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诊断——以山西省为例

在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定量分析山西省11个地级市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关系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结果表明:(1)各地级市乡村旅游水平、农村人居环境水平的区域差距较大,且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2)晋中、临汾和运城为中度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领先型,晋城、长治和吕梁为中度耦合协调级同步型,太原和阳泉为中度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滞后型,忻州和大同为勉强耦合协调级同步型,朔州为初级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滞后型。(3)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机构是限制山西省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障碍因子,且7个维度的障碍分布状况差异较大,各地级市的关键障碍因子并不一致。(4)山西省今后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优化乡村旅游供给,并结合各区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状况,采取合理措施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基于地质和自然环境背景的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中国设立国家公园是在生物多样保护方面做出的重要举措。如何使国家公园高质量、稳步发展,其中重要的途径是充分发挥国家公园内的生态产品价值,服务社会,促进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的良性循环,因此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地质和自然背景的特征以及自然资源的构成,探讨自然资源与生态产品的密切关系。根据人工的干扰程度,本文把生态产品分为自然生态产品、半自然生态产品和人工生态产品。以陆地水资源为例,分析了影响生态产品价值的主要因素以及自然资源转换为不同的生态产品类型。依据生态产品的特性,提出了其价值实现的三级路径和方式,分析了具有不同地质和自然背景的国家公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差异。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功能、短板与优化路径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可行路径,乡村旅游在促进农业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要求,系统分析乡村旅游的潜在功能、发展短板和优化路径.研究认为:乡村旅游应在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保障农民主体地位、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进乡村民生福祉和推动乡村绿色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当前乡村旅游发展实践中仍然存在同质化问题严重、农民主体地位不突出、文化保护利用不充分、利益共享机制有待优化、生态环境保护面临挑战等短板问题.因此,未来亟需从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培育多元市场主体、弘扬特色乡土文化、保障村民合法权益、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等方面加以优化.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动态耦合协调演化——以张家界为例

以张家界市为研究案例地,廓清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相互关系及耦合机制,分别构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剪刀差模型,刻画了该区域2007—2019年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的动态演化过程及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在研究期内,张家界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由0.269增长至0.789,共同富裕综合指数的0.151增长至0.756,均呈波动上升态势;(2)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数由0.449增长至0.881,可划分为中度耦合协调、高度耦合协调协调和极度耦合协调3个阶段;(3)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系统的演化速率中期出现大幅下降,使二者的剪刀差曲线呈现拉平钩形的变化形态,二者演化速率差异逐步拉大。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例

探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及模式是国家公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构建了国家公园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分析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特征并划分类别,以神农架国家公园试点为例,探究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路径与机制,建立了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结果表明:(1)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由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系统构成,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整体。(2)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具有生物生产性、资源稀缺性、人类收益性、地域整体性、政策依赖性、利益平衡性等特征,识别与分类生态产品有助于复合生态系统的平稳运行与健康发展,进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3)国家公园生态产品总体分为公共性、准公共性和经营性三类,并由政府主导、社区主导、市场主导与多主体复合型路径组成的价值实现路径体系完成价值实现。(4)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由生态保护机制、经济发展机制、社区进步机制和协调保障机制四部分构成,服务于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和社区振兴三个目标。(5)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以生态保护为首要任务、旅游发展为实现路径、社区振兴为核心目标,构建神农架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共生模式,并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以协调处理神农架国家公园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内的矛盾,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最大化。综上所述,丰富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并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旅游发展-社区振兴”的共生模式以及国家公园生态产品实现的生态旅游模式,将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加全面与有效的路径与模式。

