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城市群碳排放驱动因素时空分解研究

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的集聚区域,也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研究中国典型城市群碳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中应用ST-IDA模型(时空指数分解分析法)和LMDI(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分解法,分析2000—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的碳排放驱动因素(人口规模、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研究发现:2000—2019年间,四大城市群能源活动碳排放总体趋势均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平稳增长阶段,其中成渝城市群已基本实现碳达峰;能源强度效应是影响碳排放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人口规模扩张、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能源强度上升是促进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起到抑制作用;四大城市群碳排放的时空演变主要取决于工业部门。鉴于四大城市群呈现出不同的碳排放特征,未来应探索差异化、多元化的城市群减排路径,促进城市群碳减排。

西安市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演变及影响因素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是城市土地利用状况和空间活力的综合反映,轨道交通站点与城市用地的协调发展对于缓解交通拥堵压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运用信息熵、优势度、均衡度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2011—2020年西安市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西安市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呈现波动上升、中稳外变和混合主导的演变特征,商服功能、到城市中心的距离是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演变的主要因素,其中,商服功能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的混合度呈正向影响,到城市中心的距离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的混合度呈负向影响。规划期城市空间格局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具有重要影响,建设期地区经济水平成为关键因素,运营期商业服务业则成为推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演变的主要力量。基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功能演变的时空分异和影响因素探究,有助于优化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区域土地利用和提升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活力。

“双碳”目标下城市群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兼论“波特假设”与“污染天堂假说”

以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非线性门槛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碳排放具有空间极化性,多为高-高聚集(H-H)与低-低聚集(L-L)型;环境规制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效果呈异质性,本地城市符合“绿色悖论”、周边城市为“示范效应”;分别以能源强度与贸易开放度作为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门槛值较低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最强;随着门槛值增大,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从抑制转为促进。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地区差异、控制环境规制强度以保证企业利润、推动产业低碳转型,为城市群利用环境规制降低碳排放提供新的思路。

面向城市更新财政可持续的空间生产逻辑与实践

财政可持续是实现城市更新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面对城市更新与财政可持续之间的现实矛盾,空间生产理论能解析财政推动城市空间再造和价值提升的内在逻辑,促进制度建设和空间生产实践的协调统一。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构建“制度空间重构—多元主体行为选择—社会空间重构”的空间生产逻辑框架,提出未来城市更新财政可持续的五大基本逻辑和四大基本准则。最后以北京劲松模式为例,实证分析本逻辑框架的适用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更新财政可持续提供决策参考。

产业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三阶段模型与创业活力的调节作用

如何最大限度降低不确定性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自组织理论,文章以2004—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市为样本,创新性地提出产业多样化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三阶段模型,从协调成本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突破性创新效应等角度出发,探究产业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的关系以及创业活力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产业多样化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满足三阶段模型的假设,两者存在N型曲线关系,创业活力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正向影响,创业活力负向调节产业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的N型关系;基于产业相关度的回归发现,相关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呈现倒U型关系,无关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呈现U型关系;基于区域异质性的回归发现,产业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的N型关系在东部地区、沿海城市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和内陆城市不显著。研究提出,地方政府应根据不同产业阶段化变化的特征,灵活调节产业政策,促进产业间协调发展,增强产业多样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积极作用。

