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研究

历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留下的资料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农史研究均有重要价值。尤以第一次(1920-1930年代)调查产生的资料最为珍贵。尽管之前已有学人对此次调查的历史有过简要描述,然而我们对其历史场景并不明晰。基于此,本文从本次调查的缘起和目的、调查的立项过程和地点选择、无锡和保定两地调查实施过程等方面,对这一调查活动的历史细节进行梳理,对其所展现的历史意义予以回顾。

北魏均田制与土地兼并问题再探

北魏均田制包含着同一等级内之均平和等级之间分田不均的两面性,这体现着以权力为背景的土地之身份占有权,也是土地被多层次兼有在制度上之反映。其结果之一是导致大土地合法占有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谴责土地兼并,在历史上一向被视为政治正确,也令均田制往往获得赞扬。其实,均田制的推行,一方面容纳了以权力为后盾的直接或间接占有大土地现象在中国的延续,另一方面也阻碍了通过生产要素流转而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并加重了行政操作成本。因此,均田制是一个效费比很低的制度。由此亦可发现其中一些所谓的“地主”往往只是一种权位所附带的身份。

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的新创获--《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研究》评介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的19个抗日根据地中唯一以一省为建制的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基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巩固与发展,以及山东能够在抗战中取得胜利,与其农村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因此,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的研究就具有重要价值。苑朋欣教授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一书,就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经济政策进行的全新探讨。总的来说,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全面抗战时期广东洋米进口述论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之后,受战争破坏、洋米进口困难、邻省限制粮食自由流通、日军抢夺和低价购买国米等多重因素影响,广东大米输入减少,复以灾荒频仍,使本来就是缺粮大省的广东粮食短缺问题更加严重,全省米价飞涨,民不聊生,抢米风潮频发,军粮民食面临巨大困难。面对日益严峻的米荒局面,广东省政府1938—1939年上半年与中山县等县政府和潮汕等地商会一道,屡次向国民政府申请洋米免税并获批准。为缓解广东粮食问题,1939年下半年之后,国民政府不再纠结洋米是否免税,放开政策鼓励进口。与此同时,广东省政府也颁布《广东省非常时期人民购运洋米入口颁给奖章奖状办法》等条令,鼓励民间自行进口洋米。在广东省、县政府和各地商会努力下,1938—1942年分别输入448.37万、156.7万、25.9万、121.9万和27.2万市担洋米,进口数量虽然较全面抗战之前大为减少,但是对于广东民食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从而也间接支援了广东抗战。

万里茶道茶商故事的民族文化交流内涵分析——以“旅蒙商”故事为中心

以旅蒙商为代表的茶商故事在内蒙古地区流传广泛,故事中蕴含着茶商推动茶道沿线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内涵。创业故事中的旅蒙商在开拓茶叶商路时将晋商精神深化强化;传奇故事中的旅蒙晋商扎根内蒙古,由汉人转变为塞上汉人,从参与内蒙古的发展转变为内蒙古建设的主人翁;草原城市建城故事中的旅蒙商参与草原城市的建设,推动内蒙古民族互篏式交往;婚恋故事中的旅蒙商远道迎娶他族女子并定居于内蒙古,促进了民族交融。万里茶道曾经发挥的促进文明互鉴及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在茶商故事中延续至今。

中央苏区时期的农业经济建设

中央苏区时期,苏区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农业改革措施,尤其是通过筹建水利委员会,统管水利设施建设和修缮,有力地改善了苏区农业基础设施,同时特别重视发展农业科技,以此来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广,极大促进了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中央苏区经济体系,有力地支援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顺利开展。历史的成就和经验,对于当前开展新时期农村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脆弱性的时空演化与重心迁移

脆弱性作为粮食安全系统的重要属性,是综合度量区域粮食紧缺风险及应对风险能力的有效指标。文章参照VSD模型框架,从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三个维度构建粮食安全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重心迁移模型来研究2000—2021年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安全脆弱性时空演变过程及重心迁移轨迹。研究结果表明:2000—2021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安全脆弱性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粮食安全脆弱性水平呈由“南低北高”向“南北齐低”转变的空间分布格局;从重心迁移路径来看,研究期内粮食安全脆弱性重心呈明显南移趋势,南方、北方主产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分化加剧;暴露性重心和敏感性重心均自东北向西南方向迁移,南北差异扩大;适应能力重心呈明显的西移趋势,东西差异扩大。

