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班列的创新提升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研究

中欧班列如同“跨境钢铁驼队”,复兴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提高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创新水平,促进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本文采用2001~2020年全国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基于多期双重差分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中欧班列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1)中欧班列显著提升了班列开行城市的技术创新水平,包括工具变量回归、排除政策干扰在内的系列稳健性检验都支持前述结论,并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2)中欧班列的创新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良好的经济、产业、开放、人力等区域发展基础都有利于增强班列的创新促进效应,适宜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开放政策等体制环境也有助于更好释放班列的创新效应,但地方政府过度偏重数量型增长等经济目标导向也将制约班列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国家层面应进一步推动中欧班列发展,并引导不同区域结合自身“生产力-生产关系”特点,因地制宜促进班列创新提升效应更充分释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

基于“时间-空间-关系”三个维度的美丽城市建设研究

论文探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城市的时代内涵,即美丽城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兼具客观性与主观性,呈现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等时代特征的,并从景观生态学及“存在的三元辩证”,构建了“时间—空间—关系”的三维分析框架,阐述了美丽城市建设的“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以及“全社会行动”四大关键任务,最后提出了美丽城市建设的政策建议。

基于格网尺度的黄河中游地区经济城镇化与PM_(2.5)浓度的脱钩关系研究

针对当前经济城镇化参量公里网格数据的缺乏,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例,提出一种利用1995—2018年高精度土地利用栅格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的经济城镇化参量空间化模拟方法,并分析格网尺度下黄河中游地区经济城镇化与PM2.5浓度的脱钩关系演变。结果表明:(1)黄河中游地区经济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以兰西城市群、西安城市圈、太原城市圈、郑州—洛阳城市带为核心的多核心圈层结构。(2)在空间格局演变上,不同区域经济城镇化的扩张模式存在差异。受地形限制和水文条件限制,洛河流域、汾河流域、关中平原、太原城市圈经济城镇化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带状扩张特征;兰西城市群、郑州—洛阳城市带、呼和浩特市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圈层式扩张特征。(3)2005年之后,黄河中游中东部地区开始出现脱钩转折点;2010年之后,黄河中游西部地区开始出现脱钩转折点,但由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导致2015—2018年甘肃和宁夏南部扩张负脱钩区面积显著增加,经济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关系再次发生转变。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脱钩分析

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污染物的集中。为了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中国制定并实施了新型城镇化战略。但是,对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具体关系的研究尚不充足,仍不清楚空气污染是否与新型城镇化脱钩。因此,基于2009—2021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人口、经济、空间、社会和生态五个维度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Tapio脱钩模型和追赶脱钩模型探讨了新型城镇化与PM_(2.5)浓度之间的脱钩关系和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PM_(2.5)浓度在2013年后持续减少。(2)新型城镇化的驱动力主要来自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3)PM_(2.5)浓度与新型城镇化之间长期保持脱钩状态,但在短期尺度内存在脱钩和负脱钩的交替现象。(4)大部分追赶城市对模范城市的追赶并不理想,地区间的不平衡现象还将长期持续。

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研究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统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水平,以黄河流域内的7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相对发展模型,并结合时空演化过程分析了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格局,最后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未来5年耦合协调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部分城市群出现轻度波动,耦合协调特征由失调、濒临协调转化为勉强协调、初级协调;最后通过预测未来5年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度发展过程,推断城市群均处于显著提升状态,且逐步达到初级协调阶段.针对目前黄河流域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安全协调发展存在的不足,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县域城镇化如何回应青年诉求

网络上的县城感与现实中的青年人自古以来,我国就有“郡县治天下安”的说法。县域占我国近90%的国土面积,贡献40%的GDP,承载着超50%的常住人口。面广量大的县域向来是大国治理的基本单元,是完成农民就近城镇化、实现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最为基础的空间单元。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公共服务、产业配套等设施提级扩能。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强调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县域县城于此大有可为。

