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技术并购对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多维邻近理论,探索技术并购对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并购双方地理距离与收购方生产链位置的调节作用。利用2009—2019年国有企业并购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并购双方技术相似性对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技术互补性对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购双方地理距离、收购方所处生产链位置正向调节技术相似性与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技术互补性与企业模糊前端创新绩效的关系。采用工具变量法、替换样本研究区间和GMM估计法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国有企业技术并购与模糊前端创新关系的认识,从而为企业通过技术并购实现模糊前端创新提供实践启示。

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技术市场可供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如何从数字化转型中获益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基于技术可供性理论与商业模式创新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水平和数字化应用范围)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验证技术市场可供性(客户行为模式识别、实时市场响应、数据驱动的市场双元性)、商业模式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竞争优势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进一步地,探讨企业类型(是否为互联网企业)的调节作用,当企业属于互联网企业时,技术市场可供性中数据驱动的市场双元性、商业模式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竞争优势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得以强化。结论可揭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过程,为不同行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参考。

跨所有制竞合与国有企业作用:基于企业间关系视角的分析

关于国有企业作用的主流研究视角将不同所有制企业割裂开来,就国企论国企的倾向明显。除了这种以国有企业的组织边界为限的企业内部视角,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充分扩展的企业间关系视角。企业间关系视角通过企业间关系网络来理解国有企业作用,重视国有企业在基于企业间关系网络的知识形成之中的作用。案例研究表明,中国崛起时代的领先产业之中的领先国有企业在相关产业的知识形成之中发挥了“吸纳—拓展”“引领—赋予”两种作用。挖掘、扩展企业间关系视角有助于缓和关于国有企业作用的对立认识,丰富国有企业改革措施。

量能度权:集团公司差异化管控的底层逻辑与治理对策

集团公司差异化管控能够优化不同出资主体的权力配置,然而集团公司管控现有研究对有限理性的默认假设缺乏关注,无法为集团公司差异化管控提供理论支持。本文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指出集团公司差异化管控的底层逻辑是实际控制人、子公司其他股东和子公司高管围绕关键资源禀赋、子公司对集团公司的重要程度和依赖程度等影响因素进行剩余控制权优化配置。同时,剩余控制权配置过程会产生异质性配置结果,进而产生不同的管控模式和代理问题,这就需要辅以异质性治理结构与机制安排,以降低潜在治理成本。本文通过解构上述过程,主要回答了集团公司差异化管控的底层逻辑、分类依据和治理对策等三个核心命题,不仅可以助力集团公司差异化管控实践,还能够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提供有益启示。

WTO国有企业相关问题:局限、趋势及对策

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不容小觑的竞争力量。为避免国有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扭曲国际贸易,世界贸易组织采取“利益接受者”与“利益提供者”两种范式对国有企业相关问题作出规定,形成国有企业的基本规则框架,但相应规则存在适用范围有限、约束色彩较弱及界定标准不清等缺陷,为确保国有企业公平贸易及合规经营带来法律障碍。新一代国际经贸相关规则以竞争中立原则为导向,具有扩展国有企业非歧视义务、强化商业考虑要求及透明度要求、发展非商业援助条款及确立例外与过渡条款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边贸易体系关于国有企业问题的改革方向。中国应以相应趋势为导向,通过参与国有企业规则谈判、争取例外与过渡条款、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国有企业信息披露义务等方法,应对国有企业规则变革。

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量与质两个层面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多元化(量)和股权融合度(质)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和高管股权激励均具有中介效应,其中作用更为显著的是高管股权激励;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多元化和股权融合度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中央企业和商业竞争类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从提高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视角为深化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互联网企业并购绩效研究——以美团并购摩拜为例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行业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并购成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业务版图、实现多元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现以美团并购摩拜为研究对象,分析美团并购行为的动因,运用平衡计分卡,从财务、客户、学习与成长、内部流程四个维度对美团的并购绩效进行分析与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并购行为发生的短期内,美团的财务绩效表现不佳,但长期看来美团的经济效益得以提升,是美团成功实现多元化战略的一次并购行为,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能够保障并购活动平稳开展的建议,以期为其他互联网企业提供借鉴。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风险偏好视角的经验证据

