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化与商业模式:从功能价值到情绪价值——以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为例

本文从商业模式视角分析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提出该冲突体现的是商业模式的选择问题:以质优价廉为导向、突出功能价值的“产品模式”与附着于质优价廉产品之上、强调情绪价值的“主播模式”。因为数智化时代和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消费导向转向情绪价值,迫使东方甄选放弃之前的选择,重新回到“主播模式”。本文研究补充了关于数智化时代与商业模式选择的理论文献。

高管团队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和企业价值

本文以2008—2019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团队(TMT)整体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及企业价值的关系,并基于产权异质性和企业规模视角进行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TMT整体异质性能够正向影响企业价值,其中年龄、性别、金融背景和海外背景异质性作为主要影响变量;企业风险承担在TMT的年龄、金融背景及海外背景方面的异质性与企业价值间存在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TMT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力度和显著性都较大;国有企业能够显著缓解非国有企业在TMT的教育背景、职能背景、任期三个方面的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负向作用。低资产规模企业中TMT异质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要明显于高资产规模企业。本文首次将TMT异质性、企业风险承担及企业价值纳入一个体系进行研究,且在TMT异质性的衡量指标方面增加了职能背景、海外背景及金融背景三项指标,丰富且深化了高层梯队理论。

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检验证实: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笔者依据相关公司治理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资金支持、内部控制水平、技术升级中介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以劳动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为代表的要素密集程度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劳动调整成本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将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性等相关理论原理尝试性地运用于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从一系列检验诸多相关要素的有机联系上证实了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改善ESG表现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员工持股计划能吸引优秀人才加盟吗?——来自基金行业的证据

与留住优秀人才一样,吸引人才是一家企业推出员工持股计划的初衷。然而,相对于员工持股如何影响高管离任等“留住人才”的丰富研究,由于数据可获得性和研究场景的限制,少有研究考察员工持股的“吸引人才”效应能否实现效果。近年来,基金行业专业人士持股计划的实践为实证考察员工持股计划吸引人才的效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场景。本文利用中国2011—2021年基金公司数据,发现基金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吸引外部经理,但在吸引对象和持续时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本文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如有更大的实施范围,将增强其人才吸引力。本文的研究为形成对基金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表现的全面认识,进而为员工持股计划的设计策略选择带来启发。

自愿性环境规制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融资约束理论模型,选取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自愿性环境规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代理成本和社会责任对自愿性环境规制与融资约束关系的权变影响。研究发现,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考虑企业成熟度和盈利能力,发现其缓解作用仅在成熟企业、高盈利企业显著。分析权变影响发现,代理成本越高的企业,越难以缓解融资约束;而社会责任会通过U形调节作用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科创板企业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动因及实施效果——以乐鑫科技为例

作为激发员工潜能、推动产品创新、提高整体竞争力的长期激励机制,股权激励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作为创新型股权激励工具,自推出以来迅速发展,已成为科创板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主流选择,但目前学术界对其激励计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法,以科创板首家实施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的企业——乐鑫科技为研究对象,在介绍其激励计划实施进程、激励方案设计特点的基础上,从动因和实施效果两个层面探讨科创板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乐鑫科技的五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情况良好,但方案仍存在优化空间;提升业绩、吸引和稳定人才、享受科创板政策红利是企业实施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的核心动因;股权激励实施后企业短期市场绩效、财务绩效和创新能力均有所改善。乐鑫科技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激励案例可为我国科创板企业股权激励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金融对流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下,数字金融逐渐成为提升流通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路径。本文借助两阶段OLS方法,以2012-2021年A股和中国香港恒生市场上市流通企业为研究样本,引入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两个机制变量,分析数字金融对流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可有效促进流通企业经营绩效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会抑制数字金融对流通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以“政府+企业”双端发力,构筑流通创新支撑体系;“中央+地方”政策协同,完善流通经营发展框架;“内部+外部”同步革新,打造流通企业经营成本降低机制的政策建议,以期助力流通企业高质量发展。

改进灰色关联分析法在教育行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综合评价中的运用

对教育行业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行综合评价,可使投资者与经营者全面掌握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其在同行业中所处的地位与发展方向,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在灰色关联分析法的理论基础上,提出改进的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根据财经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数据,对教育行业4家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行综合评价并给出排序。计算结果显示,经营业绩最好的公司为行业标杆企业,与财经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的评价结果一致,说明该方法具有可行性。

企业社会责任、女性高管与股价同步性——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22年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并检验企业高管性别特征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同步性间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关系,女性高管的性别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作用。研究从信息传递对股票价格影响的角度出发,对当前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性别特征及其对股价波动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拓展,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和监管,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对于投资者了解企业特有信息,降低股价同涨同跌的大幅波动,稳定金融市场秩序具有一定的信号传递作用。

共同机构所有权能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吗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数据,考察共同机构所有权在企业第二类代理问题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显著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该结论经Heckman两阶段、PSM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说明共同机构投资者扮演监督者,而非合谋者角色。机制分析显示,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控股股东具有更低的监督成本,可以通过退出威胁与委派董事的方式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来说,上述抑制效应程度更大。共同机构所有权能提升企业价值,且共同机构所有权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乘项越大,企业价值越高,意味着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监督控股股东提升企业价值,呼应主旨结论。因此,建议监管部门积极引导和规范共同机构所有权,以缓解中国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同时企业也应当充分利用共同机构所有权的信息优势,大力促进企业间协作,不断提升企业价值。