中国省会航空节点城市复杂时空系统协调度变化及空间特征分析

航空运输业提升了城市系统的吸引力并激发新的交通需求,引导城市经济和空间结构快速演进。本文构建了包含经济、规模、外贸、科技、社会、环境、航空等要素在内的城市复杂时空系统指标体系,对中国省会航空节点城市及其构成的7个空管区的复杂时空系统发展的协调程度变化情况及时空聚类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01—2019年,中国31个省会(首府、直辖市)航空节点城市在复杂时空系统发展过程中呈现了或分散、或集中的趋势特征,南方城市在研究末期的协调程度表现更好。7个空管区中,华北区协调度最高,新疆区、西北区、华东区、中南区的协调度水平发展增速较快,航空系统的平均协调度最高。各航空节点城市复杂时空系统协调度的时空聚类模式存在空间分异特征与聚类特征,航空系统在空管区的聚类优势最为突出,经济系统在空管区聚类辐射范围最大。航空、规模、科技与环境系统均表现了正向直接空间溢出效应,经济与科技系统表现了正向间接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全面分析航空节点城市及空管区的复杂时空系统协调度变化,精准判定了航空节点城市多指标系统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影响程度及时空分布异质性,对拓展航空地理研究及促进航空节点城市高质量综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重庆市中心城区城市空间扩展特征识别与未来演化模拟分析

城市时空演化特征模拟及驱动因素探究,可为区域城市发展规划和土地资源管理提供决策参考。基于城市空间扩展判别模式、空间扩展特征测度指标和PLUS模型,探究1980—2020年重庆市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的城市扩展模式,分析空间格局变化特征,预测未来城市扩展趋势并揭示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980—2020年,随着重庆市中心城区各方位扩展分异性缓慢上升,城市破碎化程度加剧,形成“多方向、多扩展翼、多条带”扩展模式,呈现“西快东慢、西南-东北延伸”分布格局;2)1980—2020年,重庆市中心城区扩展速度和强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城市扩展方向由内部和边缘式填充向外部发展,城市形态由逐渐趋于紧凑向逐渐趋于松散、破碎和不规则化分布;3)未来2030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仍将向外围扩展,扩展速度有所减缓,扩展方向差异性明显,经济和规划政策因素的影响作用愈发凸显;4)地形、GDP、距水域的距离、距离道路距离和开发区规划是影响重庆市城市扩展快慢的主要驱动力。受地理条件限制,在“多方向、多条带”城市分布格局下,经济、交通、政策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因素已成为驱动重庆市中心城区空间扩展的关键。建议未来充分发挥经济战略的动能作用,完善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合作模式,响应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号召,增强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力;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完善区县间交通路网,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以提升城市空间内部结构,带动区域发展;同时,考虑重庆市生态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及农耕地保护区域,将市政府生境保护纳入城市未来发展规划中,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统筹环境与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

人口迁居视角下的中国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基于百度迁徙数据的研究

使用百度迁徙数据测度了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居形成的全国人口城镇化空间格局。选取春节前、平日百度迁徙数据,以全国地市为空间单元,将春节前与平日城际出行特征进行比较,从中分离出迁居人口分布、流向,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探究了空间格局特征及其作用因素。研究发现,在人口迁居视角下,我国人口城镇化形成了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南方是城镇化进程中迁居人口流动的高值聚类区,北方是迁居人口流动的低值聚类区。LISA局部空间自相关得出了与“秦岭-淮河”线基本相符合的南北分异特征,这与我国社会经济东中西空间分布特征有明显差异。人口迁居形成的人口城镇化南北分异现象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作用差异有关,也与南北方的省内城镇化进程差异有关。南方各地市的格局是由大规模的迁往三大城市群的跨省城镇化,并伴随着迁往省会城市的省内城镇化两者带动形成。北方各地市的格局是迁往三大城市群迁居的跨省城镇化、迁往省会城市的省内城镇化趋势均较弱而导致。

