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工具的演变脉络与优化建议

数字文化产业是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政策工具是促进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驱动。运用“政策工具-产业创新价值链”二维分析框架对2009—2022年中央层面数字文化产业政策进行量化统计和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从“扶持”到“调控”再到“转型”三次变迁,我国数字文化产业政策工具类型存在与价值链创新阶段适配不充分的问题,建议依据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阶段适配其政策工具类型。

数字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是数字治理在国内的“先试先行”,也是我国基于政务大数据驱动数字治理、实现惠民惠企的重要举措。基于2014年实施的“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利用2011—2022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治理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治理能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成熟期企业、东部地区、法治水平高及互联网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治理通过影响数字要素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由此,针对性地提出创新“危机应对+平台监管”数据治理机制,打造企业技术创新安全环境;推进数字要素偏向型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加强知识产权转化效能,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研究为数字治理发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能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后续数字治理调整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独家交易、创新激励与福利效应——基于数字版权协议的分析

独家版权协议意味着版权所有者将作品的网络传播权授权给单方并获取相应的收益。本文构建一个贯穿上下游市场、涵盖三阶段博弈的分析框架,对长视频领域独家版权协议的竞争效应和政策含义进行规范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独家版权协议通过两条路径激励创新:一是当版权方占有议价优势时提高其收入,以激励作品创作;二是通过促进平台在下游市场竞争,提高平台的研发投入。相较于消费者福利,独家版权协议增进社会总福利水平的约束条件较为宽松。因此,为形成有效的制度激励,监管部门需要平衡版权方收入、长视频平台利润与消费者福利,构建并维持市场竞争秩序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竞合关系,识别当下市场的竞争特点,对独家版权协议进行差异化监管。本文将独家交易的研究延展至创新经济学领域,重塑交易模式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品价值化中的角色,并为理解长视频产业链上下游市场竞争的互动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量化研究——基于三维分析框架视角

智慧养老产业政策对于优化调配智慧养老产业整体布局,促进产业有序发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具有重要意义。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效力三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政策一致性(PMC)指数模型等,对2011—2021年中央及各部委颁布的88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文件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呈现“波动发展—缓慢推进—爆发性增长”的发展趋势;政策工具结构失衡,表现为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数占比偏多,而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数占比相对较少;政策目标引领作用发挥不足,呈现轻技术、弱标准等特征;政策效力整体表现良好。基于此,建议国家合理配置政策工具、完善政策目标体系、优化政策效力机制,以推动智慧养老产业健康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双循环”生态系统建设路径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速构建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本身也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即以科技创新国内循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国际循环构建高水平开放创新格局。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链条完善、产业链互补性强、创新生态环境不断优化、开放创新优势显著,但仍然面临基础研究能力有待提升、内外创新资源循环不畅、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发展未实现有效协同等问题,因此,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双循环”生态系统。基于创新资源流动和配置视角,该系统包括创新主体与创新组织、创新资源与创新环境、创新集群与产业集群,其中科技创新资源为基础和前提,创新链为核心。以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为轴的国内循环系统建设要着力提升源头创新能力,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科技产业协同发展,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国际循环系统建设要发挥港澳的国际化优势,推动国际合作向创新链源头延伸。同时,要通过完善创新资源自由流动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机制、人才流动机制等,推动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的动力机制。

重点产业政策如何抑制产业震荡?

产业震荡关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震荡的影响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省级五年规划纲要文本,本文采用多期DID模型检验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震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抑制了产业震荡;重点产业政策对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产业震荡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重点产业政策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出口抑制产业震荡;不同类型的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震荡的影响不同,只有重点支柱产业政策显著抑制了产业震荡。上述研究结论为抑制产业震荡和促进产业安全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有效性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时空双重固定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地考察了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产业协同集聚不仅显著地提升了本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还对邻近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但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地理衰减特征,在312.2千米以内为空间溢出区域,687.2千米为空间溢出的地理阈值。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在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前,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无影响;在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后,产业协同集聚不仅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而且也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存在虹吸效应,中部地区存在涓滴效应,西部地区既不存在虹吸效应也不存在涓滴效应;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能辐射邻近地区,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并不能直接影响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以显著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本文为进一步优化中国产业区域布局、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供了决策参考。

欧盟外国补贴监管政策的动因、特征及影响

近期欧盟出台的《关于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条例》,是欧盟委员会针对外国补贴的新监管政策。欧盟对外国补贴进行监管的主要动因是:外国补贴扭曲了欧盟单一市场竞争,且原有监管工具存在监管空白。欧盟外国补贴监管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外国补贴的认定范围逐渐宽泛,反补贴审查更严格且可追溯,违规后的惩罚力度空前严厉,依据交易类型采用不同审查机制,创设“安全港”门槛,明确了审查标准。中国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了大量政策支持和给予了较多政府补贴,并且该做法还在持续,因而欧盟此次外国补贴监管政策剑指中国。从中国对欧盟的并购和绿地投资情况可知,中国企业赴欧盟投资经营风险早在2017年已显现,并且欧盟外国补贴监管政策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其他国家也在积极推进反补贴规则的制定,因而未来中国企业赴欧盟投资经营将面临较多阻碍。对此,中国应采取应对措施:迅速开展各级政府风险盘点,充分利用“平衡测试”维护自身利益,坚持推进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谈判与制定,提醒赴欧盟投资经营企业进行风险评估,为赴欧盟投资经营企业提供法律咨询,鼓励中小企业开拓欧盟市场。

