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违规:监督者抑或合谋者

以我国员工持股计划重启为背景,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结果显示,员工持股计划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与频率。机制检验发现,员工持股计划一方面通过促进中小股东投票与委派董事涉入公司内部治理,另一方面通过信息传递提升独立董事履职效率并增加分析师跟踪。进一步地,区分违规类型后发现,员工持股计划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信息披露违规与一般违规;区分员工持股计划方案后发现,员工持股规模高、锁定期长、高购买折价、无杠杆、无控股股东担保或兜底、无业绩条件的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抑制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对公司违规的监督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论从公司违规角度验证了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督者角色,为我国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揭示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总体上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但二者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动态的“潜力滞后—缓慢释放”的非线性变化轨迹。绿色金融发展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化转型在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间起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作用体现为遮掩效应;数字化转型导致绿色金融对企业ESG的推动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缓慢释放。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信息不对称较低组、金融基础较高组、重污染行业与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绿色金融同群效应显著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ESG表现同群效应显著改善环境绩效,但对财务绩效短期无显著影响。

上市公司连续并购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东山精密连续并购案例

随着精密电子制造业的发展,我国精密电子制造企业逐渐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但由于技术水平与世界强国还存在一定差距,仅依靠内生发展,短期内难以实现突破式发展,连续并购成为破局的关键。文章以东山精密2014—2018年的连续4次并购案例为研究对象,首先依照4次并购行为之间的特征,将前三次并购划分为开拓式并购,第四次并购划分为聚合式并购;其次根据EVA理论,从定量角度着手深入剖析东山精密连续并购对企业价值影响;最后运用扎根理论从定性角度出发探究连续并购对企业价值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东山精密的连续并购并非单次并购的简单累加,企业价值的变化不仅受单次并购的影响,开拓式并购阶段、聚合式并购阶段分别通过吸收融合横纵向资源来提升企业价值;东山精密的连续并购从管理、技术、业务三方面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且管理、技术、业务三种协同作用在开拓式并购阶段和聚合式并购阶段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

“逆向混改”能提升民企风险承担水平吗?

本文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层面探讨了民企“逆向混改”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逆向混改”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相对于股权结构层面,在高层治理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会因市场化水平、行业竞争程度以及外资参股而存在一定差异。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影响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吗?

以2008—2020年国有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数据构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指标,分析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倒U型关系。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股权层面的混合,更要考虑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比例的合理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高金字塔层级组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国有企业中的上述关系更为明显。该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推动非国有资本融入内部治理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股权结构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2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负相关,而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绿色创新正相关。机制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以降低数字化转型水平阻滞企业绿色创新,融资约束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遮掩效应;股权制衡度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另外,异质性分析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负相关性在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强;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

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与可持续发展——基于企业ESG绩效评价视角的研究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ESG绩效的视角切入,深入考察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显著提升了企业ESG绩效,该结论在经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Oster检验以及更换关键变量的度量方法等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主要通过强化中小股东治理参与以及增强企业资源获取能力提升了民营企业ESG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媒体关注度较高的民营企业,以及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时期,国有资本参股对企业ESG绩效的提升效应更明显。

异质性资本配置视角下企业韧性与商誉价值透析——以中国医药并购“南北通用”为例

在不确定性的时代背景下,企业韧性是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文章从异质性资本配置视角重新阐释企业韧性的内涵,透析企业韧性与企业价值、商誉价值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锚定行业经济政策和制度波动较大的医药销售行业,以“两票制”为事件冲击,选取该行业龙头企业中国医药产生并购商誉价值最高的前两名并购对象——河北通用和河南通用作为案例,从异质性资本配置视角对比分析两家企业的企业韧性,并进一步从抵抗能力、恢复能力和再生能力三个层面为商誉价值及其减值提供参考。

应急供应链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态博弈研究

通过构建政府补贴背景下应急供应链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应急供应链企业的行为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存在一个最优区间,并非所有的政府补贴一定会促进应急供应链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过高或过低的政府补贴并不能明显提升供应链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政府应在合理区间内加强对应急供应链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项补助,提高补贴的有效性和精准度,从而促进行业的良性、有序发展,进而促进应急救援效率的提升。

混改背景下的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变革与创新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混改背景下,所有权结构的变化,最终必将落实到人的变化上,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必须做出及时的变革与创新才能适应“新”国企的发展需要。本文在对国有企业混改背景、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混改背景下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与创新思路,包括积极推行长期激励手段、加强人才职业化管理、建立市场化薪酬管理体制等,以期为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方式借鉴。

跨国并购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21世纪绿色创新作为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的催化剂,正在重塑企业的经营哲学,强调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跨国并购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工具,帮助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取关键的战略资源,从而维持和提升其竞争优势。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在2002—2022年进行跨国并购的中国上市企业,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跨国并购对绿色创新的具体影响。跨国并购在提升企业生产率和扩张海外业务的同时,还促使企业实行自愿型环境规制。可见,跨国并购起到了衔接国内外循环的作用,该结论为中国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连锁股东与企业创新绩效——来自制造企业的经验证据

