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需求、主要困境与应对策略

基于江西省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实践经验,采用演绎归纳法分析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需求和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提出应对策略,为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促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结果表明:1)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有助于策应“三产融合”发展用地保障、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农村社会治理提升等多维现实需求。2)改革面临村庄差异难以形成可推广的统一模式,村集体自组织能力偏弱使得改革内生动力形成难,政策稳定性不足导致宅基地历史问题处置难,退出宅基地再次利用优势不足使得闲置宅基地盘活难等现实困境。据此,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应坚持需求导向、系统思维、农民主体地位,以及先立后破的原则,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保持历史耐心,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人翁精神,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因村施策精准推进。

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方向与机制完善——基于三个改革试点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具有特定的作用方向,理论上可通过加速农村产业发展、提升农村居住环境、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等途径发挥推动作用,实践上改革试点地区已探索出诸多特色路径模式。基于对上海松江区、安徽金寨县、广西北流市三地典型实践的对比分析发现,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既与制度初衷和目标追求精准匹配,也存在作用发挥不充分的离散困境。为此,建议从联动设计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分级联动工作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好服务保障、搞好宣传咨询与跟进引导服务等方面完善相关机制,从而更好地提升宅基地“三权分置”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

“城乡两栖”视角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问题研究

“三权分置”改革有助于化解“城乡两栖”背景下宅基地的制度困境。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以及异地居住的“城乡两栖”现象日益明显。人口迁居带来了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所承载的居住功能弱化,而它们的财产功能和社会情感功能则逐渐增强。总体来看,现有部分制度抑制了宅基地的产权权能开发和资产价值挖掘,造成了闲置、低效利用与隐性流转共存的困局,需要合理推进“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受到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产权边界不清晰、农民宅基地权属观念模糊等因素掣肘,面临所有权主体虚置、过度“资本化”等诸多问题,阻碍了相关体制机制创新。为此,“三权分置”改革需要清晰界定“三权”边界,明确宅基地的法权属性,在保障农户资格权的基础上适度拓展宅基地使用权,推动实现宅基地的财产价值;引入市场机制多元盘活闲置宅基地,进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农业机械化、农机服务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多值处理效应模型,使用黑龙江省47个村粮食种植农户样本数据,研究农机服务对老龄农户和非老龄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黑龙江省农户粮食生产平均技术效率为57.2%,总体水平偏低,技术损失较大,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非老龄农户更能从现有的农机服务中获益,农机服务未带来老龄农户技术效率的显著提高,但使得老龄农户留在农业生产之中,形成互补关系;在播种和收获环节,农机服务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原因在于老龄农户倾向于投入劳动替代农机服务,在不同地块之间转移劳作的成本更高。在发展农机服务、扩大服务经营规模的同时,应考虑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特征,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机服务协调发展。

坚守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底线:风险问题与优化思路

坚持底线思维是应对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风险挑战、解决复杂矛盾问题的重要方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底线包括集体所有权底线、农民利益不受损底线、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在“还权赋能”、“财产价值显化”驱动下,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面临突破底线的多重风险:一是宅基地使用权的经济价值实现路径背后隐藏集体所有权实现危机;二是竞价使用、有偿退出等试点方案弱化宅基地的社会福利保障功能,使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底线面临挑战;三是宅基地过度支持非农产业用地需求对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形成潜在威胁。面对系列风险问题,需进一步夯实宅基地集体治理权,守住集体所有权底线;协调宅基地的多重功能价值,守住农民利益底线;明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监管职责边界,守住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问题与国外经验借鉴

土地综合整治能够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体是指对农村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等进行整体治理,以拉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打造和谐人地关系的同时,逐步优化农村生态空间,这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相匹配。土地综合整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主要载体之一,本文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提高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行分析,归纳当前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参照国外成熟经验形成具有可实施性的改进对策,以期能够提高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效果,为乡村振兴带来推动力。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范路径研究——以入市合同的性质与效力为切入点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入市流转需要衔接以《土地管理法》为代表的公法规范和以《民法典》为代表的私法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参照适用国有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同时,仍需关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的特殊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牵涉多方面法律关系,入市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新型且复杂的法律关系与权利义务发生,需要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资格及权责边界,以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主体范畴。同时通过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土地用途,形成与国有建设用地相协调的统一城乡土地交易市场体系,进而对出让合同和租赁合同的性质与效力重新认定,构建符合自身特性的入市合同规范。