不同地形梯度下秦巴山区乡村振兴潜力及发展路径

我国山地丘陵地区在空间上相对孤立,乡村发展受到阻碍。开展不同地形梯度下乡村振兴潜力及发展路径研究,旨在为山区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与科学依据。基于陕南秦巴山区地形差异开展典型村域调研,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乡村振兴潜力,结合相关性与障碍度模型,辨识不同地形梯度下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提出差异化发展建议。结果表明:①各地形梯度下乡村振兴综合潜力由大到小依次为低地形梯度、中低地形梯度、高地形梯度、中高地形梯度,地形梯度与秦巴山区乡村振兴综合潜力及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潜力成显著负相关关系;②随着地形梯度的上升,秦巴山区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区位条件、基础设施潜力整体上呈减小趋势,资源禀赋潜力先减小后增大;③不同地形梯度下秦巴山区乡村振兴各维度潜力大小及其障碍因子皆存在明显差异。为优化山区乡村发展模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议低地形梯度村庄重点防止人口、耕地等农业生产要素流失,中低地形梯度村庄优化基层组织、提升引领能力,中高梯度村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高地形梯度村庄充分保护并合理利用林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分析

利用2006—2020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在分析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综合水平的基础上,对粮食仓储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在研究期内,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综合评价值波动上升,空间上呈东高西低态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偏低,呈上升-下降-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关联性自2009年开始逐渐显著,空间集聚程度呈北高南低的态势,空间演变格局具有向东北方向移动的集聚态势。根据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因地制宜提升不同省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匹配程度,以高耦合协调度地区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实现全国范围内粮食仓储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进步。

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

文章基于2008—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EBM、核密度估计、Markov链、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探究中国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停滞不前,农业经济韧性波动上升,二者耦合协调度整体不高但呈逐步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呈现空间非均衡特征,西部与东部地区呈高水平“凸起”,东北与中部地区呈中低水平“塌陷”;耦合协调度内部流动性较强,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和异质性;产业结构对耦合协调度呈现“U”型影响,财政支农和环境规制表现为负向影响,市场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双碳”目标下山东省三大经济圈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在“双碳”背景下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受到限制,实现农业绿色生产,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对尽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显得尤为必要。山东省力争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对提升农业生态效率的需求更为迫切。基于此,首先选用基于松弛变量测量(SBM)的超效率模型综合测度山东省农业生态效率,其次利用标准差椭圆、自然断点分级法、Dagum基尼系数分析山东省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演化趋势及空间发展差异,最后利用OLS回归分析山东省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整体来看山东省农业生态效率有了显著提升,省域内达到了较高水平,但省内三大经济圈间及经济圈内部各地市有显著差异,发展不均衡;农村电力设施、农村水利设施、土地规模化水平对山东省整体农业生态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财政支农力度、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对山东省整体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此外各因素对山东省三大经济圈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从减租减息到“五四”指示:过渡阶段的减租清算斗争——以晋绥边区崞县为中心的考察

减租清算是中共土地政策实现由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转变的必由之路,主要内容是民众以“算账”方式从被清算者手中取得一定数量的生产生活资料。随着清算果实分配,晋绥边区崞县某些区村各阶层间的地权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呈现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趋势。诚然,中共在减租清算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因群众思想觉悟低下、封建敌对势力干扰及干部思想和工作作风不良而造成的诸多困境,但在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应对之下,崞县的减租清算斗争仍取得明显成效,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经济和政治双重翻身,极大刺激了其生产和参军热情。而中共组织队伍则在这种斗争中得到淬炼,为此后土改政策贯彻执行累积了宝贵经验。

现代职业教育背景下装备制造类在线课程的建设与实践——以《工业机器人编程技术》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为例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我国高职院校正积极投入装备制造类在线课程的建设,国家明确提倡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等相关课程的发展。以《工业机器人编程技术》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为例,探讨装备制造类在线课程的建设与实践。详细阐述课程设计过程、建设与应用管理、教学实施与成效,以及课程反馈与思考,构建在线课程的教学实施、反馈改进及课程更新的闭环流程。同时,对未来的课程建设方向进行展望,旨在为同类课程的建设与实践提供参考。

