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制造企业如何编排资源利用数字机会——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fsQCA研究

利用数字机会是中小制造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资源编排理论指出,利用数字机会离不开企业资源和能力的支持,尤其要将各种资源和能力有效组合起来。但大量中小制造企业难以有效编排自身资源和能力来利用数字机会。为此,本文关注中小制造企业的五种传统资源和能力(实物资源、关系资源、制造能力、营销能力和创新能力)及两种数字资源和能力(大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能力),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392份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五种传统资源和能力及两种数字资源和能力都不能单独作为中小制造企业数字机会利用的必要条件,但数字平台能力作为核心条件能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同时,中小制造企业的数字机会利用存在三种路径,可归纳为“内向型”“外向型”和“内外兼顾型”,通过进一步聚焦高技术制造业,发现其数字机会利用存在两种路径:“渐进型”和“突破型”。本文有助于发现如何在数字化背景下编排企业资源和能力,拓展了资源编排理论的研究情境(数字化背景)和研究范围(数字资源和能力),回应了识别“数据时代的资源编排规律”的呼吁。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探析

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与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依附第三方数字平台完成产品体系、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的改造,进而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其数字化转型过程为企业层面的数字技术部分采用、行业层面的数字技术整体融合以及生态层面的数字技术共生发展。但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面临数字意识薄弱、转型能力不足、转型资源受限、转型数据欠缺、转型成本过高等诸多困境。中小企业要立足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从培养动态管理能力、运用轻体量数字平台、提升组织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获得政府外部帮扶及支持等方面创新路径,推动数字化转型。

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

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6—2021年的数据,对企业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按照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性质对全样本进行了分组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以及E、S、G三个维度均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而企业数字化转型起到了调节作用,即进行数字化转型增强了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非重污染行业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且进行数字化转型对这两者的关系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研究丰富了ESG领域的文献,促进了ESG理念的巩固与完善,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网络机制——合作和知识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的中介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和优化了创新网络,也使创新网络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网络结构洞理论,从创新合作网络和创新知识网络(双重创新网络)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的机制,并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21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效率,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中介变量,即存在“数字化转型水平提高→双重创新网络结构洞增加→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路径;企业组织韧性提高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网络结构洞的正向影响,但对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效率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拓展和优化创新网络来促进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组织韧性以有效化解转型风险。

税收激励、ESG绩效与企业价值——基于内外部互动视角

增强ESG(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绩效已成为提升企业价值的新方式,而内外部良性互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使用2009—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与外部市场监管、内部财务冗余的互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总体上能显著促进企业ESG绩效,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考虑到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资本市场监管程度较高或企业财务冗余较丰富时,税收激励对企业ESG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其中市场监督与税收激励的互动效应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激励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税收激励能进一步促进ESG绩效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作用。

数字经济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选取2010—2021年省级数字经济指数以及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高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增加控制变量、缩尾处理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数字经济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地区发展方面,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一线城市内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企业性质方面,数字经济对成熟期、国有、高密度人力资本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提出加强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推进制造业产业结构数字化升级、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的建议,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提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牛鞭效应”弱化研究

为弱化信息从最终客户端向原始供应商传递而引发的“牛鞭效应”,本文基于信息传递的视角,提出了一种运用区块链技术构建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信息管理系统。在对新能源汽车供应链运用区块链技术弱化“牛鞭效应”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完成系统的总体设计和程序编码,并对系统功能应用及性能进行了测试和对本系统弱化“牛鞭效应”的效果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系统所有功能都能够正常运行并完成基本要求;系统的性能测试结果显示该系统的最大平均时延为6.2 s,最高吞吐量为每秒处理187个事件;系统在供应商、主机厂和销售商3个节点的“牛鞭效应”值分别弱化了70.1%、64.9%和24.6%,实现了预期效果并验证了系统对供应链“牛鞭效应”的弱化具备可行性。

数字资产配置、管理创新与成本粘性

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极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决策难度。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企业加强数字资产配置,其能否有效降低成本粘性成为亟需回答的重要课题。基于管理创新视角,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资产配置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资产配置能够有效抑制成本粘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资产配置通过推动流程创新发挥对成本粘性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供应链集中度较低、信息共享意愿较高、高管具有财务或数字背景的企业中,数字资产配置对成本粘性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资产配置与成本粘性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为推动上市企业管理创新、提升成本管理效果提供指导与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

决策权配置对企业集团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集团的数字化转型将深刻改变决策权配置模式。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并使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集团决策权的集中度,促使决策权向子公司转移。在使用工具变量、DID以及PSM等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后,主要结论仍然成立。渠道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集团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降低子公司与母公司间的相对信息成本两条途径促使决策权向子公司转移。此外,数字化转型促进分权的效应在民营、子公司数量更少和子公司承担业务量更轻的企业集团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对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为数字时代企业集团决策权配置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撑。

