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组织韧性--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研究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异质环境视角下,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企业创新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机制以及两者兼具的有调节的中介机制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韧性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维度均有着显著正向影响。②企业创新在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③环境不确定性能够调节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韧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基准效应。④环境不确定性可以调节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数字化转型越能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同时,环境不确定性还能调节组织韧性稳定性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路径,即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强,企业创新越能促进组织韧性稳定性的提升。

场景驱动中国制造企业创新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双重价值链差异性嵌入视角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在产业组织形态上既嵌入国内价值链充分依托广袤市场的多元化禀赋,同时又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动态转型升级,但关于场景驱动制造企业创新的探讨还相对少见。为此,选取中国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微观基础——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场景化要素嵌入背景,以国内价值链嵌入广度和全球价值链嵌入高度为评价指标,考察在国内和全球双重价值链差异性嵌入情境下场景驱动制造企业创新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从知识创新与扩散、产业集聚与升级、市场拓展与创造、生产性服务支撑4种因素间关系着手,通过对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场景驱动制造企业创新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有4条路径:链主企业通过创造需求场景实现全球价值链高位势嵌入;链主企业通过破坏创新场景实现全球价值链颠覆性嵌入;“专精特新”企业通过迭代升级场景实现全球价值链动态化嵌入;“专精特新”企业通过跨界经营场景实现全球价值链错位性嵌入。据此,提出中国制造企业应依据自身在国内和全球双重价值链网络的嵌入广度和高度设计合理的场景驱动创新方式,推进链主企业所属制造业圈层体系根植共生,同时政府及相关管理机构应当更为深入推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数字化建设。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技术扩散——基于技术内容与网络结构的分析

技术扩散是强化国际经济与创新联系的有效途径,是构建高质量开放创新体系的重要方式。国际技术扩散作为两个主体间的技术扩散活动具有方向性,不同国家的创新政策和技术发展战略侧重点不同,在技术扩散能力和技术吸收能力上均有差异。因而国家间需要构建高效、稳定的技术扩散网络,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补齐技术短板,进一步加大技术流动和增强创新能力。本研究基于技术扩散理论,运用专利引证数据构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技术扩散网络,分时段纵向分析共建国家技术扩散网络的演化,分技术领域横向分析共建国家间技术扩散的特征,探索中国与共建国家间技术扩散的内容和路径。研究认为:中国在共建国家技术扩散网络中的核心地位逐步确立,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的核心位置更加明显、技术扩散范围更加广泛;但整体技术扩散网络密度低,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间技术扩散关系构建较少;不同技术领域的技术扩散网络形态各有不同,其中化学技术领域的技术扩散最活跃、网络复杂度最高;俄罗斯在化学、机械工程、仪器、其他技术领域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并且对中国的技术扩散强度很大,而中国在电气工程技术领域更有技术扩散优势。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微观层面的具体体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其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通过创新激励和信贷融资渠道实现;CEO信息技术背景和CEO风险偏好均强化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效果在具有不同产权性质、技术禀赋、生命周期阶段以及经济政策环境中的企业具有异质性。

如何防止企业堕入“扶持悖论”陷阱

本文通过使用机器学习算法中Boosting回归树模型,以中国2010—2019年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寻政府扶持和企业内部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扶持和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均能够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但企业创新更依赖政府扶持,尤其是政府补贴,在企业内部创新激励政策中,普通员工晋升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最强。无论政府对行业扶持集中度高或低,企业研发活动都更依靠政府扶持,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对其研发活动影响具有差异性,企业普通员工晋升激励和企业高管晋升激励分别在扶持集中度低和扶持集中度高的行业中影响最大。企业员工薪酬在行业处于较高水平时,政府扶持对企业研发活动影响最大,此时管理者晋升激励在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中对企业研发活动影响最大。国营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研发活动都更易受政府扶持影响,在企业内部激励机制中,两类企业副总裁层级晋升激励作用最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政策激励企业创新的理论成果,也为今后中国企业如何独立自主创新提供指导建议。

