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路径,已经成为当前乡村振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支撑点。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链延伸、多功能拓展、生产服务智能化、新型主体培育、产业化经营来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不断完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乡村产业兴旺,最终实现乡村振兴。为此,要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激励农业数字技术研发,完善数字农业人才体系,创新利益链联结机制。

政府补贴会提升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吗——基于西部地区脱贫县的调查

借助892份西部地区脱贫县的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研究政府补贴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绩效,结果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涉农创业、新生代及家庭位于山区的农民工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获得政府补贴的返乡农民工通过扩大创业规模来提高创业绩效。因此,应有效利用政府补贴,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规模扩张;鼓励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为涉农创业者群体提供多元指导,优化山区农民工家庭的创业保障体系,拓宽贫困山区农民创业路径。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农户庭院型创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鼓励和引导农户在符合用地政策前提下,利用自有院落空间及资源资产,高质量发展庭院经济,是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展增收来源的有效途径。以农户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实际调查数据,从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庭院型创业项目特征和乡村创业环境三个方面分析农户庭院型创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年收入水平、闲置住房数量、承包土地规模均对农户庭院型创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庭院型创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创业项目的实施难度和利益前景均对农户庭院型创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村制度环境对农户庭院型创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的村庄关系对农户庭院型创业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为促进农户庭院创业的高质量发展,政府政策应该着力帮助农户家庭提升资源能力,向村庄引入适合农户家庭的创业项目,以及加大对农户家庭在创业贷款、税收减免优惠、创业技能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实现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是解决收入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构建OLS、Pr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显著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分维度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抑制了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医疗保险的获取,同时也增加了工作时间,但并没有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对其工资水平有不利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降低居留意愿、减少工会参与、强化就业歧视而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应当加深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优化制度设计并加强劳动监管,推动农民工居留意愿长期化,增加教育培训投入等。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普惠保险、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地区差距

本文首先尝试构建一个同时包含普惠保险、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地区差距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系统诠释普惠保险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CHFS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保险对地区差距的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保险的渗透性和可得性提高农民工风险偏好,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多渠道促进就业,产生就业效应;普惠保险的使用性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细化业务,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扩展增收渠道,产生增收效应;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普惠保险缩小地区差距的中介机制;普惠保险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会因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普惠保险总体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对普惠保险的多维增收效应研究发现,普惠保险对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均有重要影响。

互联网嵌入、资源获取与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

将互联网思维纳入互联网嵌入变量,依据江西、河南和安徽512户新农人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考察了互联网嵌入对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的影响效应,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源获取在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嵌入显著提升了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同时扩大了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的差距;相对于返乡创业农民工和本土农业创业者,互联网嵌入对返乡创业大学生和跨界创业者创业成长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相对于非新型经营主体,互联网嵌入对新型经营主体新农人创业成长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结果分析显示:互联网嵌入有利于提升新农人的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财务资源、政策资源,进而提高其创业成长绩效。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新农人互联网嵌入水平,提升其互联网的资源获取能力,增强互联网嵌入对创业成长绩效的作用,同时采取差异化支持政策,加强对弱势新农人支持力度,促进新农人创业成长。

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现状、问题及提升策略——以河南省许昌市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市场需求形势发生转变。农民工返乡创业备受社会关注,返乡创业将务工者转变为创业者,通过创业带动当地农民工就业,不仅有效缓解当地“三农”问题,还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活力和创造性。文章基于对河南省许昌市366名农民工调研数据,从对待创业的态度、创业动机、创业资本和创业环境四个维度进行分析,找出许昌市农民工创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应对策略。

青藏高原“一江两河”农区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生态足迹核算

核算区域食物消费及其资源环境代价对优化区域食物供应、加强区域生态保护与调整食物安全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2018年青藏高原“一江两河”农区居民家庭食物消费一手数据,在分析居民食物消费数量与结构的基础上核算其生态足迹。主要结论如下:(1)“一江两河”农区居民家庭人均食物消费量为482.44 kg人^(-1)a^(-1),全年区域食物消费总量达36.90万t,其中植物性食物消费占比74.4%,约是动物性食物(25.6%)的2.91倍;消费结构中,蔬菜占比最高(29.4%),其次是青稞(20.7%)和奶类(15.3%),肉类消费以牛羊肉为主(88.4%);(2)区域食物消费所占用的生态足迹总量高达41.41万hm^(2),是“一江两河”所在三市(拉萨、日喀则和山南)耕地面积的2.48倍,肉类消费所占用的生态足迹最大(51.1%);食物消费的生态足迹有30.8%来自外地,其中以甘肃、青海、新疆三地居多。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创新创业人才培育路径研究

现今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三农”工作的重心已经向乡村振兴转移。乡村振兴任重道远,在振兴乡村的道路上,人才是基础,教育是根本。但在乡村振兴方面的人才培养的数量与乡村振兴进度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距离,人才结构不均衡、人才队伍不稳定等问题依然存在。基于此,文章从农村创新创业人才培育方面入手,梳理了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创新创业人才培育过程,剖析了培育过程中的问题,阐述了我国创新创业人才培育环境、条件和氛围,提出了符合当前农村发展实际的创新创业人才教育的新途径、新方式和新手段,以此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虚拟集聚视域下中国农村金融包容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

基于虚拟集聚视域下构建农村金融包容测度体系,利用熵值法拟合农村金融包容水平指数,借助时空地理加强回归等方法考察其时空动态分异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全国各省域农村金融包容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空间分布呈现“东部沿海高,中西部低”的梯度分异特征,且中西部的“追赶效应”显著;(2)考察期内非均衡性波动下降,但处于较高水平,有一定的两极分化趋势;农村金融包容总体差距呈逐渐波动下降态势,区域间差距是造成总体差距的主要根源所在,其次是区域内;(3)从影响因素分析,农村就业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金融素养可有效支持农村金融得包容性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和城乡统筹发展两维度对金融包容的影响存在空间分异,城乡收入比始终为负效应,各影响因素对南北地区差异变化敏感度强于东西地区。

