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规蹈矩还是不拘一格?职业妥协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以440名知识型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层次回归法,对职业妥协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工作卷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弹性工作安排所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职业妥协对知识型员工的创新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工作卷入在两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弹性工作安排则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以上研究发现有利于进一步厘清职业妥协对知识型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对企业更好地发挥知识型员工的创新效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五大国际石油公司2023年主要业绩和战略动向分析

2023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及其外溢影响对油气安全供应和供应链韧性产生较大冲击。受油气价格下降、炼油利润率下降、资产减值等影响,埃克森美孚、bp、壳牌、雪佛龙、道达尔能源五大国际石油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埃克森美孚的油气储量、原油产量均为五大国际石油公司之首,雪佛龙的天然气产量最大。五大国际石油公司在油气储量、油气产量、原油加工量、总资产等方面的规模实力都比2022年有所下降;油气操作成本控制成效显著,研发投入得到进一步加强。五大国际石油公司注重油气业务与可再生能源的均衡发展、股东和资本市场满意度、ESG实施效果、资产经营和资本运营双轮驱动发展以及油气业务与能源转型协同。建议中国石油企业借鉴国际石油公司能源转型实施路径,采取相关多元化发展思路,注重挖掘存量资产和增量投资的协同耦合。

企业ESG表现有助于稳定供应链合作关系吗?

实体经济中的供应链中断风险及产业链外移问题引起了当下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是当前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以2009—2021年A股实体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企业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表现对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对供应链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可以增强客户关系稳定性,但对于供应商关系稳定性的增强作用较弱;企业ESG表现带来的信息优势、资金优势、产品优势与合法性的跨链溢出效应是其增强客户关系稳定性的重要机制。企业ESG表现不仅会通过客户稳定性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还会促进供应链上客户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企业ESG表现在供应链中的具体作用,为进一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提供了理论参考与经验借鉴。

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债券信用评级

企业战略作为企业全局性、长期性资源配置的重要规划,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也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本文从企业战略视角出发,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经营主导型企业,投资主导型企业的债券信用评级更低,并且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企业中更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资源配置战略通过作用于企业违约风险而影响债券信用评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发债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和债券市场投资者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连锁股东与企业战略定位:差异化竞争抑或趋同管理

本文采用2007—2021年沪深A股企业样本考察连锁股东与企业战略定位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连锁股东会显著提升其持股上市公司之间的战略差异度,表现为对差异化战略的偏好。机制检验发现,连锁股东主要通过加强信息交流和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升企业战略差异度。进一步分析发现,连锁股东对差异化战略的推动能有效提升企业价值创造。异质性分析发现,当连锁股东为机构型和战略型及企业为非国有性质时,连锁股东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更强。截面分析发现,企业内部环境更稳定(上期未经历亏损或业绩下降及当期财务状况良好)和所处行业竞争更激烈时,连锁股东对企业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和战略变革的推动作用更强;面对宏观营商环境的变化冲击,连锁股东对企业战略差异度的影响在疫情前后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对战略变革的提升作用在更稳定的营商环境下(疫情前)更强。本文是对连锁股东经济后果与企业战略影响因素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也为如何改善战略决策提供了基于连锁股东层面的有益参考。

员工持股计划与企业持续创新——基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视角

文章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前后对持续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后能显著促进企业持续创新,且人力资本技能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教育结构升级是上述创新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创新效应在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地,在员工持股计划特征层面,员工薪酬及自筹资金的筹资方式、员工认购比例的提升,以及锁定期限和存续周期的延长,都会促进企业持续创新。

客户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协同治理还是嬗变失配

将客户数字化转型行为决策纳入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研究框架中,利用2007—2019年中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前五大客户数据,检验发现: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正向溢出主要表现为抑制企业过度投资,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协同和高管治理是客户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两个作用渠道,从而证实数字溢出存在协同治理效果。此外,当客企关系性质良好、客企数字差距较大、企业融资约束较高时,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改善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不仅肯定了客户数字化转型引致的数字溢出能够改善企业非效率投资,为缓解企业间供需矛盾提供了解决思路;而且发现并验证了供应链数字溢出的协同治理效果,加深了各界对供应链数字溢出的学术认知,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企业数字化能力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

制造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民众日益增长的智能化需求和数字化市场趋势推动着企业不断探索和构建自身的数字化能力来实现数字化转型,进而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TOE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设计了企业数字化能力的研究模型,并提出假设,在对模型和假设的不同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和修正后,分析了组织结构、高层管理者和数字技术能力对广东省制造企业数字化能力构建的作用机理。

企业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非效率投资

选取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以及ESG表现的中介效应,并从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地区分布视角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投资的差异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ESG表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非效率投资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成长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西部地区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非效率投资的作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碳信息披露质量

在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积极履行自愿披露碳信息的义务。基于此,本文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董责险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董责险通过最大诚信原则的保险文化、保险公司的持续监督和自发传递积极的信号,提高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机制上,董责险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进而影响碳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地,当上市公司属于重点排污单位、处于非低碳试点城市、市场化程度高时,董责险对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更显著。本文研究为构建更完善的保险服务体系、深化绿色低碳转型的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企业漂绿行为

从数字赋能视角出发,分析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利用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改善企业漂绿行为,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转型路径改善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更明显。

