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研究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统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以黄河流域内的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并结合时空演化过程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格局,最后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未来5年耦合协调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部分城市群出现轻度波动,耦合协调特征由失调、濒临协调转化为勉强协调、初级协调;最后通过预测未来5年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过程,推断城市群均处于显著提升状态,且逐步达到初级协调阶段.针对目前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基于农民发展的思考

在城乡关系的不断演进中,我国的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在逻辑与融合路径。“以农民发展为核心,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制度优化创新为抓手,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是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逻辑,其与农民中心逻辑、市场逻辑等具体逻辑,以及农民发展与市民发展协同、农民积极性创造性与农民收益协同、制度优化创新与战略规划协同、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等协同逻辑,共同构成一个系统化的逻辑体系。城乡融合发展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应深刻认识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全力推进以农民发展为核心的城乡融合发展;科学利用制度优化创新规律,全面推进战略规划引领的城乡融合发展;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促使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高铁开通对城市群发展的非均衡影响——基于广东省样本研究

本文基于“多中心-外围”城市群理论模型,利用2005—201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数据,考察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群发展影响的机制与效果。研究表明: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发展,且这种影响在城市群内呈现非均衡表现;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企业和人口转移对城市群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高铁对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建成时间的影响,在高铁建成的第二年中心城市产生“聚集效应”并显著促进经济发展,从第三年开始逐步转化为“辐射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进一步加快广东省高速铁路建设速度,促进城市群之间互联互通;高铁建设规划要因地制宜,防止外围城市资源过度流失;同时,外围城市也应做好承接准备,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

中国省会航空节点城市复杂时空系统协调度变化及空间特征分析

航空运输业提升了城市系统的吸引力并激发新的交通需求,引导城市经济和空间结构快速演进。本文构建了包含经济、规模、外贸、科技、社会、环境、航空等要素在内的城市复杂时空系统指标体系,对中国省会航空节点城市及其构成的7个空管区的复杂时空系统发展的协调程度变化情况及时空聚类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01—2019年,中国31个省会(首府、直辖市)航空节点城市在复杂时空系统发展过程中呈现了或分散、或集中的趋势特征,南方城市在研究末期的协调程度表现更好。7个空管区中,华北区协调度最高,新疆区、西北区、华东区、中南区的协调度水平发展增速较快,航空系统的平均协调度最高。各航空节点城市复杂时空系统协调度的时空聚类模式存在空间分异特征与聚类特征,航空系统在空管区的聚类优势最为突出,经济系统在空管区聚类辐射范围最大。航空、规模、科技与环境系统均表现了正向直接空间溢出效应,经济与科技系统表现了正向间接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全面分析航空节点城市及空管区的复杂时空系统协调度变化,精准判定了航空节点城市多指标系统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影响程度及时空分布异质性,对拓展航空地理研究及促进航空节点城市高质量综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东北地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的时空变化

理清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可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决策参考。在分析2003—2019年东北地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格局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剖析了二者耦合关系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显示:2003—2019年,东北地区综合城镇化水平提升了114.29%,总体呈现“东高西低”、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核心城市引领全域发展的局面;资源环境承载力呈增加趋势,增幅36.09%,空间上聚集于哈大线周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与综合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近年增幅有所下降,且辽西北、吉林南部和黑龙江西北部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核心城市和重要城市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亟须提升核心城市对中小城镇的辐射引领能力,并加强生态退化地区的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多情景模拟下收缩城市生态需求测度与规划策略研究--以鹤岗市为例

收缩城市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需求再匹配成为应对城市收缩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而由于收缩城市未来发展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导致直接应用既有的测度方法已无法准确描绘城市的生态需求。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理论,针对收缩城市的转型特征,以鹤岗为例,以生态模型法为主要测度手段,构建“多维度—多情景”需求测度指标体系;根据测度结果,提出尊重收缩、活力维护和产业振兴等七项重点生态管控策略,以此应对收缩城市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收缩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前置问题,为收缩城市的生态建设管理和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城市工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成渝经济圈和武汉都市圈为例

实现最优工业生态效率对促进工业绿色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上中游代表性地区成渝经济圈和武汉都市圈26个城市2010—2021年工业生态效率,通过Arcgis可视化工具对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并运用Tobit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别识别工业生态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两个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整体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与最优效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2)城市群内部的地级市之间效率值存在少部分两极分化的现象;3)工业生态效率受科技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对外开放水平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可达性对于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与科技研发投入对于工业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还不明显,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水平和增强科技研发投入质量以实现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为此,通过强化城市群内外部的融合发展、构建协同创新网络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以提高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地区工业生态效率水平,促进地区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中心城区城市空间扩展特征识别与未来演化模拟分析