基于乡愁文化基因解码的乡村文旅融合路径研究

基于乡村居民视觉系统解析乡愁文化内涵,并探讨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路径,是留住乡愁、助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借鉴生物学基因遗传研究中的逆转录提取法,结合扎根理论提取出乡愁文化的八大基因,进一步运用共现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乡愁文化基因的层级结构。研究发现:(1)乡愁文化基因包括家庭牵绊、乡村生活、自然景观、建筑风貌、劳作场景、文化记忆、地方节庆、传统技艺;(2)乡愁文化基因按照其重要程度呈现四大层级结构,结合功能属性将八大乡愁文化基因划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变异基因;(3)基于乡愁文化基因及其层次结构特征,最终提出四大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主体基因决定旅游发展主题、附着基因指导旅游景观设计、混合基因融入旅游文化空间建设、变异基因指导文创产品开发。

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差异及影响机理——基于长三角核心-边缘区比较实证

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利用集对分析法、向量自回归、系统动力学仿真等多元集成方法,对比分析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机理和路径差异。研究发现:①旅游业能够推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一体化均衡发展,恢复力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②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系统内部复杂交互、协同有序发展。社会、经济和生态子系统互为非线性动态因果关系,在此非线性复杂自组织力作用下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良好发展趋势。③通过复杂系统多情景模拟,核心区乡村旅游地发展路径以协调发展型或生态保护型为主,边缘区以旅游优先型为主。④驱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演化的要素系统具有差异性。在系统层面,生态系统对核心区影响程度最高,社会系统对边缘区的影响程度最高;在因素层面,生态因素是影响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共同要素,核心区能够通过生态修复提升生态韧性,边缘区能够利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而均能显著提升乡村旅游地恢复力。

大运河沿线省市文旅商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基于耦合协调、时空演进与发展路径分析

推动大运河沿线省市文旅商产业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是有效衔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通过构建文旅商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大运河沿线省市2012-2020年文旅商产业耦合协调度,分析空间演化特征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大运河沿线省市文旅商融合水平整体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文旅商融合水平不同,且具有空间集聚性;在政策保障基础上及文旅商相关因素影响下,文旅商产业通过交叉、渗透和重组,从而实现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文旅商产业综合体。因此,应采取差异化文旅商融合发展策略,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基础,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推动大运河沿线省市形成全域统筹、区域协同的文旅商融合发展格局,实现大运河沿线省市经济社会文化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入境旅游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文章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入境旅游效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正向影响入境旅游效率,但具有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的提升效果更明显。数字经济通过入境旅游韧性来影响入境旅游效率,但存在遮掩效应。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度会影响数字经济与入境旅游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当人力资本水平达到门槛值时,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入境旅游效率;当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达到门槛值时,数字经济更能提升入境旅游效率;当旅游产业集聚度达到门槛值时,数字经济对入境旅游效率的影响减弱。

中国旅游电商政策的演进与发展趋势

以186份中国旅游电商相关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综合使用政策计量、数据分析和人工判读等方法,全面梳理了中国旅游电商领域政策发展历程及演变特征,为今后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旅游电商经济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结果发现:中国旅游电商政策演进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2001—2008年萌芽期、2009—2014年起步期、2015—2019年上升期、2020年至今成长期;旅游电商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在线旅游企业和平台监管、扶贫语境下乡村旅游电商发展、智慧旅游和电商促产业发展等三大类,整体呈现出发文主体多方参与但合力不足、发文主题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等特征。未来需要在电商行业市场秩序监管、数字文旅产业创新、业态融合力促部门深化合作、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支持等方面增加政策关注。

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与路径探索

数字经济时代,红色旅游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焕发出了新的生机。通过研究数字技术对于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机理,提出了数字技术具备提升旅游企业生产运营效率、创新景区产品供给模式、满足游客消费需求升级和提高政府行政监管效能等效能的观点。进一步分析当前红色旅游发展与数字技术结合仍面临着产品单一、营销不足、数字鸿沟、管理不完善、人才供给不足等现实挑战,并针对上述困境,从丰富旅游数字化产品、创新数字化营销宣传、缩小数字化发展鸿沟、完善信息数字化监管、夯实旅游数字化人才队伍等方面对数字技术如何实现精准高效赋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探索。