耕地种植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基于30个省份案例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分析中国30个省份耕地种植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结果表明:(1)耕地“非粮化”或“趋粮化”演变是耕地稀缺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种粮劳动力成本、农地流转规模、种粮土地成本、农业机械化作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7个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2)存在生产要素驱动型和规模局限型两条“非粮化”路径,以及耕地资源丰裕—种粮规模化和土地成本诱导—种粮规模化两条“趋粮化”子路径;(3)种粮土地成本上涨是“非粮化”的重要诱因,农业现代化生产体系是互补因素,能够缓解种粮土地成本压力对粮食种植的不利影响;(4)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农地流转规模、农业机械化作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因素相互关联,对耕地种植结构演变发挥联动影响。

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差异化研究--基于资源禀赋与主体认知视角

剖析农牧户城镇化意愿影响机制对农牧交错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基于资源禀赋与主体认知视角,对兴安盟突泉镇农牧户入户调查并采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农牧户城镇化意愿及影响因素差异性。研究发现:牧户城镇化意愿远低于农户,影响农牧户城镇化意愿的因素不尽相同,除年龄、政策了解度、人均年收入、宅基地用途等共同因素外,农户城镇化意愿另受地形位指数、人均耕地面积、再就业效益信心显著影响,牧户城镇化意愿另受距河流、镇区与草地距离、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满意度、住宅补偿与医疗保障效益信心显著影响。研究农牧户城镇化意愿影响动因并提出城镇化政策建议,可为加快农牧交错区城镇化提供路径参考。

基于开发权的宅基地用途管制体系建构

“三权分置”是显化宅基地财产价值的重大制度改革。本文从开发权的视角,厘清宅基地开发权的法理依据,并在分析我国宅基地用途管制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发现其管制模式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标准化的宅基地开发权初始配置尚未建立;二是宅基地开发权的管制规则亟待优化;三是宅基地开发权市场尚未建立;四是宅基地开发权转移制度尚未形成。由此提出了以构建标准化的宅基地开发权初始配置、制定适度的宅基地用途管制规则、建立宅基地开发权市场、建构宅基地开发权转移体系为核心的宅基地用途管制体系。

风险认知、生计资本与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以兰州市八里镇移民安置区农户为例

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对深化农村改革影响深远。研究风险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在风险认知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中的调节作用,引导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兰州市八里镇移民安置区农户调研数据,利用二元Logit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风险认知与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进而分析生计资本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在宅基地退出决策中具有显著的规避风险的意识,农户在宅基地退出中产生的风险认知对退出意愿有负向作用,而生计资本则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有正向作用;此外,生计资本还可以缓解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中的风险认知。基于此,加快推进农户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应完善农户宅基地退出后的各项保障政策、引导农户树立正确科学的风险意识以及构建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机制。

乡村振兴视域下海南乡村旅居与康养融合发展研究

乡村旅居康养是介于乡村养老与乡村旅游之间的一个交叉融合产业。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海南乡村进入了新一轮的建设与发展期,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吸引了一批我国北方地区的退休老年人群到海南乡村旅居康养,与之相配套的服务行业逐渐发展起来,海南乡村作为旅居与康养胜地声誉鹊起。但海南乡村旅居康养业也存在着缺乏政策扶持、专业人才匮乏、乡村建设未考虑旅居群体需求等问题。海南乡村具有发展乡村旅居康养的先天优势条件,应做好产业规划、政策扶持、行业协会引领产业发展,科学规划旅居康养社区选址,开展跨界合作、改善服务供给,同时做好旅居康养产学研融合发展,以提升海南乡村旅居康养业服务水平,满足旅居康养人群的需求,为旅居地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海南乡村旅游业发展,助力海南乡村振兴。

“多田套合”农用地布局优化的浙江探索

本文系统阐述了浙江省提出的“多田套合”的概念内涵与实施意义,总结了以“多田套合”为抓手推进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设成高标准农田、逐步构建“金字塔形”农用地空间结构的实施经验,以期为其他地区探索落实新时代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责任提供浙江经验。

土地政策松绑与县域新型城镇化——来自农村宅基地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外流,土地粗放利用、宅基地闲置甚至抛荒问题日益凸显。宅基地改革是促进土地要素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构造准自然实验,检验农村宅基地改革能否促进县域新型城镇化。研究发现:农村宅基地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政策路径识别发现,农村宅基地改革从非农就业、产业结构升级和激发市场潜能三方面提升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异质性研究表明,行政区划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于县、县级市和市辖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能力呈现递增趋势;地区差异上,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地区县域得到有效发挥,对西部地区县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效果有限。通过土地政策改革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从经验上就如何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提供政策启示。