为什么国家严控撤县设区:基于粮食安全的新解释

撤县设区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行政区划调整政策。但2021年以来,国家多次表态要严控撤县设区。将撤县设区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9年县域经济社会数据,运用多期DID、PSM-DID、CMP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分析了撤县设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粮食安全视角对国家严控撤县设区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研究发现:首先,撤县设区政策不利于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这一结论在更换回归模型、更换被解释变量、调整样本量等检验后仍然稳健,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存在长期性;其次,撤县设区政策通过农业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和“政府注意力”转移两个方面对粮食安全产生负面影响;最后,这种负面影响还存在地区异质性,撤县设区对非粮食生产核心区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导致粮食安全责任进一步失衡。建议谨慎推进撤县设区,平衡不同省份粮食安全责任,有序推进县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

农村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下的辽宁省农户福利测度分析

研究不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下的农户福利状况,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利用调研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受访农村女性劳动力分为高、中、低人力资本三类,采用模糊评价法进行农户福利水平测度,得出农村女性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与农户福利水平呈现同向变动关系等结论。提出提升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女性健康资本等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下高素质农民核心素养提升路径

本文旨在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下高素质农民核心素养的提升路径。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出发,以科技文化素养、经营管理能力、生态环保意识、思想道德修养、法律意识和参政素养六个要素为核心,提出了提升高素质农民综合素质的路径,以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提供有力支持,促进农村地区的综合发展和繁荣。

多元理性:家户制传统下的农户一家两制实践

怎样在实践中把握农户在食物生产上的一家两制?本文在家户制传统下提出多元理性框架,和单一理性的农业经济理论假定展开对话。本文认为,农户理性包含多元向度且相互联系:既依循差序责任,区分“自家人”和“外部人”,进行内外有别的食物生产,“让自家人吃自家饭”,带来“个体自保”,也能进行推己及人的价值权衡,在场域约束与道义反思的互构中,将“外部人”视同为“自家人”,从而“让有条件的自家人吃上自家饭”,促进“社会共保”。基于东亚家户制传统的多元理性,与基于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的单一经济理性假定的对话,有助于更新农民学研究的认识基础,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发现能够促进食物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小农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适应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自我职业管理的中介作用

社会职业呈现出多变化和无边界化的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挑战。基于职业建构理论,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性人格和自我职业管理与其职业适应能力的关系模型。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运用结构方程分析法对332份新生代农民工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性人格和自我职业管理对其职业适应能力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自我职业管理部分中介了主动性人格对职业适应能力的正向影响效应。研究认为应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主动性人格,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职业管理的培训与教育,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职业管理意识和行为,从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适应能力,以促进他们的充分就业和职业发展。

寒门何以出贵子: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跃升的机会不平等

机会平等是实现低收入群体收入跃升的重要前提。本文基于2015—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将“环境—努力”机会均等分析框架引入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跃升的影响因素研究中,采用相异指数衡量农村低收入群体陷入低收入状态的收入机会不平等程度,运用非参数条件推断树方法测算农村低收入群体陷入低收入状态的机会不平等系数,并进一步讨论了环境因素对农村低收入群体陷入低收入状态的机会不平等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研究发现:2015—2021年,农村低收入群体陷入低收入状态的机会不平等系数为0.2356—0.2925,说明农村居民收入跃升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较高;农村低收入群体性别差异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地区和年龄。随着时间的变化,户口迁移和父母务农的农村低收入群体,机会差异对农村低收入群体陷入低收入状态的影响逐渐增加;环境因素通过教育渠道和就业渠道间接影响农村低收入群体陷入低收入状态的收入机会不平等的贡献度为43.34%—55.65%,其中,教育渠道的贡献度为34.34%—43.87%,就业渠道的贡献度仅有6.07%—14.26%。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更好地保障农村低收入群体发展机会平等,助力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跃升提供了理论依据。

机器人应用与农民工劳动供给

从劳动供给视角出发,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IFR)数据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实证考察机器人应用对农民工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并没有产生严重挤占农民工劳动供给的现象。机器人应用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参与,同时显著降低农民工劳动供给时间。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主要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工资率影响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异质性分析显示,机器人应用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地区、代际、性别、流动时间和技能水平差异。同时,基于就业身份和职业类型的不同,进一步考察了农民工劳动供给的结构性差异。

户籍身份转换让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了吗?——基于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的视角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方法)从劳动者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两个视角检验农业转移人口在实现户籍身份转换后(即农转非)是否更好地融入城市。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从实际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来看,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与城市户籍群体间的差异并不显著,户籍转换劳动者在实际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已较好地融入城市;其次,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的客观收入水平与实际社会地位平均高于农村户籍群体,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最后,从主观指标来看,农村户籍劳动者群体在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的主观评价高于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而户籍转换劳动者群体的主观评价指标则高于城市户籍群体,原因可能是:与城市相比,农村户籍及户籍转换劳动者实际工作总收入及ISEI指数提升速度相对较快,心理上的满足度也较高,也可能是受“知足者常乐”心理状态的影响。研究证实了尽管经过多轮户籍制度改革,但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依然存在,农村户籍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仍旧低于城市户籍劳动者;农转非劳动者与城市户籍劳动者在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差距并不显著,户籍身份转换劳动者群体已经基本融入城市社会,说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确实有助于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及其社会地位。基于此,提出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市民化成本共担、收益共享机制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