县域城镇化的政策意义、空间格局与江浙实践

世纪之交以来,以江浙为代表的我国先导地区迈入了以大城市集聚为导向的快速城镇化阶段。相较而言,县域层级的城镇化发展未受到足够的关注。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政策的推进,以及人口回流、就地城镇化等趋势的涌现,县域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开启了各界对于县域城镇化的全面探讨。事实上,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县域单元的意义并非首次被提升到如此高度。改革开放初期,在“小城镇、大战略”“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等政策导向下,国家就给予了县域层级城镇化持续的关注与投入。彼时县域内小城镇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但因后续发展持续力不足等问题,以及对规模效益等认知的深入,导致城镇化发展政策向大城市偏移。历史并不是表层现象的简单往复,要想充分发挥县域在新型城镇化中的作用,需要更加根源性地思考:如何理解当前政策的出发点?县域城镇化的现状究竟如何?如何顺势而为继而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河南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路径。通过构建人口发展质量指数、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公共服务质量指数、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社会治理绩效的五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加权求和法对2012—2021年河南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结果显示:(1)河南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态势。(2)河南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经历了准备、起步、初步实现及基本实现四个阶段,但仍未达到完全实现的高水平阶段。(3)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及生态环境等4项质量指数均呈现增长态势,但增幅各异,社会治理绩效略有下降。为促进高质量发展,河南需强化城市间协同效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公共服务效能及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大湾区城乡关系特征:经济穿针+文化引线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我国深入贯彻“一国两制”发展的创新实践,对于港澳与内地的深入合作交流,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协同发展不仅是指经济合作联合发展,更是社会文化层面的互动、融合与认同。粤港澳大湾区在文化上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通过传统村落与现代城市的文化融合,有助于理解城乡关系从传统上的二元关系到城乡协调和城乡融合的过程,认识城乡关系是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基于高速公路客流数据的重庆与毗邻地区联系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基于高速公路交通客流数据,采用社会网络与GIS空间分析法,以客流联系视角探讨重庆市与毗邻地区的城镇网络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重庆中心城区为网络的绝对核心,长寿、江津、璧山为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城市,涪陵、璧山、长寿在网络中通达性明显,涪陵、黔江、江津、万州的中介作用突出;2)重庆与毗邻地区的客流网络呈现三级轴线联系,整体网络呈现明显的放射性特征,部分地区联系突破省级行政边界,网络层级按照“4+15+18”分布;3)重庆与毗邻地区的凝聚子群表现出高度的地理邻近性,形成“核心―边缘”结构。未来重庆中心城区需进一步加强与四川东部地级市的辐射能力与交通联系,进一步培育与成都双城联系的发展轴,在远期发展中考虑纳入遵义市等地区更好融入重庆都市圈。

上海市郊区地铁站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效应研究

以上海市外环线外的60个郊区地铁站为研究对象,探讨郊区地铁站对周边地区经济的影响。采用夜间灯光数据,并结合断点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地铁站的开通对周边地区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这种效应具有显著的距离衰减特性。地铁站半径1200 m以内的区域灯光亮度显著提升,超出此范围则无明显的断点处理效应。此外,这种空间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对于距离市中心适中的地铁站,地铁开通存在显著的断点处理效应,而对于其他距离分组则不存在。

城市棚户区改造对周边舒适物的影响效应研究

城市棚户区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改善居住条件、改变城市面貌、提升城市功能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2020年末,我国棚户区改造工作基本告一段落,然而对改造项目产生的影响效应的探讨尚不充分。本文选择棚户区周边舒适物变化情况作为研究对象,以北京市为例,结合POI数据与ArcGIS缓冲区分析,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与特征价格模型,实证研究城市棚户区改造对周边舒适物多样性的影响及其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棚户区改造可以显著提高周边舒适物多样性,舒适物多样性的提高对周边小区房价有正向溢出效应,棚户区改造不仅能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还可以激发创新与消费活动,从而提升城市活力,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本文研究结论为其他城市更新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优化了提供科学依据。

城镇化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耦合关系研究

基于区域一体化视角,使用长江经济带2000—2020年面板数据,多维度构建城镇化和农业碳排放指标体系,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进行指标赋权,采用偏最小二乘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二者的影响机制和耦合关系。结果表明:(1)城镇化主导类型呈现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发展趋势。(2)农业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等级演变明显,唯安徽省和上海市一直处于最高级和最低级。(3)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城镇化是影响农业碳排放的四个重要维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教育经费、万元GDP能耗等7项指标是极重要因素。(4)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耦合关系呈增长态势,耦合度从磨合转向高水平耦合,耦合协调度由勉强协调发展为良好协调,说明二者共振性良好,趋于协调发展。

基于城市更新动力类型评价的更新模式研究——以丹江口市老城区为例

随着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0%,城市发展开始由过去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向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优化并重转变,城市更新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更新从一种技术手段,向综合的政策转变。在当前实践中,城市更新的模式选择仍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呈现粗放化的态势。通过对城市更新动力的分解,发现更新模式的选择与主导力量之间存在直接关联。本文以研究区域内地块所受的主要动力作为更新类型的评判标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丹江口市老城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依据评价结果对更新单元进行类型划分,并根据不同的类型提出针对性的更新模式选择建议。研究表明,基于动力差异评价得到的单元更新类型,是客观选择更新模式的重要依据,对城市更新的精细化发展、促进更新规划的科学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强省会”战略促进非省会城市消费吗?

