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

山区旅游地兼具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人口集聚等多重特性,对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的科学评价有助于守护脱贫攻坚成果.本研究在农户生计韧性理论认知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特征构建了中国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值法对恩施州18个旅游村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以Speranza为代表的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较好地表达了农户应对冲击、实现更好结果的特性,但存在评价对象不明晰、指标选取不够严谨、评价体系构建不完整及本土适应性不够等问题;②结合中国山区旅游地特性对Speranza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在地优化,通过Ω系数检验发现优化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合理性;③恩施州旅游地农户的生计韧性总体处于低水平.从3大维度来看,除缓冲能力处于中等水平之外,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均处于低水平,自组织能力水平最低.从地域分布来看,农户的生计韧性水平在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的不同村落间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宣恩县的农户生计韧性水平整体最低.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2011—2021年和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支付、信贷、保险和收入分配等渠道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且支付渠道的减贫效果更好;空间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本地区的相对贫困,但空间溢出效应尚不显著。因此,要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对农村相对贫困群体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和加强区域合作,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助力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影响农民增收?——理论机制与县域证据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富民增收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拓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本文构建一个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4—2020年长江经济带县域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从细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农民收入存在促进作用,而且覆盖广度的促进作用更强。农业技术进步、农民物质资本积累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下游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强,中游其次,上游最弱,而且对于收入水平高、人口规模大和耕地规模大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更强。从空间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的溢出边界。本文研究结论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农村电商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联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农村电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影响及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了农村电商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村电商发展通过与销售渠道、农业产业结构、获取与技术升级和创业就业之间的关联,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提出了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共同富裕目标下易返贫致贫人口的识别分解与特征分析——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方法

绝对贫困消除以后,精准识别易返贫致贫人口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基础。结合绝对贫困人口和弱相对贫困人口的动态转换过程识别易返贫致贫人口,基于包容性增长理论构建“增长-分配-识别-帮扶”四成分分解框架,有助于更好地掌握中国易返贫致贫人口的时空变化及变动原因。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全国弱相对贫困线逐年攀升,易返贫致贫人口占比由2011年的14.89%上升到2019年的19.94%;其中,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占比较城市更大、上升速度也更快。在省际差异化弱相对贫困标准下,广东、北京、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由于更高的生活成本及就业压力也会触发返贫致贫现象。易返贫致贫人口变动分解结果显示,除识别成分外,“增长-分配-帮扶”均可降低易返贫致贫人口占比,且帮扶的贡献仅次于增长成分。易返贫致贫人口呈现身体健康状况差、受教育程度低、无住房保障、家庭非农就业率低等特征,地区收入分配不平等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应将绝对贫困线与弱相对贫困线相结合来识别易返贫致贫人口,内生发展与外源扶持相结合来缓解易返贫致贫人口占比,从而防止规模性返贫,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中医药健康扶贫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作用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民族要复兴,乡村必须要振兴;中医药健康扶贫在实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结合团队基层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工作经历,从中医药健康扶贫角度,论述基层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存在问题、可采取的解决措施及其现实意义,以期为后续中医药健康扶贫事业在由脱贫攻坚战略向乡村振兴战略转移过程中实现华丽转身和有效衔接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

医保扶贫政策效力评价及相对贫困时期医保防贫政策优化研究——基于PMC指数模型

[目的]对我国医保扶贫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评价,为进一步优化与完善相对贫困阶段医保政策、巩固医保脱贫攻坚成果、构建长效化医疗保障防贫抑贫长效机制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2018-2021年我国具有代表性的9项医保扶贫政策文本,运用文本挖掘法,建立PMC指数评价模型并进行量化评价。[结果]9项政策中,PMC指数的计算结果为P7<P9<P2<P6<P8<P5<P1<P4<P3,其中6项为优秀政策,3项为可接受政策。[结论]我国医保扶贫政策覆盖面较宽,但在政策针对性、持续性及协同性等方面尚有欠缺,建议今后政策制定或改进时,应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政策对象变化及政策目标实现路径,重点探索完善医保防贫抑贫长效机制。

滇西深度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绩效的实证研究

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和可量化审视旅游业发展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本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滇西10个州市旅游扶贫绩效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结合当地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和其他基础条件,构建科学适用的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据此对滇西深度贫困地区进行综合评估分析,为当地产业发展衔接乡村振兴策略的制定提供定量依据.