连锁股东作为资本市场新兴所有权主体,对创新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通过协同治理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在采用PSM法、工具变量法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路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效应与产能效应是连锁股东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两条重要渠道。拓展性分析发现,高管风险偏好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均正向调节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高科技企业和东、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为连锁股东发挥协同治理效应的现有文献提供了重要补充,为当前企业基于自身情境优化创新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

公司治理实践新动向:从ESG到反ESG

ESG行为演变为符合政治正确的形式主义,对企业的实际经营和管理改善未能带来实质性益处,甚至逐步异化为一项公司治理成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竞争的政治市场围绕ESG的激励扭曲和行为异化开始系统纠偏建立只有三十几年的中国A股市场无疑是全球资本市场经验的积极借鉴者和学习者。由环境、社会责任和治理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组成的强调企业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的ESG,就是其中之一。

产教融合型企业的目标功能与实施路径分析——以湖北省兴赤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产教融合基地为例

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培育是深化产教融合的有效载体,建设产教融合基地是推进产教融合的重要举措。文章以湖北省认定的第四批产教融合型企业湖北省兴赤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以黄冈职业技术学院湖北省兴赤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产教融合基地为例,对其建设过程进行全面分析,提出完善产教融合管理制度、开展产教融合共建共享、落实校企合作人才共育、推进技术研发成果共创、健全资源保障共投共担等途径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以期为同类企业及其产教融合基地的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国有资本收益上交对企业边界的影响研究

2007年后,我国中央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边界呈现出不同的演进趋势。解释这一差异,对拓展理解企业理论、完善构建我国企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上述两类企业边界演进路径的差异,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时间耦合。鉴于此,本文基于2004—2014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强度差分模型,探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结果发现:预算实施以及企业收益上交比例的提升,显著推动了中央国有企业集团边界的扩大,从纵向看,扩大了企业股权控制链层级;从横向看,扩大了企业经营范围。在进行排除“四万亿刺激政策”影响等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面对收益上交冲击,企业策略性地隐藏利润、构建内部资本市场,可能是企业边界扩张的重要原因。本文关注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非预期影响,对完善预算管理、深化国企改革方向有重要启示。

“逆向混改”与民营企业绿色转型

企业是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主体,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而民营企业囿于自身资源劣势以及单一盈利动机,进行绿色转型的主观能动性较低。如何驱动民营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亟待进行研究和解决。“逆向混改”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新的发展方向,为民营企业突破转型能力与意愿不足的双重困境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本文基于2008—2022年间初始上市时产权性质为民营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关系、作用机制以及外部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进行“逆向混改”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绿色转型,但“逆向混改”力度对民营企业绿色转型存在倒U型影响,适度的“逆向混改”能够促进民营企业绿色转型;机制分析发现,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以及绿色转型意愿起到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逆向混改”的绿色转型效应在非重污染行业、高科技行业以及引入中央企业股东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外部媒体关注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既能强化“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又能弱化二者之间的抑制作用。本文厘清了“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推进民营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下,技术并购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三重差分法探究数字技术并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并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并且研发资源挤入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是三个重要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主并企业所属行业竞争激烈、所在地区知识溢出便利,主并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目标企业为大型或科技型企业时,数字技术并购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数字技术并购能够显著促进目标数字企业创新,当其规模较大、处于成长期或为科技型企业时,促进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和数字经济政策设计实现“创新双赢”提供启示。

附带业绩对赌条款的企业并购是否纳入合并报表探析

上市公司并购中附带业绩对赌条款的会计处理较为复杂,并购方对其会计处理均按照合并会计准则将被并购方纳入其合并报表,但实务中此种会计处理方式忽视了业绩对赌下的交易实质,特定情形下的简单并表处理的适用性存疑仍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从合并会计准则的“控制三要素”出发,结合实际案例判断承诺期内并购方是否真正取得被并购方的控制权,通过分析含有业绩对赌的经济业务实质,对附带业绩对赌条款的企业合并范围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

投资活动不仅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与发展前景,而且对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至关重要。文章以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链集中度、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集中度越高,企业投资效率越低,无论是投资不足还是过度投资,这种不利影响同样显著;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供应链集中度降低企业投资效率的效应越明显,但是这种作用只针对投资不足情况;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供应链集中度对投资效率的不利影响更严重,并且供应链集中度只能显著加剧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研究对完善企业供应链管理,提升投资效率,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稳健、蓬勃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企业何以提升治理质量?——基于网约车平台监管的制度分析

数字时代,由于技术壁垒等的存在,平台型企业行使监管权力成为一种政府的“刚需”。监管质量的提升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企业是追求盈利的市场组织,与追求公共利益的政府组织不同。传统理论强调企业的政治参与,或是企业作为治理主体之一,配合参与治理,对企业行使公共权力的现象缺少关注。如何保证企业有效行使公共权力,提升治理质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中国网约车平台监管的制度建构和监管质量的提升,为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了样本。研究发现:政府通过创造压力和动力,建立起松紧适度的“企业-政府”利益共同体,可以促使企业愿意且有效地行使公共权力,促成治理质量的提升。企业既需要适当的“嵌入性”,也需要适当的“自主性”,并构筑起合适的边界。关注企业行使公共权力的新现象,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数字治理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