交通设施改善、市场集聚效应与城市人口增长差异

针对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率和城市规模明显分化的现象,本文从向心力的集聚效应和离心力的通勤成本视角进行研究。理论模型和199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地铁等交通设施改善和基于市场潜力的消费集聚效应会增大均衡时城市规模,区位基础等本地特征因素也会影响均衡城市规模。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表明,交通设施的改善驱动高等级大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来自市场潜力的集聚效应是中小城市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进一步分解关键解释变量的计量结果表明,城市群,特别是都市圈的中小城市的人口快速增长得益于圈层结构中市场潜力带来的集聚效应,而内陆和东北的孤立中小城市因市场潜力弱而人口增长缓慢。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市场潜力通过增加产品需求和提升工资水平、交通设施改善通过提高有效劳动力数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吸引人口流入并推动人口增长,且房价调节关键解释变量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为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国家应构建“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外围中小城市”多层次空间格局,优化区域空间功能分工体系。

智慧城市运营能力及其影响要素的分析和研究——以石家庄为例

回顾智慧城市运营能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并探讨未来的发展趋势,即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阶段。此外,以石家庄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讨论交通管理、能源利用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能力要素对智慧城市运营能力的影响。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智慧城市运营能力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为未来的城市规划提供参考。

75年来中国城乡关系演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

“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最大历史性变迁。迈向城乡中国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新型城镇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由此推动多元城市生态的形成。在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规律、分类施策和集约高效的四个基本要求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将通过以产兴城、以城聚人、以人兴业的行动路径,绘就一幅多元城市生态的未来图景。

“强省会”战略下长江经济带低碳经济和产业选择

城市低碳发展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而“强省会”战略对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就为“强省会”战略下长江经济带城市的低碳经济发展和产业选择提出了新要求。【目的】研究刻画长江经济带地级市行业的低碳经济效应,探讨产业选择问题。【方法】研究采用随机森林模型。【结果】长江经济带城市行业碳减排潜力较大,其中建筑业最大。“强省会”战略下,上海、武汉、重庆、成都的产业低碳经济发展较为充分,南昌、贵阳、昆明、长沙等小核心省会城市制造业和部分社会服务业等产业的减排潜力较大。【结论】省会城市应重点发展社会服务业,非省会城市根据自身资源禀赋,选取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重点发展。

韧性视角下湖南省生态与区域发展时空演化及影响机制

【目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区域整体发展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对提高区域韧性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通过对湖南省地级市生态系统与区域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分异分析,揭示影响地区协调发展差异和发展制约因素,为湖南省生态可持续、区域稳定协调发展提供参考路径。【方法】从韧性视角出发构建生态系统—区域发展协调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综合评价和耦合协调度分析了2010—2020年湖南省生态系统与区域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然后基于地理探测器、主成分回归分析、障碍度模型等方法进一步对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究。【结果】2010—2020年湖南省各市州的生态系统—区域发展的综合评分、耦合协调度均处于上升趋势,大致呈现“U”字形空间格局。在地区发展差异上,随着省域综合发展由东向西梯级推进,2020年耦合协调度形成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发展差异先增后减,洞庭湖区的生态系统和大湘西地区的区域发展评分仍为四大板块最末。在系统协调上,湖南省十年间从濒临失调发展提升为初级协调发展,然而生态系统的增长仍滞后于区域发展,大部分地区生态系统未充分发挥生态基底优势。【结论】这十年间湖南省综合发展水平总体趋向均衡,但长株潭地区和大湘西地区差距依然明显。韧性视角下,生态网络和城市活动联系网络的协同发展有助于提升区域耦合协调度水平。人均绿地面积、生态连通性、城市夜间活力与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较强关联,生态连通性、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人均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额则是重要阻碍因子。

湘江流域森林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协调发展及时空演变分析

计算2005—2020年湘江流域森林生态安全指数、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采用协调发展指数、标准差椭圆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两个系统的时空演变规律、耦合协调特征以及交互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研究时段内,湘江流域县域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值处于0.30~0.33,森林生态安全指数均值在0.51~0.72,协调发展指数在0.12~0.81,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2)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重心处于衡南县内,移动方向为“西南—西北—东北”;森林生态安全指数重心位于衡阳县与衡阳市区,移动方向为“东南—东南—西北”;协调发展重心位于衡阳县与衡阳市区,移动方向为“西南—西北—东北”。(3)森林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空间差异性系数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发展趋势,其空间协调分布表现为先聚集后扩散的变化特征。