乡村振兴新阶段甘肃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制度构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进入农村振兴新阶段的标志,农村振兴新阶段反贫困的战略重点是逐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相对于绝对贫困而言,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更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更需要措施的针对性、精准性和系统性,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系统化的政策制度体系。根据国家相关发展战略和甘肃省情实际,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主要目标,采用系统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提出了建立涵盖收入增长体系、产业发展体系、人才培育体系、科技支撑体系、基础建设体系、金融服务体系、环境保护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乡村治理体系等九大政策体系的《甘肃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1+N”长效机制》制度框架,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小额信贷、绿色生产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有机肥和化学农药施用成本

金融支持是推动农民长效增收的关键因素,其中小额信贷是重要的金融手段。通过将以有机肥和化学农药施用成本代表的绿色生产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并行中介模型,利用实地调研获得的401份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小额信贷对农民收入具有直接的正向促进作用;(2)小额信贷对绿色生产投入中的有机肥施用成本增加和化学农药使用成本减少均产生正向作用;(3)小额信贷能够通过绿色生产投入间接对农民收入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为促进小额信贷更好地服务于农民收入增长,应建立政府与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小额信贷对农民的补贴制度,强化小额信贷机构和农民的环保意识,加强对有机种植和智慧农业的支持力度。

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1978—2020年的时序数据,运用状态空间模型首先估测了1979—2020年间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序演化。测算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演变存在着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城镇化进程、市场化程度、实际收入增长率和收入分配差距等因素会对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重要影响。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意义 困境与优化路径探析

促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选择。当前,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产业、文化、生态、人才、组织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强化产业发展基础、繁荣兴盛乡村文化、注重乡村人才培养、开发农业生态产品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而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中国农村减贫经验与成就的理论解释——基于“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框架的分析

“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在中国农村减贫中的功能区别在于各自促进资源配置的动力不同,中国农村减贫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有效市场”引导的资源流动“主动性”,“有为政府”引导下资源流动“强制性”以及“有能集体”引导的资源汇聚“整合性”带来的必然结果。“有为政府”为市场作用发挥提供了保障,“有效市场”的介入对“有能集体”的资源协调能力提出新的要求,“有效市场”引导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以及“有能集体”对资源的协调整合,又积极响应“有为政府”农村减贫支持性政策的号召,最终共同推动脱贫地区的资源获取与资源利用。吸取中国农村减贫经验,推动乡村振兴应以“有效市场”“有能集体”为主,“有为政府”为辅。应该发挥“有为政府”畅通要素流动渠道的作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实现城乡资源平等交换。进一步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发挥“有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农村产业发展积极性,激活农村发展所需的现代生产要素。通过“有能集体”整合协调农村内部自有资源与外部投入资源,强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发展中“统”的功能。在“有效市场”“有能集体”“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下,实现农村资源全面激活、更易获取、充分利用,使之顺应相对贫困治理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要求。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承载数据要素的重要工具和发展数字经济的有力支撑,势必会引起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同样对于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优化农村内部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不容忽视。文章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背景,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使用鸿沟和接入鸿沟进一步考察了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缓解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有利于通过促进低收入群体非农就业、提高农业效率、改善人力资本缓解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仍存在数字基础设施接入鸿沟,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较高、以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纯农业型职业的农村居民受到的减缓作用更大。文章结论为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以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县域帮扶的价值互馈效应——基于上市公司参与原国家级贫困县帮扶的研究