流动的非粮种植与二元土地流转市场——一项土地流转中农业经营模式的双案例分析

造成土地流转市场分化现象的因素不仅包括土地禀赋、流转主体和外在环境,农业经营模式本身也会产生影响。根据不同作物的种植特性,以作物-土地关联机制为切入点,对山东某地区的非粮种植及其参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非粮种植和粮食种植之间不同的作物-土地关联机制影响经营流动性,非粮作物需要流动经营,粮食作物采取固定经营。不同的作物类型和经营模式对土地流转市场产生影响,导致流转对象、合约形式和流转价格发生分化,呈现出二元土地流转市场形态。特别是非粮作物与粮食作物在土壤损害、种植风险、关系强度和交易成本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非粮种植的土地流转价格远高于粮食种植。

农地确权的政策效果“事与愿违”吗?——基于农户异质性的因果效应评估

农地确权的政策效果及其对农户生计决策与福祉的影响,已有的实证研究看法不一。已有研究的一般假设是政策干预与农户对政策的响应是随机的,而我国的农地确权试点区域与试点时间均具有非随机的政策选择性,因而农户的应对决策并非随机。因此,已有研究的随机性假设需要加以检视。使用非参数匹配因果推断,全面估计农地确权对农户六类资源配置决策和福祉的影响,并分别从政策设计与实施的供给侧角度和农户面对政策变化调整其决策的需求侧角度,揭示已有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研究发现,在农业生产资料投入、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和获得正式贷款方面,确权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农户决策相匹配,有助于农户据此进行专业化分工与生产,政策效果虽然边际递减,但没有出现不一致现象。在土地流转方面,政策供给侧的选择偏差使农户流转土地的谈判交易成本上升33.3%,时间交易成本上升1.45倍;政策需求侧的农户应对行为使流转土地的谈判交易成本上升3.1倍,时间交易成本上升27.8%。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向偏差,加上确权的赋权增量非常有限,使政策效果与政策预期不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确权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说明人们对确权效果的预期存在一定偏误。

“土地换社保”能改变老年人的传统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吗?——来自征地养老保险政策实验的证据

“养儿防老”和“土地是命根子”塑造了中国农村社会千百年来不变的传统观念和养老模式,也构成了现代化转型的瓶颈。着眼于破解后者的“土地换社保”政策能否“一石两鸟”,既冲击“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又能改变养老行为呢?本文从征地养老保险的政策实验安排出发,使用2011—2018年CHARLS数据,考察征地养老保险对传统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征地养老保险使得农村老年人“养儿防老”的概率显著降低28.7%,减少了来自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增加了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力度,促进了社交活动参与,而对居住方式、劳动参与和孙子女照料没有显著影响。而一次性征地货币补偿等替代方案均不具备类似功能。本文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发现征地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的影响在高水平的征地养老保险地区和三个以上子女的家庭的影响更大。本文的结果表明,提供高水平稳定收入流的征地养老保险不但能弥补征地对农民造成的损失,还能改变农村传统养老观念和养老行为。

农地经营权属性如何影响规模经营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

基于常州市1532个规模经营户样本数据,采用两阶段估计策略,实证分析农地经营权属性对规模经营者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经营权债权属性占优时,农地产权稳定性与完整性相对较低,规模经营户更倾向于采取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农地经营权物权属性占优时,农地产权稳定性、完整性较强,规模经营户采取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概率反而较低。此外,农技培训、农地经营规模、参与农业经营组织与农业保险等经历对农地经营者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具有促进作用。据此,建议采取农地经营权属性分类引导的耕地质量保护激励措施,促进农地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与耕地质量保护协同发展。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农村宅基地退出风险传导效应评价——以江西赣州大余县为例

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而这些风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形成复杂的风险传导效应。为了探讨宅基地退出风险之间的传导,本文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从经济、社会、居住、生产4个维度识别宅基地退出风险表征,构建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风险传导模型。以江西赣州大余县为调查区域,在353份调查问卷基础上,运用Vensim PLE仿真软件对宅基地风险传导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假设在现有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宅基地退出风险系统和子系统的风险值均表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应尽早尽快推进宅基地退出相关政策的落实;“家庭经济收入”“就业岗位机会帮扶”“生活成本承接能力”和“家庭风险承载能力”是传导路径上的关键风险。基于研究结论从风险传导的角度为防范宅基地退出风险、完善宅基地退出制度提出政策建议,为宅基地退出风险规避提供依据。

当代中国农地史的佳作——评刘宪法著《中国当代集体农地制度史(1978—2014):农地承包、调整和流转》

受古史评家的启示,比照译著“信、达、雅”,文章提出了“真、细、全”的史著评价标准,并据以评论了《中国当代集体农地制度史(1978—2014):农地承包、调整和流转》,作者认为这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一部佳作,既充分肯定了其在农地承包、调整、流转方面的精到分析和深刻揭示,也指出了其在农地制度和政策总体考察方面的不足,为进一步深入探索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