十七世纪中叶以来长三角地区耕地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自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康熙年间推行土地政策以来,长三角地区耕地变化速度显著加快,对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收集了长三角地区十七世纪以来的耕地数据,选择海拔、坡度、土壤与河流距离和人口密度等影响因子,利用SPSS软件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结合不同时期耕地分布影响因子权重,重建1661—2020年长三角地区耕地演变数据,基于此探索历史耕地的空间分异规律和时间演变过程,系统分析不同时期耕地变化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耕地数量呈现“M”型波动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北多南少”,其空间格局呈“西进北扩,纵深扩散”的演变态势。清朝时期,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耕地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农业政策和技术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成为耕地变化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与生态退耕项目的推进导致长三角地区耕地持续减少。历史时期长三角耕地格局持续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在地理变迁与耕地格局演变的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在宏观层面上影响耕地格局的形成与演变,始终是耕地格局演绎变迁的基底,也是区域人文景观的基础。人文地理环境则在微观层面深入且细致地改变耕地格局,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实践。长三角地区耕地的变化体现了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博弈,反映出“人地关系”理念的转变。区域发展规划应突显长三角的生态环境优势,打造区域一体化的生态景观廊道,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

汉代渔税征收问题考论——兼谈汉代都水官的变迁

渔税是政府针对水产品捕捞所征之税种,数额一般以捕捞量为准。除官府直营和“假于民”者外,其余湖池陂泽应都计征渔税。西汉时渔税由少府都水管理。两汉之际,渔税收入由皇室财政转入国家财政,少府都水撤销,其收渔税的职能并入郡国都水。东汉时期,都水直属郡国,兼具平水、收渔税职能。征池掾与江湖掾是负责渔税征收的基层税吏,两者的区别在于管理水域的不同,根据职事可以统称为“税官”,属于县吏而非郡吏。

从《中州百县水碑文献》看明清时期河南农田灌溉水渠的修建过程

以《中州百县水碑文献》所载明清时期河南地区29通民间水渠创修碑刻为中心,探讨民间水渠在创建与修护过程中涉及的丁夫招募、经费筹措、土地购置、口食供给、疏凿之方等必要条件,水渠的创修还需要满足时政稳定、物阜民丰和官员兴水、百姓盼水等重要条件。主政官员积极的态度对民间水渠的创修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县域视角下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旨在探究县域视角下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以期使更多绿色资源和政策倾斜到黄河流域农业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并科学有效地推进该地区农业绿色发展。基于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空间马尔科夫链、空间自相关等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动态演进及其空间效应,并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时间维度上,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在2011—2020年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空间维度上,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且各县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在驱动因素方面,经济因素对黄河流域全域农业绿色发展有较强驱动作用,社会因素对黄河流域中游和上游农业绿色发展有较强驱动作用。本文得出如下启示:1)推进农业绿色系统转型工程,切实推进“减排”和“增效”协同发展。2)构建高效有序的农业绿色发展分布格局,统筹解决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3)因地制宜,发挥经济、社会因素对农业绿色发展的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作用。

农业科研单位督查工作问题解析及优化策略

农业科研单位的督查工作是确保科研任务顺利完成的关键环节。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督查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分析当前农业科研单位督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重点督查事项、优化程序、创新督办平台、优化奖惩机制及强化督查队伍等一系列优化策略,以期提升督查效能。

伪劣茶叶与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衰落再认识——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

伪劣茶叶问题在中国古代长期延续,至近代时期随着中西茶贸易的发展而蔓延至欧洲,英国作为主要的茶叶消费国自然难以避免且英国人自身亦进行掺假制假,这在英国当时食品安全状况不佳的背景下实属常态,不过,随着英国针对食品掺假造假不断加大治理力度与在印度进行的种茶制茶事业日益发展,英国人开始大力渲染中国的伪劣茶叶问题,塑造了中国茶叶几乎等同于伪劣茶叶的话语,这对中国茶叶的出口衰落产生了重要影响。概而观之,英国进口的中国茶叶中存有伪劣产品既是客观存在,亦在特定背景下被有意识地利用为污名化手段,其背后是随着印度茶业的崛起英国人在本国市场中打压中国茶叶的隐蔽意图。

明洪武初年浙江黄册的起源与演变

据日本静嘉堂藏《汉书》《后汉书》纸背文书,洪武二、三年间,浙江行省处州、温州府已编排里甲,攒造“黄册”。其所编排里甲以一百户为里,其中十户里长,九十户甲首,分成十甲,每年一户里长带领九户甲首应役。五十户以下畸零户由同保百户里的里长带管,畸零户五十户以上则置立“小黄册”,自行编排里甲轮役。明初户帖是由民户保存的户籍副本,主要功能是核实户口;黄册由政府攒造并保存,主要功能是征发赋役,两者的内容并不直接对应。洪武十四年前,江南地区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百户里甲组织,黄册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洪武十三年,明政府在浙江黄册的基础上改良,翌年开始在全国攒造赋役黄册,增至一百一十户为里,遂为明代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