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产业结构与企业升级的机制探讨

作为一项重要技术变革,人工智能在推动产业智能化的同时,势必对劳动力市场的要素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运用2010—2021年中国城市与企业层面面板数据,从系统性视角考察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宏微观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人工智能应用在宏微观层面均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机器学习法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宏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增加劳动收入份额。(3)微观层面,人工智能可通过提高创新质量、创新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来增加劳动收入份额。(4)人工智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影响在城市层面的高人口规模、高市场化水平、高劳动力保护强度、高劳动力技能水平及企业层面的高企业规模、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低劳动要素密集度的样本中尤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我国在数智化浪潮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就业质量:契机与困境——基于CFPS 2018数据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注入了新动能,为其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但同时也带来了新困境。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HLM模型从多层视角剖析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揭示了农民工就业质量各个维度的实际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优化了就业结构,在微观层面促进了弱关系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显著改善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尤其是在收入水平提升和劳动合同签订率方面;但也存在部分低收入农民工无法享受“数字收入红利”以及“灵活化”劳动合同的问题。数字经济对工作时间的影响表现出双向效应,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催生的新型职业岗位和劳动关系模式,也暴露出劳动保障缺失的制度漏洞。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数字经济会对具有某些特征的农民工群体产生偏向性,会加剧农民工内部的不平等。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动力与新机遇。本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数字经济建设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有效推动本地与邻近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增强劳动力流动与谈判力量来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受到的影响效应较大。因此,应不断夯实劳动力流动基础、激发劳动力流动活力、拓展劳动力流动空间,弥补数字鸿沟,激发数字经济红利,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就业质量

推进就业优先战略、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调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此,基于我国2006—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对各省劳动力就业质量进行测算,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了人口老龄化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抑制我国劳动力就业质量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外部环境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可以削弱人口老龄化对就业质量的消极影响.

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北京高校为例

本文基于北京高校2023年应届毕业生就业调查抽样数据,对高校毕业生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行业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约五分之一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到数字经济行业就业;人力资本、专业领域是影响高校毕业生能否在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重要因素,尽管人力资本的作用方向并非一致;没有充足证据表明数字经济行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存在家庭背景差异,但存在性别差异。

数字经济时代的“红利”与“鸿沟”:异质性劳动力的微观表征

作为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产业发展的方向,数字经济具有双刃剑的特点。文章将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工资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会对高技能劳动力和非常规认知型职业劳动力产生工资溢价效应,降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从而扩大技能工资收入差距。其中,数字经济引致的城市生产率效应和创新效应是扩大工资收入差距的重要传导机制,且人力资本积累会进一步扩大差距。此外,数字经济的工资溢价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人口规模100万及以上的城市、非中老年群体及非农户口群体中更显著。

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研究

以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为特征的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衍生出多种新型就业形态,对就业技能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分析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机理基础上,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颁布的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标准构建了产业数字化综合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构建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从省际层面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效应。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提高了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优化了就业技能结构。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均正向调节了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减弱了产业数字化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正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东部地区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地区外包水平会强化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因此,建议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提升全社会劳动力数字技能水平、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提高FDI和外包质量,发挥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升级优化效应,实现充分和高质量就业目标。

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

自我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且长期低于男性劳动参与率。受传统家庭劳动分工的影响,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因而与儿童照料相关的成本负担通常会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我国进行托育制度改革后,公共托育体系的瓦解抬高了儿童托育服务的价格。目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与儿童照料费用的不断增加有着密切联系。基于此观察,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1991~2015年九期调查数据,创新性地利用了社区0~6岁儿童托幼机构的托儿费支出这一指标,综合使用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儿童照料费用对我国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对于城镇、受教育程度较低、30岁以下和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稳健性分析表明,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对男性劳动参与率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控制内生性后,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显著增强。在生育政策完全放开的背景下,完善普惠托幼服务体系、健全女性就业保障制度和倡导男性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是提升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重要措施。

稳就业:成效、挑战与政策指向

得益于经济运行的回升向好、各类稳就业政策效果的集中释放,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并呈现出逐步改善的态势。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发挥各项政策的协调作用、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和多元主体联动等,是当前稳就业的关键。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前瞻性地引导和优化全社会人力资源供给、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等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

柔性引才加快石家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自身经济结构处于较低层次,主导产业现代化程度较低,附加值不高。受市场利益机制驱动,外部城镇虹吸效应较为严重,因此提高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是一项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紧迫性的战略任务。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夯实人才基础。石家庄县域现有人才引进政策给优秀人才提供的各项福利待遇均缺乏吸引力,文章立足县域经济人才引进现状,研究更加灵活、有针对性的柔性引才方式,以期为石家庄县域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提供参考。