聚焦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背景下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决策问题,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越弱;董事会互动程度显著增强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以及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跨国企业优化内部管理与对外投资决策具有现实启示。

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综合实力的表现,是拥有、整合和转化各类资源的能力,代表企业当前和未来的竞争优势。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最具活力的板块,对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基于2011—2020年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和A股上市民营企业数据,探究数字经济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关系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在固定效应和引入历史邮电数据作为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显著。异质性检验中发现,在不同企业核心竞争力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数字经济对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的差异性较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经济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关系之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最后,围绕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数字经济政策宣传、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策略、强化数字经济辐射效应和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帮扶等方面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同行企业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的溢出效应——基于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法

探讨同行企业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能否通过改善目标企业信息环境,产生促进目标企业创新绩效的溢出效应。基于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方法构建披露指标,结果发现,同行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水平提高能够显著促进目标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与“质量”提升。信息披露语调越积极、可读性和前瞻性越强,信息披露溢出效应越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拓展目标企业信息获取渠道、加强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治理是信息披露溢出效应产生的主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言行不符”的信息披露,“言行一致”的信息披露更能促进目标企业创新绩效提升。通过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同行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有助于目标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提升。

外资并购、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

所有权的改变可能通过劳资关系的改变,影响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收入分配。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经济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3年BVD并购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检验外资并购对被并购的内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资并购能够显著提升被并购内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外资并购通过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渠道提升了被并购的内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检验发现,外资并购显著提升了目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外资并购显著提升了劳动力调整成本较低的企业、东部地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出口型企业的目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此外,相比于水平型并购,垂直型并购的协同效应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述结论有助于揭示外资并购对劳动力技能结构调整、要素收入分配等的影响,并深化对开放经济背景下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传导机制认识,为中国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以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启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税收优惠与国有企业杠杆率

在结构性去杠杆大背景下,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文章利用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国企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以及税收优惠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与国有企业杠杆率之间呈“U”型关系;第二,长期杠杆率混改的拐点比短期杠杆率更早出现;第三,税收优惠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U”型曲线关系中能够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且高税收优惠力度会使“U”型曲线拐点左移,使曲线更加平缓,说明高税收优惠力度能减缓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杠杆率带来的波动性。

行权业绩考核、企业生命周期与股权激励效应

科学的业绩考核是有效激励的前提,既可能通过利益协同机制强化激励效应(利益协同假说),也可能通过降低风险承担而造成激励扭曲(风险规避假说)。本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考察了股权激励的行权业绩考核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总体上有利于强化股权激励效应,支持了“利益协同假说”;分发展阶段看,行权业绩考核的作用效果具有生命周期异质性。其中,成长期企业更适宜设置适中的业绩目标,成熟期企业更适宜设置严格的业绩目标,衰退期企业更适宜设置宽松的业绩目标。进一步研究发现,行权业绩考核可通过利益协同和风险承担两条潜在渠道发挥作用,但具体机制因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竞争联合演进:横向组织动态均衡研究

由于新制度学派的组织研究忽视了横向组织形式问题,止步于比较静态方法,缺乏收益绩效标准及激励机制评价,因而尚未构建出关于竞争联合演进的原理模型。本文从横向关系分化角度,运用动态均衡分析方法,基于二元组织绩效评价标准,提出一个新的横向组织动态均衡的原理模型。通过基本原理分析和数理模型论证,得到并提出三个研究假设:横向关系分化与均衡点分工收益一般为负相关;横向关系分化与均衡点交易费用一般为正相关;均衡点净收益与均衡点一体化为负相关。对两个行业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都支持了如上三个研究假设。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横向组织具有两重经济性,第一重经济性指数量互补下的规模效率和对齐难度、结构互补下的配置效率和对齐难度;第二重经济性指选择激励方式以实现互补效率的程度和选择对齐方式以控制对齐难度的程度。第二,当横向分工深化、横向关系分化时,差异互补和替代增多,同质互补和替代减少,互补效率的种类和来源增多,契约体系复杂性及机会主义倾向性增强,互补效率及相应分工收益因潜力空间制约而减速增长,对齐难度及相应交易费用因因素叠加和交织而加速增长,一般情况下横向组织趋向一体化。第三,均衡点净收益与均衡点一体化水平负相关。一般情况下,横向关系分化与均衡点分工收益负相关,与均衡点交易费用正相关。第四,建立了组织横向一体化指标,即“少数股东权益/所有者权益”。建议在竞争联合中把握横向分工深化的机遇,优化产业政策,应用先进技术和变革管理手段,释放互补效率潜力,抑制对齐难度增长,促使盈利能力得到改善。