企业参与欠发达地区县域帮扶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企业参与欠发达地区县域帮扶视为一种具有跨区域投资特征的企业对地区的帮扶协作行为,并提出价值互馈效应这一概念,将之阐释为企业在助力欠发达县脱贫振兴的同时也从中获得补贴、业务拓展等价值回报且基于这种回报在该县进行扩大再帮扶。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沪深上市公司参与原国家级贫困县帮扶的数据,进行县域帮扶价值互馈效应的实证检验,并发现:上市公司参与欠发达地区县域帮扶产生了价值互馈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原国家级贫困县帮扶,能够获得与帮扶相关的补贴或业务拓展等价值回报且基于回报在该县扩大再帮扶,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上述价值互馈效应一定程度上是通过产业帮扶实现的;来自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公司,以及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公司参与县域帮扶的价值互馈效应更显著。据此,上市公司应重视参与县域帮扶的经济价值及其可持续性;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应由被动受帮扶转向帮扶协作,改善营商环境,确保产业帮扶协作项目有效落地和持续运营。

普惠保险能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吗——基于农民增收的中介效应

学界当前对乡村文化振兴的探讨多聚焦理论分析,较少从实证层面对乡村文化振兴的驱动因素和传导机制进行研究。本文构建同时包含普惠保险、农民增收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函数模型和理论框架,推导普惠保险通过农民增收影响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取2013~2020年31个省份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乡村文化振兴指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普惠保险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保险能显著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农民增收在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中发挥中介效应,农业劳动效率提升是普惠保险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在西部地区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优于东、中部地区;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存在“马太效应”,乡村文化振兴程度越高,普惠保险助推乡村文化振兴的效果越好。本文结论为统筹普惠保险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并助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基于县域乡村振兴视角的甘青川藏族聚居县返贫风险研究

文章旨在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的返贫风险进行研究。样本数据和资料源于对甘青川藏族聚居县精准扶贫及脱贫工作的田野调查。通过调研甘青川三省藏族聚居县的脱贫攻坚工作,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准扶贫模式,如迭部县“特色产业模式”、泽库县“拉格日模式”、若尔盖县“跨地域协作模式”,发现在实践层面,甘青川藏族聚居县存在扶贫项目的立项随意性的问题、部分脱贫技能培训脱离实际的问题、易地搬迁扶贫模式带来的问题。文章通过返贫风险分析,针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脱贫地区农户非农化生计转型的共同富裕效应

基于共享发展理念,从农户非农化生计转型及其对农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视角,探讨了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并利用2021年甘肃省16村1302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脱贫地区农户非农化生计转型促进了家庭资源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配置,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并抑制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通过分位数回归进一步证实,非农化生计转型对收入差距的抑制是通过提高低收入家庭资源配置水平和收入水平、改善农村收入分配格局实现的;通过细分生计类型发现,务工生计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贡献最大,其次为兼业和非农经营生计;进一步分析发现脱贫地区农户非农化生计转型对农业转型的带动作用不强,以传统农业生计为主的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是当前农村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以上结论从农户生计转型视角提出了脱贫地区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作为景观的扶贫集体经济

有关研究多认识到部分扶贫集体经济作为景观而存在,但却未对其生成机制和实际影响开展系统的考察。我们认为,不少原贫困地区难以在短期内培育出具有发展潜力的集体经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精准扶贫阶段设定的紧迫的脱贫时间线,既促进了部分贫困地区集体经济的快速成长,也导致了发展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制造了“扶贫景观”。另外,扶贫工作的考核验收方式进一步催生了作为景观的扶贫集体经济在发展条件相对落后地区的形成。在那些地区,基层政府一方面在辖区内大多数村庄打造简单景观以应对检查组的“普查”,另一方面集中扶贫资源在特定的村庄建设精致景观以回应上级的“抽查”。那些作为景观而存在的扶贫集体经济,主要是为应对验收而存在,难以真正成为乡村发展的动力。

城乡居民医保整合能有效缓解相对贫困吗

基本医疗保险对缓解相对贫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15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可以显著降低相对贫困发生率,且相对于健康状况一般者,健康状况为好与差的群体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此外,中介机制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可通过扩大居民非医疗消费和金融资产规模两条路径缓解相对贫困。鉴于此,建议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减贫的精确性,关注健康状况一般群体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同时合理引导居民投资以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减贫的事前效应。研究结论为基本医疗保险在缓解相对贫困、促进共同富裕相关顶层设计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思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