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与调控对策

本文论述了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编制的指导思想、原则、方法与结构,以及指标的分类、界定、内涵、权重和目标值的确定;并提出该体系的计算方法,进程中阶段的划分;运用该体系测算出2005年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综合指数为61.49,处于都市型现代农业初级阶段的前期;并与2000、2004年测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然后,建立并运用动态诊断模型进行分析,提出调控时应给予不同程度关注的4类指标及相应的5条对策建议。

风险偏好何以影响农机社会化服务契约选择？——以小麦收割环节为例

契约是规范社会化服务市场的重要制度设计,农业社会化服务是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领域出现的一种新景象,需要加以规范有序发展。基于河南省6县2172户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以小麦收割环节为例,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风险偏好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契约选择决策及其契约形式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风险偏好对农机社会化服务契约选择决策及其形式有显著负向影响,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农户签订契约的可能性越小;在签订契约的农户中,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农户签订书面契约的可能性也越小。据此,建议尽快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契约制度,增强农户风险意识;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中介组织的发育,加大力度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引导农机社会化服务契约走向正式化、规范化,以促进中国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展。

70年来中国扶贫政策演变及其优化路径

贫困是制约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扶贫政策直接关系到贫困问题的解决。对70年来新中国扶贫情况和政策演变历程展开分析,探索扶贫政策优化方向和路径。研究发现:70年来,新中国贫困人数和发生率均呈先增后减趋势,中国扶贫资金增长趋势明显,在财政支出占比阶段性增减交替,贫困区域分布不均衡,深度贫困地区如期脱贫困难;按照不同时期政策特点,中国扶贫政策演变过程可划分为救济式扶贫阶段,体制改革下大范围扶贫阶段,开发式扶贫阶段,综合开发式阶段,多元性、可持续发展阶段和精准扶贫阶段等6个阶段;在扶贫政策演变过程中,扶贫开发逐步实现了从政府意识到国家意志转变,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的内生导向转变;扶贫政策在扶贫理念、政策创新和体系完善等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因此,扶贫理念应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消除相对贫困转变,构建动态脱贫机制;推进扶贫政策与农村发展政策融合;建立口径一致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扶贫主体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参与转变,发挥各类主体作用。

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 实现绿洲生态农业现代化

目前中国干旱区经济的主体是农业,而绿洲是其载体。当前绿洲农业现代化还面临农民受教育水平低、资金短缺、区域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地域分布特征的制约等问题。实现中国干旱区绿洲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是推行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生态农业发展。

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探讨分析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建立基于各自产区资源禀赋优势的利益协调机制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基于1978—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经典CD生产函数对我国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三大区域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及其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影响主产区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依次是粮食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业贷款、农业财政支出、成灾面积;影响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依次是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成灾面积;影响主销区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依次是粮食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贷款、成灾面积。鉴于粮食种植面积和成灾面积在影响粮食产量中的重要性,政府应加大农田保护力度,积极抵御自然灾害,促使各区发挥其资源禀赋优势,从而保障国家的区域粮食平衡和维护粮食安全。

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研究现状回顾与展望

近十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国范围的迅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相关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展现出特有的历史脉络和阶段性的特征,可以归纳为起步、发展、深化三个阶段,进而其特征呈现出人与社会的关系视角、人与自然的关系视角,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并重的视角转变历程.但现有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对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各类主体内部的差异性研究不足;其二,对潜在的美丽乡村建设地区的探索型研究不足;其三,对美丽乡村建设研究本身的价值评估不足.最后,围绕上述不足,提出相关展望.

农业产业化与利益平衡机制

我国的农业产业化虽然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各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模式重点放在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拉长产业链、增加科技含量、强化生产经营能力,并不一定能使外溢到加工、流通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农业效益回归农村、农业和农民。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平衡机制包含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各种经营组织形式,直接或间接返还外溢到加工和流通等领域的农业效益;二是通过农业支持等国家干预的形式,直接或间接返还外溢到加工、流通以及社会其他领域的农业效益。我国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应该把国家的财政支持作为平衡农业收益的主要手段,把契约关系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作为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途径,把农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作为主要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