创新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关键技术创新协同机制研究

创新生态系统是汇聚资源赋能企业实现“卡脖子”关键技术创新的有效组织载体。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与社会网络理论,重点分析核心企业关键技术创新双向增长的协同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知识网络结构嵌入与核心企业关键技术创新增长的广度呈正相关,与关键技术创新增长的深度呈倒U型关系;知识网络关系嵌入与核心企业关键技术创新增长的广度和深度均呈倒U型关系;关键技术创新广度和创新深度在其中发挥交叉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企业实现关键难点技术突破与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东道国国家风险与跨国并购二元边际研究——以互联网企业为例

东道国国家风险是我国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之一,但同时也为互联网企业国际化投资提供了重大机遇。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样本数据,检验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与传统制造业不同的是,我国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呈现风险偏好特征,该特征在中美贸易摩擦后更为显著;区位热度在国家风险和跨国并购二元边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双边政治关系对我国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二元边际并无显著影响,表明我国互联网企业国际化投资更多源于商业驱动而非政治导向;我国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在政治、社会文化、互联网资源维度表现为风险偏好,但在经济金融维度上呈现风险规避特征。这一结论完善了互联网企业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理论,证实风险偏好特征符合我国互联网企业现阶段国际化投资的特定需求。

逆向跨国并购、技术学习与后发企业科技自立自强

后发企业在逆向跨国并购后会与被并企业产生资源依赖关系,需要开展有效的技术学习才能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但现有文献对该过程机制缺乏探讨。文章通过慈星2010—2022年的纵向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后发企业由追赶阶段到超越追赶阶段的转型过程中,资源依赖由“后发企业对被并企业的技术依赖”向“被并企业对后发企业的市场依赖”演化,技术能力由“产品工程能力”向“产品创新能力”演化,其中后发企业采取技术解构和技术重构的学习机制驱动了两者的演化过程。研究结论揭示了后发企业逆向跨国并购后的技术学习过程,丰富了后发企业技术追赶和资源依赖的相关研究。

海外并购整合成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互联网企业的fsQCA分析

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率高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市场迅猛崛起且国际化投资持续高涨。文章通过搜集2015—2020年间我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的33个典型案例,利用fsQCA方法综合分析了我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整合成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整合成功的路径有策略主导型和国家主导型。其中,策略主导型表示在低文化距离、低地理距离且签订BIT(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以及高文化距离、高地理距离且未签订BIT的国家中进行并购,并采取非行业相关并购或本土化整合策略更容易实现并购整合成功。国家主导型表示在低文化距离、高地理距离且未签订BIT的国家中进行并购,并采取行业相关并购或非本土化整合策略更容易实现并购后整合成功。文章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和拓展现有的互联网企业海外并购整合理论研究,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公司治理架构对ESG披露质量的影响——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组态研究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企业在治理和转型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探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对企业转型至关重要。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上市公司,其治理架构是否会影响ESG信息披露质量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其研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组态视角切入,采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有助于消除治理体系内部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治理架构的单一因素均不能构成ESG高披露质量的必要条件,研究得出的四种组态(大股东控制型、CEO代理型、董事推动型和股权集中型)揭示出各种治理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存在治理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为优化治理架构、制定相关政策、加强内部监督等提供了理论支撑。

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逆向混改”视角,以2008—2020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逆向混改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逆向混改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进而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在非东部地区和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故建议政府部门应积极推动民营企业逆向混改的发展,打造支持民营企业创新的融资环境,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