碳交易机制倒逼产业结构升级了吗?——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以2013年设立的7个碳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碳交易机制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法对碳交易机制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作出探索性回答。研究发现,碳交易机制对所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倒逼"效应,效应大小因试点地区特征不同呈现差异性,其中,湖北省碳交易试点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最大,重庆市最小。本文还发现,碳交易机制对促进技术创新、增加FDI流入具有积极作用,对国际贸易、投资需求则表现为抑制作用。技术创新、FDI均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投资需求的增加对产业结构升级起了阻碍作用,这可能与中国产业投资结构不合理有关,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的启示在于,政府应加快完善碳交易市场运行的相关配套政策和环境,并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合理利用外资,调整投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与中国工业污染的区域差异——基于东、中、西部Panel Data的经验研究

在已有的研究中,东、中、西部工业污染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较少得到关注。本文在增长模型基础上得出影响环境污染水平的基本因素,并运用1993—2009年东、中、西部三个地区29个省份的年度数据,在Panel Data模型基础上对三大地区的工业污染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信息化、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空间集聚

在"互联网+"深度融合和刚性环境规制约束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文章将信息化水平、环境规制引入经典生产函数,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改进的区位商指数模型,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研究了信息化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程度与信息化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环境规制强度呈负相关关系且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基于此,提出通过不断加强信息化水平建设优化制造业聚集格局,并对制造业过度集聚的地区施行环境规制的政策建议。

不确定性是实行产业政策的主因——企业家追求创业机会的视角

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分析产业升级与新产业出现的逻辑起点是正确的,但将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对立起来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通过降低试错成本、减少不确定性、促进知识传播和积累,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进而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所以其根本价值在于对冲不确定性对企业家精神的伤害,引导企业家追求创业机会,补充市场的力量。反之,正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才有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和必要。不确定性的存在有认识论和存在论的二重维度,而企业家追求创业机会犹如做实验,其行动具有探索性、实验性特征,所以,产业政策是一个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共同应对不确定性的互动过程,通过为企业家和潜在企业家提供正向激励促进其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特朗普推行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的根本目的也是在于通过产业政策重塑和提升美国制造业(企业家)的竞争力。

制度“解锁”能够释放制造业绿色发展的活力吗?——基于2003-2014年28个行业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基于2003-2014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模型评价其生态效率水平,并基于"波特假说"理论,构建计量回归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生态效率总体呈递增态势,但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短期内规制遵循的成本效应大于创新补偿效应,而且地方政府存在明显的策略性遵循行为;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只促进了重度污染行业的生态效率,对中度和轻度污染行业具有抑制作用,"波特假说"仅在重度污染行业得到验证。最后,针对不同行业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动态关联效应研究——以新疆为例

利用VAR模型对1960至2009年新疆城镇化与三次产业发展的动态关联效应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镇化发展同样会带动三次产业发展。从长期来看,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对城镇化贡献率分别达到了33.75%、29.45%、6.85%。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要显著高于第三产业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中日食品安全法律保障制度比较

从食品供应链管理角度来看,我国食品安全在监管、原料控制、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存在诸多问题。目前,要确立国民健康至上的理念,逐步完善保障公众健康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中贯彻过程化规制理念,彰显科学与民意并重理念,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对食品安全行政监管职责进行清晰科学的设计,促进食品安全监管科学化、统一化、规范化。同时,在实践中要进一步细化和推广过程化管理制度,使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和良好生产规范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切实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产业政策、资源再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

中国政府颁布了众多产业政策进行资源再配置以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那么,产业政策能否有效提升受扶持产业的生产效率,这是一个受到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汽车产业为例,利用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汽车产业生产率的变动及各子行业间生产率的差异,并进一步利用政策偏度测度产业政策中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补贴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政府资源再配置角度对汽车产业政策绩效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汽车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会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研发补贴却对汽车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没有起到明显作用。另外,由于政府对各个子行业的资源扶持力度不同,导致了不同行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产业政策研究综述

文章以1979-2018年经济管理类10本顶级期刊共145篇文献作为样本,使用系统性文献回顾方法,基于2W1H知识框架,系统地总结了产业政策研究现状,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在"什么是产业政策(What)"上,已有的产业政策从狭义与广义两个角度进行理解,并有"选择性与功能性"和"水平型与垂直型"两大分类体系,包含了财政、金融、土地、公共服务、人才五类政策工具以及直接、间接两种测量方式;在"产业政策的前因后果是什么(Why)"上,即在中国情境下采取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赶超战略等六个理论视角,且产业政策会产生积极与消极影响;在"怎样实施产业政策(How)"上,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三个层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最后,基于知识框架从研究内容、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提出今后研究方向。

临港产业的国内外经验及对江苏的启示

探讨临港产业的基本理论,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临港产业的先进经验,结合江苏沿海地区发展临港产业的优势条件,提出石油化工、汽车制造、风电装备制造、海洋工程、物流集散五大优势临港产业基地建设是临港产业发展的重点,旨在为江苏沿海地区临港产业发展提供新思路。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前沿型分析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为此可构建创新能力的衡量方法和分析范式。通过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扭曲创新要素能够提高创新水平,但是难以显著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立足于改善创新要素的市场配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