价格竞争、保鲜努力与农产品电商冷链物流模式演化

科学合理的冷链物流模式是确保农产品电商价格、新鲜度竞争力的关键。针对涉及两农产品电商、电商自营冷链物流和第三方冷链物流商的供应链,构建两电商竞争、第三方冷链物流商主导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及两电商冷链物流模式选择的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仿真揭示交叉价格弹性、新鲜度需求弹性、自营和第三方保鲜投入成本系数对演化路径的影响。研究表明:若交叉价格弹性、新鲜度需求弹性和第三方保鲜投入成本系数分别增大,自营冷链物流为演化稳定策略,电商倾向自营冷链物流。若自营保鲜投入成本系数增大,第三方冷链物流为演化稳定策略,电商倾向与第三方冷链物流商合作。

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企业“脱虚向实”?——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数字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成为政府部门、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基于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13-2021年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数字化转型对竞争性行业、传统产业和处于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提高研发创新意愿、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是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的作用路径。根据以上研究结论,要引导企业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红利”,协同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支持、研发激励等政策的实施,完善企业治理和内控机制,促进制造业企业真正回归本业、聚焦主业。

“亲近”还是“疏远”?———联合投资伙伴的社会期望绩效反馈与联合风险投资关系

风险投资是支持创新创业的重要活动,但风险投资的不确定性催生了“抱团”行为的出现,与风险投资联合投资伙伴选择相关的研究也开始逐渐丰富。本文借鉴企业行为理论中的绩效反馈,以2000—2020年CVSource中记录的投资交易数据,分析了风险投资机构联合投资伙伴的社会期望绩效反馈对双方联合关系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联合投资伙伴处于社会期望绩效落差状态时,为得到互惠交易流,风险投资机构与期望绩效水平较高的联合投资伙伴之间的关系变得亲近。当联合投资伙伴处于社会期望绩效顺差状态时,高期望绩效水平的联合投资伙伴为避免摊薄收益,选择不进行联合投资,因而与风险投资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此外,风险投资机构与联合投资伙伴之间的绩效差距也是进一步导致双方联合关系强度降低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从绩效反馈理论视角拓展了风险投资联合行为的相关研究,打开了联合投资伙伴之间关系动态性的黑箱,揭示了风险投资联合行为的内在规律。

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特征分析与指标维度优化

业绩考核制度是落实企业责任、激发企业活力,并由此推动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在对比股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业绩考核逻辑,分析、认知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的基础上,探究了业绩考核制度的本质特征,即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制度是一项以考核为抓手的产权管理体系,是以目标设定与过程管理为核心的“自驱式”机制设计。强调应唯经营(而非考核)出业绩,并且正向激励与风险容错是业绩考核赋能企业发展的重要属性。现行业绩考核指标体系还难以引导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议围绕“产业布局、经营生态、创新驱动、风险管理、财务收益”五个维度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且以年度考核为核心,形成导向明确、相对稳定、可预期的考核指标体系,并赋予企业负责人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提高考核制度效果,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型僵尸企业治理:淘汰与转型的双重效应

以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出台为事件构造了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污染型僵尸企业的淘汰效应与转型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发现,政策显著增加了污染型僵尸企业的退出概率,且对于存续的污染型僵尸企业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政策淘汰效应的作用机制,来自融资可得性降低和融资成本增加导致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影响;绿色信贷政策转型效应的作用机制,来自政策强化外部监督引致的代理成本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淘汰效应和转型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以及劳动力密集较低行业更显著,且淘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更显著,转型效应在国有企业更显著。将绿色信贷政策与解决僵尸企业难题的有效结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如何缓解信贷资源错配,加快推进僵尸企业治理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量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对企业韧性正向影响显著,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韧性越强,且在重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良好的企业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两个渠道增强企业韧性。鉴于此,企业应努力提升自身ESG表现,政府主管部门要引导并鼓励企业加强ESG建设,各利益相关方发挥监督作用,强化企业韧性,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评级

ESG评级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企业长期生存的内在要求,而高管团队在企业长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越高,企业ESG评级越高。机制检验显示,高管团队稳定性通过降低企业战略差异度和经营风险提高企业ESG评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内控质量较低、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影响效应显著;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更显著。因此,企业要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经营风险,注重ESG信息披露,提升ESG评级,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收官后国企改革重点方向思路研究

国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主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力量。文章重点描述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取得的主要成绩,通过三年行动破除了一批体制机制障碍,有效解决了一批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在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重塑、重构;同时,阐述了当前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在支撑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和核心功能增强方面还有不足,在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还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最后,提出了未来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的主要思路。研究得出,要继续通过实施更具战略性、系统性、突破性、实质性的国企改革提升行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新国企,充分发挥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国计民生、公共服务功能与作用。

“抱团取暖”可以应对“寒冬”吗?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协同创新 ——来自中美贸易摩擦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8年美国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运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加剧融资约束、降低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渠道驱动中国企业选择“抱团取暖”,即以“协同创新”的方式谋求技术突破和研发攻关以抵御外部风险。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当上市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协同创新的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为企业间创新要素的聚拢和流动提供了便利,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降低了企业协同创新中知识被模仿和窃取的风险,因此两者均能够强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协同创新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区分协同创新的主体后发现:当企业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更倾向于选择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协同创新。并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促使企业选择协同创新后可显著提升企业未来一期、二期、三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证实“抱团取暖”的协同创新方式确实能够帮助企业安稳度过“寒冬”。本文丰富了协同创新的驱动机制研究,也为企业在急剧变化的外部贸易环境中以“抱团”方式寻求理性出路提供了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