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ESG绩效

基于可持续发展背景,本文以2009~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作用边界。研究发现: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媒体关注显著增强了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在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ESG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调节效应。本文为企业如何提升ESG绩效找到了新的内部解决方案,也为我国环境规制和公众监督机制制定提供了政策参考。

资产收益率宽幅度是房地产业杠杆高企的成因吗

探索或研究房地产行业杠杆高企的成因是化解房地产业债务风险、防范由房地产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文章从资产收益率宽幅度的视角,运用2007—2020年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研究了房地产投资收益率与实体行业经营资产收益率之间的资产收益率宽幅度与房地产业杠杆高企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资产收益率宽幅度拉大对房地产业杠杆率攀升具有刺激效应,是房地产业杠杆高企的成因。渠道检验显示,在资产收益率宽幅度拉大时房地产业基于逐利动机囤积大量土地,使房地产行业能够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再次囤积土地,并延期偿付产业链中应付款项,最终导致房地产行业杠杆率攀升。

应对外部环境挑战的企业数字韧性塑造机理研究:基于数字化战略更新的视角

在企业外部环境日益动荡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从外部环境挑战中调整并恢复,成为当前企业进行持续发展的关键。尽管学者们已经关注到数字韧性这一新兴概念,但是对于企业数字韧性的形成过程及塑造机理尚缺乏相关解释。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构建了数字化战略更新驱动企业数字韧性形成的过程模型。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韧性的塑造经历了数字化业务提升、数字化组织赋能和数字化危机响应三个发展阶段,在各阶段中呈现出不同的数字韧性表现;第二,数字化战略更新在企业数字韧性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主要包含环境适配性学习和数字技术嵌入两种更新活动;第三,在塑造企业数字韧性时,需要将外部环境挑战、数字化战略更新活动以及数字韧性表现进行匹配。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已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其创新发展水平与宏观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密切相关,企业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来进一步提升自身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其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稳定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成立。其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实施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进而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对中介变量进行Sobel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其中,吸收能力的作用效应最强,创新能力次之,适应能力最弱。其三,通过对企业所有制、规模大小及企业所处地区进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相比较于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及东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更强。本研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相关理论,对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助力企业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风险投资与企业ESG表现

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ESG已经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风险资本作为一类特殊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ESG决策和行为存在重要影响。以2010—2021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风险投资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企业ESG表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验证了风险资本的“逐名”假说。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资本联合、风险资本声誉较高、风险资本有外资背景等因素显著地抑制了风险投资对企业ESG表现的负向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强化政府对风险资本的正确引导,以及企业提高ESG表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 ——兼论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ESG表现是衡量企业非财务业绩的综合指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通过替换变量、滞后一期、缩短年限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媒体关注对ESG表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媒体关注度越高,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ESG表现主要通过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以上研究表明了ESG的积极效应和媒体关注的外部治理作用,为相关部门完善和推广ESG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重代理成本的影响。经验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重代理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只有当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积极影响。这突破了已有文献关于数字化转型效果的线性认知。进一步的探索性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能够平缓数字化转型与双重代理成本之间的倒U型关系且使得拐点左移,这一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相反,高管股权激励并未对二者关系产生任何显著影响。本文对现有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研究形成了有益的补充,并对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完善激励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过程机制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外部交易成本和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供应链集成对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起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制造业企业中显著,而在国有制造业企业中不显著。

数字化转型、智力资本与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

选取我国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基于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明显改善制造业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提升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重视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参考和启示意义。

工业互联网背景下高技术船舶企业融通创新演化研究——基于政府干预视角

构建工业互联网背景下地方政府、高技术船舶龙头企业及中小企业三方融通创新演化博弈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三方稳定策略的博弈过程,探究政府干预和主体意愿对理想条件下系统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利用意义沟通、创新补贴、税收等干预手段能够明显加快高技术船舶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参与融通创新的步伐,但过高的创新支持成本会加重政府负担,导致政府选择懒政;高技术船舶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初始参与意愿较低时能够促使地方政府实施干预,但伴随两者意愿升高,地方政府是否干预受自身收益影响程度更大;高技术船舶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参与融通创新演化速率均与其余主体初始意愿正相关。

标准参与、产业链协同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

在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正面临技术和市场资源双重空间挤压的难题,实现高质量发展是破局的关键。技术标准作为技术公共化的载体,具有很强的资源扩展属性,但其在企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中间机制还不明晰。本文以2008~2022年362家上市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标准参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产业链协同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标准参与对产业链协同和企业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正向影响,产业链协同在标准参与和高质量发展中存在遮掩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西部地区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前企业的标准参与更有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路,也为政府制定规范性和产业性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