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自然资源的治理现代化研究

推进自然资源的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目标的必要路径。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国家制度和执行能力的现代化。为了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实现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管理,必须实现治理现代化。首先必须转变思想观念,转变治理理念;其次需要重构制度体系,全面完成自然资源系统机构改革,构建起自然资源各项工作科学规范、运转高效的制度体系。陕西在自然资源治理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和一定的经验,今后还需要从治理现代化与自然资源管理相统一的内在逻辑、把握好自然资源治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原则、重点处理好四对关系等三个维度持续深化陕西自然资源的治理现代化。

数字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数字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权重赋值分别测算了省级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并建立了数字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运用Dagum基尼系数法进行了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差异化分析。研究发现:样本期间内,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评价指数平均值总体均呈现上升趋势,但两者指数值均较低且各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差距;全国层面数字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耦合协调水平从濒临失调发展至勉强协调,但各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东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发展至初级协调阶段,东北及中西部地区发展至勉强协调阶段;数字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耦合协调度总体基尼系数、区域内基尼系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且4个区域耦合协调度的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最后提出了提高数字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及促进两者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地区产业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研究

在政府对双碳目标的宣传和推动下,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愈加广泛,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需求也随之增大。构建涵盖产业发展需求、电力能力、创新能力、产销能力、回收水平等方面的指标体系分析各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水平。计算各地区的产业发展耦合协调度,使用核密度图对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历程进行更直观的展示。对出现的地区差异进行分析,找出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从加强技术创新、产业链互通、强化政策引导、打造产业集群优势这4个方面提出一些应对策略,希望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业的综合发展提供参考。

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研究

本文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四个关键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赋权方法,对2017—2021年间我国31个省(区、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进行了测度,从全国和区域角度分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特征,并进一步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Kernal密度估计法等工具,探讨了四大区域及南北两大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结果显示,考察期内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持续提升,尽管空间分布上仍呈现“东高西低”的不均衡特征,但整体呈现出积极的追赶态势。各省份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空间集聚效应显著;从区域差异来看,各省份之间的发展相对差距缩小,但绝对差异仍有扩大之势。为进一步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建议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充分发挥先进省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更好发挥科技、资本和劳动等要素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产业融合与区域创新能力研究

产业间的协同发展改变了要素配置的空间结构,为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契机。文章基于30个省市自治区的投入产出表和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产业协同发展的两种模式即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融合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融合均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是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逆向冲击。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是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融合促进创新的作用机制之一。当考虑空间相关性后,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融合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二者互动对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也有所降低。通过门槛回归发现,只有当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过高时,产业协同集聚和产业融合的互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才会出现,而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低或适中时,这种抑制作用并不存在。

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分析——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

利用14个类别的制造业数据,测算2002—2021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考察制造业升级程度,并运用δ收敛、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探究制造业升级的收敛特征。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各省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皆有大幅提升;全国及四大区域存在δ收敛特征;东部和东北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特征,全国、中部与西部存在绝对β收敛特征。分阶段分析结果表明:2002—2004年,全国及四大区域仅西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2005—2012年,除东部地区外,全国及其他区域均存在绝对β收敛;2013—2021年,全国及四大区域皆呈现显著的绝对β收敛态势,且存在着显著的条件β收敛特征。据此,提出协调制造业区域内均衡发展新方式和实行省域差异化发展新战略等对策建议。

新能源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分析与应对

近期关于新能源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引发热议,文章研究发现当前新能源产业存在结构性产能过剩:一是受扩产增项、需求放缓以及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新能源汽车企业产能利用率分化明显;二是由于行业投融资机制不健全、电池技术水平参差以及“出海”受阻,动力电池行业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三是由于生产周期错配以及差异化行业壁垒的存在,动力电池上游原材料环节中的正、负极材料过剩明显。因此,亟须多措并举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集聚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愿景下制造业集聚成为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发展的关键。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测度制造业集聚水平,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制造业集聚、技术进步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会对碳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倒U型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制造业集聚能够通过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对碳生产率提高产生正向影响。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制造业集聚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异质性。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对碳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对碳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

中国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土地、经济多维度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水平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时间惯性”:①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都对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长期影响要大于短期影响,其中,人口城镇化是推动本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动力,人口城镇化对相邻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②分区域来看,人口城镇化会显著抑制东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但能够促进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增长,而东、中、西地区土地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东、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经济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③分阶段来看,两个阶段城镇化(人口、土地和经济)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长期影响均普遍高于短期影响,城镇化对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加深。

合肥市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及驱动研究

合肥作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双节点城市,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研究至关重要。文章基于Tapio-LMDI框架构建了碳排放脱钩模型,以分析技术、产业、资源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2006—2022年间合肥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以强脱钩为主,工业技术提升和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是碳脱钩的关键因素。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引擎,为制造业升级赋予先进技术与高新技术资源。系统分析了数字经济从串联价值链节点、推动价值跃升、优化空间布局等多方面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理,基于201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价值链攀升角度下制造业升级指数,运用基准回归及空间误差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及空间溢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较为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升级;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倾向同时存在于相邻地区间与非相邻地区间。因此,应该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引导制造业空间联动,关注数字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合理完善相关领域法律条款。