立足于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利用2006—2020年中国25个省份的246个非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强省会”战略对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参数估计结果显示,非省会城市的消费率和人均消费均与省会首位度呈现U型关系,而平均边际效应为负。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消费率和人均消费的平均边际影响在无强核和单强核省份均为正,在多强核省份皆为负。非参数估计结果显示,当省份首位度处于适当低的水平时,非省会城市消费率与其呈U型关系,但过高的省份首位度具有虹吸效应,不利于提升非省会城市消费率;而人均消费与其总体上呈U型关系,较高的省份首位度对非省会城市人均消费具有扩散效应。各地要因地制宜实施“强省会”战略,释放消费潜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城市群资源配置效率测度与提升方略:以京津冀城市群为重点的分析

以城市群要素资源配置为研究切入点,利用中国城市2007—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对城市群内各城市生产技术效率、资源配置效率和各要素贡献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以2014年为分界线,2014年后京津冀、成渝、山东半岛等城市群生产技术效率上升,其变动来源于资源配置效率的同向变动效果,且资本投入的改善效应最大。京津冀城市群生产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均不及珠三角城市群,2014年前后的优化程度亦不如成渝、长三角城市群,但均优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北京的生产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均处于高位;2014年后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的资源配置效率由负转正,其他京津冀城市未明显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持续实施显著增加了资本要素配置贡献,但劳动和能源配置效率提升相对有限。在新发展格局下,各地要健全区域要素流通市场机制并着重发展新质生产力,即通过促进劳动力向人才转变、提升资本利用效率、推广绿色集约生产模式,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拓展生产技术效率提升空间。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来自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生态保护-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是检视经济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以及灰色关联度模型,探究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存在一定差异,城乡融合发展最高,生态保护居中,数字经济最低;从时间上看,研究期内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低水平段位呈上升状态;从空间上看,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作为制约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驱动、政府调控、科技支撑的驱动效果依次递减。因此,要制定差异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构跨区域协作机制,实现数字经济、生态保护与城乡融合发展的互构式发展。

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对城市群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各式冲击频繁加剧,各区域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因而提高经济系统的抵御、调整和转型能力,即增强经济韧性成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内27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应用改进的引力模型构建2010—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空间关联网络,并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测算产业空间关联网络中心度特征,实证检验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空间关联网络的三大中心度特征对城市群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空间关联促进了城市群经济韧性的提升,并且在金融环境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城市以及非工业城市中,产业空间关联对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进而提出有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经济韧性水平攀升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集市助推城乡融合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山东阳信集的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的宗旨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基本路径之一是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位于鲁西北地区的阳信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推动当地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阳信集的案例,借助社会空间视角,从过程性、关系性、要素性三方面分析集市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新的探索。从过程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实现城乡空间结构重组与整合、控制与赋权的关键场域;从关系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城乡居民进行社会互动与交往的公共生活空间;从要素性的维度来看,集市是推动劳动力、资本、信息等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交换空间。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集市已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定襄法兰特色专业镇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本文从定襄法兰特色专业镇的背景和定位出发,阐述了其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对标准化建设的需求,探讨了定襄法兰特色专业镇标准体系的构建原则,包括各子体系的划分原则,并详细阐释了各子体系的边界范围,最后提出推进定襄法兰特色专业镇标准体系优化完善和实施的具体建议,包括加强标准制修订工作、完善标准实施与监督机制、强化标准体系建设的保障措施等方面,旨在为定襄法兰特色专业镇的规范化发展和提升整体竞争力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测度与分析——基于Shift-Share的经济韧性分解

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度2008—2010年抵抗期和2010—2019年恢复期城市群经济韧性水平,并进一步运用Shift-Share分解方法探索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内在影响机制。研究显示:抵抗期和恢复期中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韧性均值分别为0.309和0.301,均强于全国层面经济韧性水平;Shift-Share分解后发现竞争力分量对各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提升起到决定性作用,抵抗期阶段主要由第二、三产业共同作用影响经济韧性水平;恢复期阶段则以第二产业竞争力为主导力量,同时以第三产业竞争力作为辅助力量。通过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为增强中国经济韧性提出相关建议,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