东北地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的时空变化

理清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可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决策参考。在分析2003—2019年东北地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格局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剖析了二者耦合关系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显示:2003—2019年,东北地区综合城镇化水平提升了114.29%,总体呈现“东高西低”、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核心城市引领全域发展的局面;资源环境承载力呈增加趋势,增幅36.09%,空间上聚集于哈大线周边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与综合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近年增幅有所下降,且辽西北、吉林南部和黑龙江西北部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核心城市和重要城市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亟须提升核心城市对中小城镇的辐射引领能力,并加强生态退化地区的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多情景模拟下收缩城市生态需求测度与规划策略研究--以鹤岗市为例

收缩城市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需求再匹配成为应对城市收缩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而由于收缩城市未来发展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导致直接应用既有的测度方法已无法准确描绘城市的生态需求。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理论,针对收缩城市的转型特征,以鹤岗为例,以生态模型法为主要测度手段,构建“多维度—多情景”需求测度指标体系;根据测度结果,提出尊重收缩、活力维护和产业振兴等七项重点生态管控策略,以此应对收缩城市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收缩城市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前置问题,为收缩城市的生态建设管理和空间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评估

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CCEC)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9年的数据,从经济、社会、科技文化、资源4个维度构建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CCEC的可持续性水平进行测度,应用象限图法和弹性系数法对可持续城镇化状态进行评估.结果表明, CCEC的大部分区域可持续水平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局部区域可持续水平呈剧烈下降趋势;可持续水平在区域内部出现明显的“断层”现象,重庆主城区和成都市评分最高,并且与其他区域存在较大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在逐年缩减;大部分区域城镇化过程都处于可持续发展的阶段,部分处于不可持续发展阶段,其中重庆主城区及成都市不可持续的原因主要是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社会福利下行压力大,其他区域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科技文化水平滞后,需根据不同地区可持续城镇化状态实施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以“流”促“留”:长三角县域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模式与规划策略

面对我国大城市所提供各类设施规模难以同时满足3亿农民落户的现实困境,广大县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出路。本文希望通过引导区域资源要素流动带动县域城镇发展,提升县域城镇化的空间承载能力,最终实现以“要素流”促进“人口留”的新型城镇化目标。通过架构“以流促留”的理论框架,使用世界500强企业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识别资本、人员等要素流动,结合“大数据+问卷调查”分析方法,采用“宏观约束+个体决策”解析机制,分析了长三角县域城镇的空间类型、作用机制与空间模式。研究发现,第一,长三角县域城镇存在“网络化”与“中心流”两种典型模式,其中“网络化模式”更接近实现以“流”促“留”的本地城镇化目标;第二,两种典型模式的作用机制不同,“网络化模式”是产业分工驱动下的县镇内外要素均衡流动,“中心流模式”是住房与社会保障综合作用下县城主导要素流动。第三,从城镇化路径、空间载体、规模借用、空间治理等方面提出实现以“流”促“留”的规划策略。

基于复杂网络的郑州市特大暴雨洪涝灾害链研究

以郑州“7·20”特大洪涝灾害链作为案例,采用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法,对城市洪涝灾害的节点和传播路径进行建模,并结合复杂网络理论,选用度、边介数、平均路径长度、连通度等指标定量分析城市洪涝灾害链的脆弱性、关键节点和关键传播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断链减灾策略,并对其减灾效果进行科学评估。结果表明郑州“7·20”特大洪涝灾害链中节点度数、点介数和特征向量中心度都将关键事件指向交通中断、抗洪物资供应不足、应急指挥不力、地铁进水、生产线爆炸等,而“抗洪物资供应不足-暴雨洪涝”“交通中断-抗洪物资供应不足”“应急指挥不力-暴雨洪涝”这三条边对整个灾害链网络的结构起到关键作用。应急供电、应急通信、应急交通和停工停产可以有效断链减灾,并且以应急供电的断链减灾效果最显著。相关结果可以为有效应对城市洪涝灾害链提供知识图谱,辨识关键节点和传播路径,并建立断链减灾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