政府环境规制行为对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分析

文章采用EBM模型、Tobit模型,对全国各省份2011—2021年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行测度,并分析政府规制行为对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国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在研究期内普遍提升;政府规制行为对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绿色金融支持、政府科技支出和环境规制强度为正向影响,而土地资源配置和政府环保支持却产生负向影响;宏观支撑条件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交通基础水平对其有正向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和外资投资呈阻碍作用。提出应从集约高效与环境保护方面发掘政府环境规制效能,探索以存量用地内部挖潜来实现工业用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

农地确权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地确权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有积极意义,但农地确权的效果如何,以及是否改变了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还需要深入探究。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农地确权政策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利用PSM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中间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显著影响,确权后农户倾向于选择偏农业型的生计策略;路径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户农地流转,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劳动力资本、农业生产性投资,以及提高金融贷款可得性,促进农户倾向于选择偏农业型的生计策略。研究以农地确权政策为前提,为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提出参考,以期通过配套政策措施更好地引导农户进行农业化生产提供建议,促进新型农业建设。

事变:青山厂址之争和迅速迁址成都——从“156项重点工程”到“三线建设”时期的二汽厂址选择之四

1954年4月,二汽初步选定的武汉青山厂址让给武汉钢铁厂后,随即和武汉重型机床厂一起定址武昌答王庙,并开展建厂勘测、规划设计等工作。1955年初,为应对原子战争的威胁,我国“从准备突然事变出发”,武汉等工业布局比较集中的城市不再摆放新厂,并把新建工业尽量摆在我国深后方,二汽选址即从武汉迁到成都。

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

探究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演变趋势以及障碍因子,为推动中国工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参考。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包含绿色总量、绿色效率、绿色创新、绿色治理和绿色保障五大维度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灰色关联-TOPSIS模型测度其水平值,运用Dagum分解法、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等方法探究其时空格局及演变趋势,并利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诊断其关键障碍。结果表明:30个省份整体及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整体水平偏低;空间分异明显,表现出“东—中—西”递减格局;空间关联性增强,形成以环渤海湾和长江三角洲为主的“高高”集聚区和以东北、西南和西北为主的“低低”集聚区;总体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发展水平类型的空间转移与邻域水平关系密切,邻域水平越高,向上转移概率越大,但低等级区在短时间向上转移的概率较小;绿色创新、绿色保障和绿色总量是工业绿色发展的主要短板,其中规模效益、创新能力、创新潜力、治理强度和制度保障是关键障碍因子。最后针对研究发现,分别从补齐短板、缩小差距、突破障碍等方面因地制宜提出工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上海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碳达峰的路径和举措

以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应用需求为牵引,聚焦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生态等社会经济各领域重大技术瓶颈和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以科技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驱动形成经济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支撑整体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引领世界先进水平,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全面脱碳。

环境规制与新能源产业发展:演化逻辑及优化路径

新能源产业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抢占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战略制高点的关键领域,环境规制是新能源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能源产业发展经历了政策激励产业建设、政府扶持产业规模化发展和政策体系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但是,与现阶段对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环境规制仍存在绿色财政与税收制度不完善和绿色金融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因此,要进一步发挥绿色发展理念的引导作用,深化绿色财政与绿色税收制度改革、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以及强化政策协同效应,进而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区际产业转移、地理特征与承接地空气质量——基于中部六省地级市数据的研究

选取中国中部六省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探究了地理气候因素在产业转移影响空气污染时所发挥作用的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区际产业转移会加剧中部地区承接地的空气污染,同时会通过“产业转移→空气质量”的直接路径和“产业转移→规模效应→空气质量”的间接路径发挥作用;地理气候因素对产业转移的空气污染具有调节效应,且主要通过直接路径发挥调节作用;在间接路径中,海拔因素在产业转移通过规模效应影响承接地空气质量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本文政策含义如下:地方政府在进行产业发展规划时,需要充分考虑地理气候因素;同时,应尽量规避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引入和规模化放养,避免成为环境敏感性企业的“污染避难所”。

高新区建设与制造业技术创新——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的实证检验

本文考察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的区域异质性,进而判断高新区是否异化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异化为工业园区。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局效应而言,高新区的设立推动了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即高新区没有异化为工业园区。高新区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异质性,设立高新区的政策对东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该政策仅推动中部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质量,但是对于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而言,该政策并没有推动区域内的制造业技术创新,即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高新区异化为了工业园区。与中小型城市相比,高新区对中国大型城市的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作用较为显著。虽然总体而言高新区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水平,但是该政策仅促进了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基于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本文认为高新区通过集聚人力资本以及集聚生产性服务业等渠道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数量。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及其测度研究——以江苏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为例

基于产业链创新性、高效性、协同集聚性和自主可控性四个方面构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现代化评价的指标体系,并对2006—2020年期间江苏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进行测度。测度结果表明:江苏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的创新性、高效性和自主可控性呈现上升趋势;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的协同集聚性则呈现了先下降后上升的演变趋势,且产业间的溢出效应明显增大。基于此,文章从江苏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的创新性、高效性、协同集聚性和自主可控性四个方面提出增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