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庭外债务重组与法庭内重整的合理衔接

为了有效落实国家优化营商环境和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倡导构建法庭外债务重组与法庭内重整的衔接机制。基于域外发展趋势及联合国《破产法立法指南》等国际文件对困境企业拯救二元机制的规定,结合中国语境下法庭外债务重组和法庭内重整的实践情况,通过揭示法庭外债务重组无法避免的“钳制”问题和有限约束的“效力”问题,分析法庭外债务重组和法庭内重整相通规则与内在关系,明确了对二者之间进行合理衔接的背景、原因和基础。同时,对二者之间进行合理衔接还需要对衔接程序和衔接制度做出立法安排,主要包括预重整路径选择和法律地位的确定,以及衔接主体和衔接效力等制度的设计。构建法庭外债务重组与法庭内重整的合理衔接机制,不仅可以提高对困境企业拯救的司法效率,也为正在进行的中国破产法修订和完善提供参考。

新《企业破产法》的创新点分析

修订后的《企业破产法》具有多方面的创新点:担保债权优先于职工债权;国有企业破产不再享受“特殊照顾”;建立管理人制度;适用范围扩大;金融企业破产问题;依法追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严格规制破产不当行为;引入重整制度;跨国破产问题等。本文就《企业破产法》的主要创新点进行解读。

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困境与出路

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能否加速到期之争旷日持久。股东出资义务具备约定义务和法定义务双重属性是为加速到期之必然性,股东享有期限利益的非对价性和负外部性是为加速到期之合理性,出于债权人信息不对称和交易风险加大而保护债权人是为认缴制之现实需求。可见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有其正当性基础。主张原则上保护股东期限利益,例外时出资加速到期才是中国法的应然性选择。在肯定加速到期下,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界定加速到期的适用条件更为妥当。比较美国和日本出资规定,借鉴国外资本催缴制度,明确催缴主体、催缴程序和催缴责任。健全信息披露制度等配套措施,明确信息披露主体、形式和内容,是为非破产情形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