产业集群社会资本能够打破传承期家族企业创新约束吗?——基于战略参考点转移的研究

探究传承期家族企业的创新问题,对正面临代际传承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双重挑战的家族企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战略参考点理论,本文提出对于传承期的家族企业而言,产业集群社会资本是驱动其战略参考点转移以及缓解创新约束的关键因素。对产业集群家族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检验结果表明:处于传承期的家族企业以保持家族控制这一内部导向的战略参考点为主导,从而抑制其创新活动;随着产业集群社会资本的提升,传承期家族企业战略参考点会“由内转外”,具有更强的外部导向,因此能够缓解传承期对家族企业创新的抑制。拓展研究发现,产业集群社会资本通过提升传承期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促进其创新行为。无论是以创新投入还是以新产品创新作为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反映,以上结论均得到支持。研究揭示了产业集群社会资本对传承期家族企业战略参考点变化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引导和鼓励家族企业提高传承期的创新投入,最终实现“基业长青”。

环保费改税能提高企业财务和环境绩效吗——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保护税是刺激企业降污减排、促进绿色生产、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激励手段,研究环保费改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对企业减排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零和博弈”和“波特假说”理论,以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环保费改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对企业环境绩效有显著激励作用,对企业财务绩效表现为初期抑制而滞后无显著影响,对环境绩效的激励作用补偿对财务绩效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探索影响机制发现,环保费改税通过倒逼绿色创新激励环境绩效、改善财务绩效。政策效应对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三大经济区企业利好作用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深入推进政策实施和企业全面提升整体效益。

债务融资对终极股东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门限效应和调节效应

集中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中,终极股东对其他中小股东有一定的利益侵害动机,债务融资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其对终极股东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以我国523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2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虑内部控制质量的门限效应与调节效应,实证检验了债务融资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的促进或抑制效应。研究发现:(1)银行债务、商业信用和长期债务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当内部控制质量分别大于门限值860.160、873.700、873.700时,此类效应减弱;(2)短期债务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当内部控制质量大于门限值873.700时,此效应得到加强;(3)商业信用、长期债务、银行债务对于国有企业中终极股东掏空行为的促进效应,受到内部控制质量的反向调节。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制定健全的内部治理环境策略以及为债权人制定合理的借贷策略从而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供应链话语权

供应链话语权体现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结合数字时代背景,文章以2012—2022年沪深A股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话语权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传导机制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增加企业对客户和供应商的凝聚力,进而提高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话语权的驱动作用在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竞争行业中效果更为明显,且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话语权的提升效应能够帮助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既患寡又患不均”:企业ESG表现能促进企业内共同富裕吗?

当下中国正处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作为市场主体企业发挥带头作用,率先探索实现企业内共同富裕的道路。本文通过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与企业内共同富裕的关系。本文结果表明:企业的ESG表现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增加,同时也能增加员工收入,缩小企业内管理层和员工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促进企业内共同富裕的实现。本文的结论为企业进一步推进ESG活动,发挥在共同富裕中的“领头羊”作用提供了依据。

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发展研究

本土信用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对于中国推动债券市场和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成效不强,与评级机构服务质量和资本实力不强、债券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偏弱、海外市场开放环境屏障、国际评级市场垄断有关。推进本土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需充分考虑其战略价值和正外部性,营造强力外部支持环境,包括从国家层面加强战略重视,加大财政、资本等资源支持,优化行业监管环境,深化债市和人民币国际化建设等;本土评级机构则应加强以评级技术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建设,合理谋划“走出去”空间布局,多渠道、多形式推进业务对外渗透。

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效应、机制与“漂绿”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影响效应、传导机制、调节效应及经济后果四个方面对数字金融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ESG表现。(2)在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数字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3)数字金融通过提高环境合规性、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信息不对称及减少委托代理四个渠道提升企业ESG表现。(4)数字金融在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高度市场竞争环境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下对企业ESG表现发挥更强的驱动作用。(5)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企业ESG不存在“漂绿”现象。

数字技术扩散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战略导向中介机理

数字技术逐渐扩散到传统产业,传统的商业模式已然无法适应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商业模式创新,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文章聚焦数字技术扩散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以数字化战略导向为中介变量,数字化应用场景、数字化投入为调节变量,选取40家制造企业2011—2021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取层级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的方法,探究数字技术扩散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得出:数字技术扩散对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数字化战略导向在数字技术扩散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数字化应用场景在数字技术扩散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中具有调节效应;数字化投入在数字化战略导向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文章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ESG评级分歧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影响研究——基于资本市场投资视角

当下国内外各ESG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存在分歧,其释放的信号可能影响资本市场投资者行为和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基于此,运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22年的数据样本,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考察ESG评级分歧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ESG评级分歧显著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ESG评级分歧将通过降低企业市场获利能力、加剧股价崩盘风险及投资者异质信念等三重机制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市场化程度高、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ESG评级分歧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削弱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ESG评级分歧与企业行为关系研究的边界,为ESG评级体系构建提供参考意见。

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经济增速放缓,金融业发展势头强劲,“脱实向虚”现象日益普遍,企业面临过度金融化的风险。文章基于2011—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探讨管理层持股、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显著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大、股权制衡水平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被削弱,即股权激励、股权制衡度负向调节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来探讨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作用及其调节机理,对于制定相应的对策,提升公司的创新投资水平,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