矿业类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与对策研究

就业是民生之本,而当前矿业类高校人才培养与大学生就业市场需求尚存在一定.差距,矿业类高校毕业生面临行业就业渠道窄、矿山企业岗位与求职者供需匹配度低、就业信心和就业竞争力不足、职业定位不清晰等现实挑战。为此,可通过多种措施助力矿业类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第一,建立就业工作责任制,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第二,加强思想引领,促进课程思政融入就业育人;第三,协同推进就业与培养,提升人才培养与矿山企业需求适配度;第四,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构建用人需求预测与就业信息互馈机制;第五,多主体协同,打造线上信息平台与线下实习实训基地;第六,完善政策宣传机制,前置职业生涯规划;第七,构建校友支持体系,拓宽就业渠道。

AIGC、技术异化与劳动者就业焦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以ChatGPT为代表的AIGC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失业威胁”的劳动者就业焦虑情绪也随着AIGC技术的发明和运用而快速传播。本文从数字生产劳动与AIGC迂回生产链之间的关系切入,指出AIGC迂回生产链中的数据、算法、算力和AIGC技术服务等数字生产资料都是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产物。AIGC技术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出现技术异化,这是导致劳动者产生就业焦虑的根源。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要变成现实,需满足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制条件、技术服务资本积累的再生产条件和平台资本垄断扩张的市场结构条件。要避免AIGC技术异化下劳动者就业焦虑变成现实,需要在创新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形式、构建技术进步服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和建立AIGC领域共享性财富积累机制等方面进行经济制度建设的探索。

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数字经济为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基础当前,全球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数字经济这一形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改革开放后各年代员工集体离职的主要原因变迁

依托中国改革开放1978—2021年的时间背景,从中国知网5种数据库,甄选了我国102个集体离职案例。基于两阶段编码分析了企业员工集体离职的原因,并对各年代集体离职原因的异同和变迁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员工集体离职的主要原因从外因为主向内因为主变迁,从单纯物质因素向精神和工作因素变迁并日趋丰富;直接原因从内因主导向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变迁,市场和监管外因不可忽视。由此建构员工集体离职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作用与变迁模型,体现了员工集体离职主要原因的“本土特征”和“年代性”,建议企业在集体离职酝酿、积累、爆发和反思等不同阶段,采取差异化、针对性的管控策略。

“新零工”工作重塑及其前因和结果

传统或标准的工作是在组织的监督下进行的,由没有结束期限的全职工作组成。“新零工”被定义为互联网时代员工完成雇主的短期工作或雇主的特别工作要求。“新零工”产生于互联网科技背景下,“新零工”工作重塑与传统工作重塑具有细微差别,其工作重塑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包括社交网络嵌入、情境因素、个性特质以及个体主观感受、个体工作绩效。“新零工”的工作重塑涉及两个方面——工作环境资源重塑和身体美学资源重塑,这一发现为下一步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江西高职生返乡创业现状及对策研究

高职生作为国家技术技能人才,返乡创业不仅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更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二元人才高效流动的应有之义。文章以江西省高职生返乡创业现状数据和真实案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吸引高职生返乡创业的积极因素,包括培训实践机会更丰富、创业展示平台更集中和金融支持政策更完善,探讨了困扰高职生返乡创业的困难因素,包括风险意识不足、启动资金不够和创业技能不强,进而从政府、学校和个人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高职生返乡创业,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中国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的争论与回应——《减贫: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多重效应》评介

西方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可以实现劳动力及附载要素在空间上的有效配置,并缓解贫困。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大规模劳动力流动与贫困演进的特征事实与之形成了“典型悖论”:劳动力流动不仅未缩小城乡差距,反而带来农村人口结构的“畸形化”和产业的“空洞化”,农村贫困依然突出。那么,中国劳动力流动对贫困影响究竟如何?其特殊性何在?需要何种顶层设计和政策调整?劳动经济学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樊士德教授的新著《减贫: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多重效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出版)对此进行了系统探究。

企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市场就业风险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微观形态,对劳动力市场将产生深刻影响。在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探讨企业数字化如何影响就业风险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劳动力需求弹性衡量劳动力市场就业风险,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就业风险的影响,发现企业数字化能够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风险,总体上具有积极的就业效应。从作用机制来看,企业数字化通过生产力机制与资源机制对劳动力市场就业风险产生影响,前者表现为替代效应与规模效应,后者表现为融资效应,其中替代效应深化就业风险,而规模效应与融资效应缓解就业风险。实证结果表明,生产力机制的规模效应与资源机制的融资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这两个效应均显著存在。在数字经济所催生的企业数字化过程中,借助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发展,进而改善经营状况,对化解劳动者就业风险,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具有积极意义。

加强制度构建 维护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权益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劳动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的就业模式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灵活就业。构建新就业形态下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险制度,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保障是燃眉之急。

新时代背景下农业院校学生创业就业教育创新——以“中国农业展望大会”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及农业科技的迅速发展,农业院校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的教学模式和内容已难以满足现代农业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复合型需求。因此,创新农业院校的学生创业就业教育,已成为提升学生就业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校企合作、课程体系改革、教师能力提升及就业服务完善等措施,可以系统地提升教育质量和效果。这种教育创新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更能为我国农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