城市时空演化特征模拟及驱动因素探究,可为区域城市发展规划和土地资源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基于城市空间扩展判别模式、空间扩展特征测度指标和PLUS模型,探究1980—2020年重庆市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的城市扩展模式,分析空间格局变化特征,预测未来城市扩展趋势并揭示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980—2020年,随着重庆市中心城区各方位扩展分异性缓慢上升,城市破碎化程度加剧,形成“多方向、多扩展翼、多条带”扩展模式,呈现“西快东慢、西南-东北延伸”分布格局;2)1980—2020年,重庆市中心城区扩展速度和强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城市扩展方向由内部和边缘式填充向外部发展,城市形态由逐渐趋于紧凑向逐渐趋于松散、破碎和不规则化分布;3)未来2030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仍将向外围扩展,扩展速度有所减缓,扩展方向差异性明显,经济和规划政策因素的影响作用愈发凸显;4)地形、GDP、距水域的距离、距离道路距离和开发区规划是影响重庆市城市扩展快慢的主要驱动力。受地理条件限制,在“多方向、多条带”城市分布格局下,经济、交通、政策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因素已成为驱动重庆市中心城区空间扩展的关键。建议未来充分发挥经济战略的动能作用,完善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合作模式,响应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号召,增强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力;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完善区县间交通路网,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以提升城市空间内部结构,带动区域发展;同时,考虑重庆市生态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及农耕地保护区域,将市政府生境保护纳入城市未来发展规划中,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统筹环境与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

交通设施改善、市场集聚效应与城市人口增长差异

针对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率和城市规模明显分化的现象,本文从向心力的集聚效应和离心力的通勤成本视角进行研究。理论模型和199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地铁等交通设施改善和基于市场潜力的消费集聚效应会增大均衡时城市规模,区位基础等本地特征因素也会影响均衡城市规模。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表明,交通设施的改善驱动高等级大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来自市场潜力的集聚效应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分解关键解释变量的计量结果表明,城市群,特别是都市圈的中小城市的人口快速增长得益于圈层结构中市场潜力带来的集聚效应,而内陆和东北的孤立中小城市因市场潜力弱而人口增长缓慢。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市场潜力通过增加产品需求和提升工资水平、交通设施改善通过提高有效劳动力数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吸引人口流入并推动人口增长,且房价调节关键解释变量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为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国家应构建“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外围中小城市”多层次空间格局,优化区域空间功能分工体系。

智慧城市运营能力及其影响要素的分析和研究——以石家庄为例

回顾智慧城市运营能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并探讨未来的发展趋势,即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阶段。此外,以石家庄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讨论交通管理、能源利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能力要素对智慧城市运营能力的影响。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智慧城市运营能力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为未来的城市规划提供参考。

75年来中国城乡关系演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

“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最大历史性变迁。迈向城乡中国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新型城镇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由此推动多元城市生态的形成。在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规律、分类施策和集约高效的四个基本要求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将通过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业的行动路径,绘就一幅多元城市生态的未来图景。

“强省会”战略下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和产业选择

城市低碳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而“强省会”战略对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为“强省会”战略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的低碳经济发展和产业选择提出了新要求。【目的】研究刻画长江经济带地级市行业的低碳经济效应,探讨产业选择问题。【方法】研究采用随机森林模型。【结果】长江经济带城市行业碳减排潜力较大,其中建筑业最大。“强省会”战略下,上海、武汉、重庆、成都的产业低碳经济发展较为充分,南昌、贵阳、昆明、长沙等小核心省会城市制造业和部分社会服务业等产业的减排潜力较大。【结论】省会城市应重点发展社会服务业,非省会城市根据自身资源禀赋,选取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重点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数字鸿沟的审视与弥合

探究城乡数字鸿沟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影响,利用文献调查法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出现及存在的原因,探讨城乡数字鸿沟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方面给农村发展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城乡经济差距、城乡居民信息素养和文化观念差距等造成城乡数字鸿沟存在且有拉大趋势,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措施,进一步论证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推动作用。

人文经济学: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

“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项重大课题,它蕴含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辩证法。把握文化发展与经济建设共生共荣的协调关系,将人文要素转化为经济转型的推动力,已成为当前塑造城市发展新动能的大势所趋。在促进人文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本土实践中,中国城市积累了不少做法和方案,迫切需要进行经验总结与路径提炼,以揭示人文经济的内在机理和时代内涵。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驱动路径

