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的演化:维度、结构及路径

新质生产力体现为全方位、系统性、持续性的变革过程,其不仅能优化经济基础的应用场景和能力层级,而且能推进产业协同升级和整体跃迁,其发展进程呈现动态性和加速性,可对已有高质量发展范式、路径进行破坏性创新、爆发性升级、动态性更迭。新质生产力是“制度型生产力→干预型生产力→跨越式生产力→信息化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和“结构型生产力→市场型生产力→可持续生产力→信息化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新质生产力是对信息化生产力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态,具有更新颖的数智技术革命背景、更复杂的内在运作机理、更前瞻性的经济系统以及更深邃的演化路径,也更能代表生产力的最新发展趋势。

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3——指标体系、量表开发与态势分析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数字技术、低碳技术、生物技术等不断涌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既要加强科技创新驱动力,又要加快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研究企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创新发展现状对掌握全球前沿科技领域创新发展态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武汉大学(武汉)数据智能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研制并首次发布“全球企业创新指数2023”(Global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dex,GEII 2023),报告基于客观数据和量化方法,系统刻画了当今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发展格局。报告共分为指标篇、总体篇、行业篇3个篇章,受版面限制,本刊以特稿方式刊发该报告指标篇、总体篇,以为相关研究及决策咨询提供参考。

逆向混改助力民企创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逆向混改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创新投入吗?以A股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资本参股的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后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参股对于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存在异质性影响,即能够显著提高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而对探索式创新投入无明显作用(国企“两利一率”考核压力影响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作用);其次,缓解融资约束与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是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再次,制度环境、行业竞争和技术董事数量等情境因素会影响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治理效果;最后,国有资本参股能够通过提高开发式创新投入的方式提高民营企业价值。通过揭示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回应了国有产权对民营企业创新作用的研究分歧,也拓宽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

创新对企业MD&A叙述性信息披露策略的影响

研发和创新具有投入高、周期长和不确定性高的特征,这使得高创新企业面临较低的透明度和较高的专有成本。一方面为了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防止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价值低估,企业有动机提供更多信息;另一方面创新所伴有的专有成本,又使得企业存在专有信息被现有和潜在竞争对手获取的顾虑,从而选择提供模糊信息的披露策略。本文利用200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企业创新对MD&A叙述性信息披露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创新的增加,企业叙述性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上升(文本相似度显著下降),但是披露的信息质量下降(文本可读性显著降低)。该结果说明管理层既希望向投资者传递更多信息,又担心来自竞争对手的威胁,即管理层会选择释放更多的叙述性信息并模糊表达。上述结果存在于行业竞争更激烈、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和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本文结论对知识产权信息披露与管理层披露策略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扫描、机会窗口与后发企业颠覆性创新模式选择——基于吉利和比亚迪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和丰富多样的市场需求,为后发企业提供了实施颠覆性赶超的机会,如何辨识和把握外部环境机会窗口并能否契合组织内部动态能力转化为创新决策和行动是企业成败的关键。[研究方法]该文通过对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双案例对比分析,探讨环境扫描对企业识别外部环境多重机会窗口的意义及企业内部环境与机会窗口的适配性对于企业进行颠覆性创新模式选择的重要性。[研究结论]研究发现:面对不确定性激增的商业世界,战略决策前的环境扫描可以帮助后发企业有效识别技术机会窗口、需求机会窗口及制度机会窗口,而企业内部环境的充分考量有利于后发企业将自身优势最大化,从而成功实现颠覆性创新。

专利权质押与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专利调查数据,在微观层面定量考察了专利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利权质押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其积极效应不仅体现在以专利总数为代表的研发产出数量上,而且体现在以发明专利占比为代表的研发产出质量上。专利权质押显著增强了企业的研发激励,提高了企业的研发经费占比和研发人员占比。调节效应分析表明,研发职务奖励有助于扩大发明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研发周期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专利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专利权质押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研发产出数量、研发产出质量和研发投入均有显著影响,但相比之下,专利权质押对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创新产出数量的正面影响更大,对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质量结构改善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深入开展专利权质押试点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ESG评级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关键驱动力,企业如何利用好ESG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当前热门话题。基于商道融绿首次公布上市公司ESG评级事件的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整体上看,ESG评级事件能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且该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动态性检验、内生性讨论以及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后仍然成立。同时,ESG评级分值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也越高,但随着ESG评级分值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有所削弱。通过异质性探究发现,ESG评级更能诱发污染行业和处于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位于环境规制较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从机制分析结果来看,ESG评级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管理层环保意识三条途径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拓展了ESG评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在理论上为第三方评级机构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实践上为上市公司主动进行ESG评级、投资者利用ESG评级进行决策、政府部门完善ESG评级体系提供了经验依据。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创新效应:基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重视角

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试验区设立的创新效应。结果表明:第一,试验区设立能促进企业创新,各试点政策的创新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智慧城市创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第二,试验区设立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集聚人才资源、促进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数字化转型,进而激励企业创新;第三,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位企业中更显著,且相比于渐进式创新,试验区设立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显著。此外,试验区设立对毗邻城市企业创新有正向扩散效应,对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城市的企业创新有负向虹吸效应。