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

从外部供应链的视角研究了企业如何提升数字化转型绩效的问题,集中探讨了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通过使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21年间304家企业的3 344个均衡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有明显促进作用;供应商集中度能够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一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客户集中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只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成立。研究结论对企业调整供应链结构实现数字化转型收益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供应链数字化能否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视为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建设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实证检验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供应链数字化能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供应链数字化对国有企业、低供应链集中度企业、产业链上游企业和营商环境优势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供应链数字化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供应链效率和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不仅有助于厘清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而且为企业通过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经营杠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结合我国供给侧改革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探讨企业杠杆风险的重要来源——经营杠杆是否及如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经营杠杆的增加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拓展性研究表明:(1)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是经营杠杆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2)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仅在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和调整成本时显著,表明企业自身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及调整成本水平,是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经营杠杆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落实结构化去杠杆,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

企业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主体和经济绿色转型的主要载体,而金融发展对于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09—2021年的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绿色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污染企业样本与非污染企业样本下,金融发展对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金融发展水平不仅能够直接促进企业绿色发展,还能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债务结构间接促进企业绿色发展。此外,产权性质和媒体关注可以显著调节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发展的影响,国有企业以及媒体关注程度越高的企业其所在区域的金融发展越能促进自身的绿色创新发展。

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就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其中,以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为因变量,数字化转型为自变量,企业规模、企业产权结构、对外开放程度、资产负债率、创新氛围、政府支持为控制变量,通过多重共线性分析、回归分析、异质性检验和稳健性分析,验证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不同行业类型的工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同,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线性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倒U型;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呈U型。在此基础上,为提高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分别从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与政策,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

外部技术网络嵌入、知识重组能力与制造企业节能减排

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战略部署下,作为绿色转型的关键实施主体,制造企业不断利用网络嵌入和知识重组以促进其在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工作的平稳、有序推进。本文以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整理企业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对外部技术网络嵌入的技术网络地位和网络有效规模进行测算,基于“外部合作-知识重组-节能减排”的逻辑思路分别探索外部技术网络嵌入对制造企业节能减排的直接效应,以及从知识重组视角探讨知识再创造和知识再利用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技术网络地位和网络有效规模显著有利于降低合作企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知识重组能力在技术网络地位与网络有效规模对节能减排的影响中存在显著中介作用。据此提出相应的管理启示以提高制造企业节能减排成效,为推进“统筹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CFO变更与企业财务报告质量

在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师会关注CFO变更这一信号以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但鲜有文献探究财务报告质量是否因此而下降。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CFO变更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CFO变更提高了企业应计盈余管理的程度,增加了企业报告小额盈余、进行财务重述以及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进而导致财务报告质量显著下降;当CFO未兼任内部董事、发生外部继任或非正常变更、任职于非央企时,上述负向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CFO变更通过提高企业的代理成本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财务报告质量,并最终使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

“多言少行”的数字化转型会影响公司碳排放吗?

以制造业和重污染上市公司2009—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从不同角度实证研究公司“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会显著促进公司碳排放增加;相比于“少言少行”和“少言多行”,多“言”的数字化转型有更明显的增加作用;相比于其他过程,“多言少行”对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作用受到“言”增多和“行”减少的共同影响,提高政府补助、降低融资约束、管理层短视上升在其中起到了机制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认识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主义和潜在风险,为监管部门规范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提供依据。

技术融合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技术融合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的关键。推动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背景下,研究技术融合究竟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问题尤为重要。使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技术融合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技术融合的深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技术融合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外资企业以及沿海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发现,技术融合深化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固定成本投入效率,最终实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会在技术融合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进一步深化技术融合,搭建高效的交流合作平台,加速优质要素资源流动,重点培育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碳交易下驱动企业碳减排的碳配额机制