科学把握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是解决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的关键,而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因素则是其动力机制的主要内容。为此,该研究首先采用扎根理论提取了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动力因素,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模型;随后采用解释结构模型(ISM),重点探究了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动力因素之间的影响关系,从而探明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研究发现:①“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这一复杂系统主要包含13个关键动力因素,且可进一步被归纳为内生动力、外生动力、基础动力、协同动力和环境动力5大类。②城乡融合发展动力因素系统是一个包含5层动力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③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驱动路径为“基础动力→外生动力→内生动力→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关键动力因素内涵分析的具体对应范畴为“战略发展环境→人才引进及培养→科技化和信息化→公共财政制度优化→城乡要素市场化程度→城乡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方面的功能、持续转化政府经济职能、借力新型信息技术赋能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加强城乡协同合作充分释放协同治理效能、因区施策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强化顶层设计等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不同类型城市用地面积与人口规模的标度律研究——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

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土地城镇化普遍快于人口城镇化.然而,不同类型城市用地面积与人口规模的增长关系尚不清楚,且缺少从复杂城市系统视角认识人地关系演化规律.该文以长江经济带县级及以上城市为例,使用城市标度律探究不同类型城市用地面积与人口规模非线性关系,从用地结构视角揭示城市人地关系及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2012—2021年,道路交通设施用地增速明显快于城市人口,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主因.2)城市用地与人口规模总体上呈亚线性关系,体现了规模经济效应;但工业用地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关系,反映了大城市工业用地供给过多的系统性偏差.3)基于规模调整指数的用地效率评价结果显示:在同等规模城市中,长江中游城市人均居住用地偏少,工业用地规模调整指数“东多西少”的空间特征更加明显.复杂城市系统理论为认识城市人地关系及演化提供了新方法,未来需要从用地结构和空间布局两个方面因城施策,优化调整城市人地关系.

韧性视角下湖南省生态与区域发展时空演化及影响机制

【目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区域整体发展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对提高区域韧性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通过对湖南省地级市生态系统与区域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分异分析,揭示影响地区协调发展差异和发展制约因素,为湖南省生态可持续、区域稳定协调发展提供参考路径。【方法】从韧性视角出发构建生态系统—区域发展协调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分析了2010—2020年湖南省生态系统与区域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然后基于地理探测器、主成分回归分析、障碍度模型等方法进一步对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究。【结果】2010—2020年湖南省各市州的生态系统—区域发展的综合评分、耦合协调度均处于上升趋势,大致呈现“U”字形空间格局。在地区发展差异上,随着省域综合发展由东向西梯级推进,2020年耦合协调度形成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发展差异先增后减,洞庭湖区的生态系统和大湘西地区的区域发展评分仍为四大板块最末。在系统协调上,湖南省十年间从濒临失调发展提升为初级协调发展,然而生态系统的增长仍滞后于区域发展,大部分地区生态系统未充分发挥生态基底优势。【结论】这十年间湖南省综合发展水平总体趋向均衡,但长株潭地区和大湘西地区差距依然明显。韧性视角下,生态网络和城市活动联系网络的协同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耦合协调度水平。人均绿地面积、生态连通性、城市夜间活力与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较强关联,生态连通性、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人均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则是重要阻碍因子。

湘江流域森林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发展及时空演变分析

计算2005—2020年湘江流域森林生态安全指数、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采用协调发展指数、标准差椭圆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两个系统的时空演变规律、耦合协调特征以及交互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研究时段内,湘江流域县域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值处于0.30~0.33,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均值在0.51~0.72,协调发展指数在0.12~0.81,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重心处于衡南县内,移动方向为“西南—西北—东北”;森林生态安全指数重心位于衡阳县与衡阳市区,移动方向为“东南—东南—西北”;协调发展重心位于衡阳县与衡阳市区,移动方向为“西南—西北—东北”。(3)森林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差异性系数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发展趋势,其空间协调分布表现为先聚集后扩散的变化特征。

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

基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关系,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三者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和面板Tobit模型测算2005—2020年云南省及其16个州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整体上,云南省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呈现上升态势,但三者水平还需提高,云南省三大系统的相互作用程度逐渐增强,耦合类型的空间差异性逐渐变小;②三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性较为明显,表现出滇中>滇西>滇南>滇东的分异特征,协调度增长速度以保山市、临沧市和文山州最高;③总体基尼系数逐渐缩小,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城乡差距仍然是构成云南省基尼系数变化的主要原因;④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旅游活力大体上对于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产业二元性结构水平则不利于三者的协同发展,影响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需要利用科技金融形成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论文将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看作一个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9年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探究科技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科技金融有利于促进城市节能减排,相较于非试点城市,政策试点使得城市碳排放强度显著降低。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估计及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资源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创新效应三条途径驱动碳减排。异质性分析表明,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城市、规模较大城市以及资源依赖程度较低城市碳排放的促降效应更强。对进一步拓展科技金融的应用领域,因城施策推进科技金融政策试点,全方位、多渠道降低城市碳排放水平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