科创企业创始人的角色塑造与转换及其对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制

科创企业是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载体,其创始人如何塑造与转换角色是企业创新突破的关键,但现有研究缺乏对科创企业创始人角色塑造与转换的条件、过程及结果的理论探讨。本文采用单案例分析方法,探究科创企业创始人的角色塑造与转换及其对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部情境和创始人特质双重因素是创始人角色塑造与转换的先决条件;角色塑造与转换对突破性创新的作用机制是创始人依次触发角色动机、建构角色定位,进而执行角色行为、形成角色效应的过程;随着外部环境的阶段性变化和创始人特质的阶段性凸显,创始人的角色动机依次实现从核心技术自主动机、应用技术转化动机到生态技术深化动机的转变,角色定位呈现“技术领头羊—战略驾驭者—创新文化引领者”的演变,角色行为也从资源自建转变为资源杠杆再转变为资源共创,推动企业依次形成核心技术突破效应、应用技术占有效应、生态技术赋能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科创企业创始人角色管理和创新实践提供了借鉴。

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接近技术创新的前沿,技术追赶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传递机制和情境条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表现出“双重利好”效应,将同时提高被支持行业中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传递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政府补贴力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带来更多分析师关注等中介因素驱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情境条件分析发现,产品竞争市场治理、新闻媒体治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和高管团队研发经验会加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非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负向影响且该效应不具有持续性。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为客观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依据。

知识资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

基于知识基础理论,采用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知识资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直接影响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而产生的间接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和丰富性在知识资本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知识资本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知识资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实现的;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环境丰富性正向调节该促进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在国有产权、高科技行业样本中,知识资本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显著。研究结论为指导企业利用知识资本促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启示。

跨境电商改革与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是我国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税费优惠和管理服务完善等跨境电商改革不仅能够激励外贸增长,还会对出口企业产生成本降低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内部治理优化效应等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出口企业2007—2020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跨境电商改革)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增长,跨境电商改革可以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等路径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跨境电商改革对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地区人力资源丰富、ESG表现较差、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出口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应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跨境电商改革,并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激励作用。

数字化转型、社会资本和企业创新绩效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如何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层级创新跃升推动产业升级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将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基于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采用文本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研究并检验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结果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具体影响机制为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获得更多社会资本存量(地区社会资本、企业社会资本、个人社会资本)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在社会资本3个子维度中,企业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最强,地区社会资本次之,个人社会资本最弱;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在国企和高新技术企业中表现更突出。

政府补助在激励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中能否提供助力——以企业参与内循环程度为调节变量

如何推动“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是近年来我国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尝试引入锦标赛理论解释政府补助的激励机理,基于2011—2020年我国半导体及芯片行业上市企业数据,结合近年国家提出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战略,以企业参与内循环程度为调节变量,实证研究政府补助对“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与“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产出间具有倒U型关系,企业参与内循环程度在政府补助与“卡脖子”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倒U型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为“卡脖子”技术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下开展高质量创新提供参考。

“内外兼修”企业社交媒体使用对突破式创新的驱动机制研究

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蓬勃发展,为企业突破式创新带来了机遇。现实中,如何运用社交媒体实现突破式创新是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结合组织学习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从内外部视角探索两种社交媒体可供性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内部整合导向的社交媒体使用通过组织忘却学习促进突破式创新,外部营销导向的社交媒体使用通过加深跨界用户嵌入促进突破式创新。此外,双元战略导向在两条路径上分别发挥调节作用。创业导向水平越高,内部整合导向的社交媒体使用对组织忘却学习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市场导向水平越高,外部营销导向的社交媒体使用对跨界用户嵌入的推动作用越显著。结论有助于丰富社交媒体与突破式创新相关研究,为企业应用社交媒体技术实现突破式创新提供启示。

管理者长期主义如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时代,厘清管理者特质与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以2010-2021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管理者长期主义指标,进而探究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条中介路径实现;数字化转型力度越大,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即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长期主义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在企业给予管理层股权激励以及外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情境下更加显著。

研发投入、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以福建省科技小巨人企业为研究对象,以2016—2020年样本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对短期内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政府财政补贴对研发活动产生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使企业绩效压力加大,强化了这一抑制作用。经过进一步分组分析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在不同组别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体现为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在非经济发达地区、内资企业和老资历企业中更加明显,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在非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内资企业和年轻企业中更加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有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

有无相生:数字化背景下“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的前因组态及其效应研究

“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已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双元创新作为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两类相互冲突的创新活动的组合和共存,随着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将会成为单项冠军企业持续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新动力和新引擎。目前国内外文献尚未针对数字化背景下“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复杂形成机制及其效应开展研究。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数字化背景下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的前因组态及其效应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数字化感知能力、数字化抓取能力和数字化转化能力共六个条件分析了其与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复杂关系,发现了产生高双元创新绩效的7个组态、5种模式,以及4种非高双元创新绩效组态,并将f sQCA方法与西方的最优区分理论和东方的有无相生哲学思想进行了立体式结合,使研究结果更具解释力与普适性。本文研究结论既对单项冠军企业双元创新及持续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颠覆性创新?——基于潍柴集团的案例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促使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字产物的嵌入,在二者的催化下多端颠覆性创新成为企业转型新常态,而数字化转型如何赋能制造业企业颠覆性创新形成数字化颠覆性创新以把握数字时代契机,打造企业新型竞争优势是可拓展的研究问题。本文以潍柴集团为例,依托于颠覆性创新理论,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对象,对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机制以及形成路径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要经历驱动、转型以及多元三个阶段。驱动阶段,企业受内外驱动因素影响,启动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转型阶段,企业以生产模式转变与组织结构演化为行动路径,通过对企业内外的数字化实现企业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多元阶段,通过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数字化颠覆性创新进行创新外延,形成数字商业生态系统模式,完成颠覆性创新转型。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探讨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路径。对中国30个省区市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样本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正向影响可持续发展,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有正向推动作用。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发挥部分正向中介效应,政府补贴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第二阶段的中介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政府干预在各自的最优区间内,能够最大程度提高环境规制对可持续发展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