转型多元碰撞的趋势下,优化技能系统已成为国际事务,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进行战略布局,遵循双重逻辑取向,既要关注终身技能形成,还应考虑各国在技能认证、技能治理与技能监测方面的合作,在纵横两种逻辑下构设全球技能发展的行动框架。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北京高校为例

本文基于北京高校2023年应届毕业生就业调查抽样数据,对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行业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约五分之一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到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人力资本、专业领域是影响高校毕业生能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重要因素,尽管人力资本的作用方向并非一致;没有充足证据表明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存在家庭背景差异,但存在性别差异。

数字时代的“田螺姑娘”:家务数字化与女性劳动隐形化研究

本研究结合隐形劳动、技术女性主义理论资源,探讨数字化家务为何被塑造成女性的任务。数字技术与智能设备让家务劳动摆脱了空间的束缚,呈现出线上化、灵活化、去身体化的新特征,但技术的中介性与劳动的离身性也将家务转化为一种隐形劳动。以手机为对象的手指操作与界面劳动隐匿了劳动过程,以微信群为中介的沟通任务因文字化、私人化而导致情感劳动“不可见”。数字化家务增加了女性家务劳动与情感劳动的复杂程度,塑造了一种随时在线的劳动状态。技术与平台的宣传共谋、家庭成员/两性之间的协商互动构建了数字家务以女性为主导的氛围。人工智能技术并非仙女棒,而是与看不见的家务合谋共同塑造出了数字时代的新“田螺姑娘”。

基于推拉理论的苏北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切实发挥好人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作用,是我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的应然选择,如何更好地引导农村大学生返乡就业、投身三农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热议的话题。以苏北地区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推拉理论对其返乡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研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苏北地区对于乡村振兴的宣传力度不够,学校职业规划教育不足,家庭支持力度不大,个人就业择业观念尚未转变。政府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学校加强对毕业生就业观的教育引导,家庭理性看待大学生返乡就业,以及学生自身合理规划职业生涯是促进大学生返乡就业、增强返乡就业意识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