碳配额是碳交易的基础,有效的碳配额不是为了抑制生产,而是驱动企业实施低碳技术。针对碳配额有效性设定问题,设计优化了驱动企业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水平的碳配额机制,得到了碳配额机制有效区间,重点分析了影响碳配额有效性的关键因素。碳配额有效性表明,单位产品初始碳排放量和减排成本系数均是影响碳配额机制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合理降低碳交易价格、提高非减排成本和价格敏感性能增大产量碳配额机制的有效性。当减排技术得到改进与提升后,减排成本系数减小,政府单位产品免费碳配额量紧缩,但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润都降低,此时政府应积极引导消费者购买低碳产品,提高市场需求量。

碳信息披露质量、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双碳”目标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强化企业碳信息披露有利于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本文基于2012—2022年深沪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计量检验了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分析了内部监督的调节作用,并就不同企业规模及性质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且政府补助在其中具有中介效应。良好的内部监督机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部监督程度越高,中介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和规模较大的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应制定完善的信息披露政策和规范,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优化政府补助政策,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健全碳信息披露监管体系,切实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助力绿色技术创新。

多维邻近性对国际技术标准生存时间的影响研究——基于ITU国际技术标准生存分析

在技术快速变革和迭代的时代背景下,构建技术标准联盟是各类组织适应技术快速发展的必要手段。技术标准联盟的组织构成正在朝着跨国化和多样化发展,联盟成员间特征差异程度的提升对技术标准生存时间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协同创新理论,基于2010—2021年ITU国际技术标准联盟的相关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方法,分析多维邻近性与技术标准生存时间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地理邻近性与技术邻近性能显著提高ITU国际技术标准生存时间;组织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对ITU国际技术标准生存时间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地理邻近性与技术邻近性、组织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的交互作用对ITU国际技术标准生存时间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地理邻近性与组织邻近性、地理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技术邻近性与组织邻近性以及技术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的交互作用对ITU国际技术标准生存时间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技术标准联盟协同创新的理论解释,丰富了技术标准生存时间驱动因素的理论成果,可为我国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的管理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跨境电商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跨境电商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以考察跨境电商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会负向影响跨境电商企业供应链集中度,即跨境电商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供应链集中度越低。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跨境电商企业相较于西部地区的跨境电商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供应链集中度的负向作用更加显著。文章拓展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在中国本土制度环境下的效应研究,为完善中国特殊环境制度下的供应链管理提供了参考。

贸易信用中账期对供应链上下游及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

贸易信用是供应链中上游企业允许下游企业延期支付的供应链内部融资方式。有观点认为供应链下游企业会通过延长账期挤占上游企业的利益,特别是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下游,他们不仅延长账期,同时还向上游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针对这一观点,本文构建了含有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的供应链模型,对比分析了三种供应商资金模式下(自有资金充足、自有资金不足通过银行融资和自有资金不足通过零售商融资)账期对供应链上下游和供应链绩效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1)对于供应商和供应链绩效,账期并非越短越好,对于零售商,账期并非越长越好;(2)当供应商资金不足时,相比银行融资,零售商融资会导致账期延长,但这有利于供应链各成员的利润;(3)账期和零售商融资并存有可能让供应链各成员获得更多利润,甚至会比供应商资金充足情况更优。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贸易信用中账期对供应链成员的收益以及供应链整体绩效的影响,从而有利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健康开展。

考虑环保税减税优惠政策的环境服务供应链决策

基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考虑由排污企业和环境服务商构成的二级环境服务供应链,分别构建分档减税和线性减税两种优惠机制下的供应链模型,运用Stackelberg博弈理论,定量分析环保税分档减税政策以及增加优惠档次对企业生产及减排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分档优惠政策下,随着减排比例增加,排污企业的产量和利润增加,环境服务商利润整体趋势增加,但在跨优惠区间时存在“减排困难区”,缺乏技术升级动力,一定程度上抑制环保税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相对于分档优惠政策,线型优惠政策下“减排困难区”消失,实现同等减排比例时,排污企业产量及利润增加,社会福利效果更优,但环境服务商利润受损,且对其减排成本水平要求提高,提高税率可缓解对环境服务商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