文旅融合下乡村红色文化旅游发展路径探究

红色基因能赋予乡村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以新内涵,通过大力挖掘及深度开发红色资源,使之有机植入并与文化旅游发展相融合,俨然已经成为新时期推动乡村地区文化旅游市场增长的新动能。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归纳乡村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提出优化乡村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的路径。研究表明,文旅融合下的乡村红色文化旅游发展应以全域旅游理念推进深度开发、充分依托新技术加强营销推广、多措并举加快专业人才培养,从而推动乡村地区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终为乡村地区创造更多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民俗文化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乡村振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现实基础,民俗文化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具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独特优势,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分析民俗文化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挑战,提出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构建民俗文化景观、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等实践进路,有助于促进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的全面振兴。

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错位及影响因素

以湖南雪峰山地区为研究区,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标准差椭圆和空间错位指数分析其空间分布错位,采用GIS分析和定性分析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上表现“小聚集、大分散”特征,重合度较低,具有较强的独立性。(2)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空间分布错位特征,县区间存在较强的空间错位度。(3)雪峰山地区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错位特征受到地形地势、城市辐射、社会经济、人口因素及政府政策因素的影响。研究成果为区域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调保护提供理论指导,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

西藏旅游业碳排放测算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旅游业碳排放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对旅游业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西藏旅游业为研究对象,采用“自下而上法”从旅游交通、旅游住宿和旅游活动三方面测算了2010-2020年碳排放量,分析了碳排放变化和各自的内部结构;其次基于Kaya恒等式分别对三大部门的碳排放因素进行拆分变形,构建了游客规模、游客周转量、客房数等详细指标,并利用LMDI分解法分析各因素的影响力大小;最后总结了西藏旅游业碳排放变化情况,分析主要因素对碳排放的推动或抑制作用,并为西藏旅游业绿色低碳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与意象表达——基于11个村落的调研

基于对东秦岭地区11个传统村落的实地考察,研究了该地区传统村落的形成与演化、景观基因及其意象表达,讨论了传统村落所蕴含的古人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以及传统村落对乡村振兴与乡村现代化的意义。得到:东秦岭传统村落有世居型和移居型两类,以移居型为主,移居型传统村落按成因不同可分为避乱型、军转型、明志型、生产型4种。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演化受外族群迁入、匪寇侵扰、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影响,至今仍在发展演化中。东秦岭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包括自然景观基因和人文景观基因,其在宏观上依赖自然,在微观上改造自然,呈现因山就势、依水而建、四面围合、家族维系的特征。对应于中国传统村落的基本意象,其中的山水意象和生态意象本质上是古人自然观、生态观的反映,宗族意象和趋吉意象本质上是古人对生存与发展问题思考的反映,而东秦岭传统村落的基本意象为“崇文向善一围落,掩映青山绿水间”。

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基于链式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返乡农民工旅游创业为乡村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使得乡村活力不断增强,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贡献和价值.该研究通过对321位返乡旅游创业农民工进行的调查问卷,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和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对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动机如何影响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乡村旅游创业幸福感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创业动机能够显著提升创业幸福感;创业环境和创业自我效能感是创业动机提升创业幸福感的中介变量,二者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返乡农民工的乡村旅游生存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是完全中介效应,社会性创业动机对创业幸福感是部分中介效应,社会性创业动机比生存性创业动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幸福感更高.

“互联网+”背景下贵州非遗文创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长河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凝聚而成的文化精粹,非遗文化的艺术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以及商业价值等都将在文创设计时焕发新机,而形成产业将会激发出最大的发展潜能。目前,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贵州非遗的保护、传承以及发展迎来了新契机,而非遗文创产业是对其传承与保护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本文在“互联网+”背景下分析贵州非遗基本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为贵州非遗文创产业提出发展路径建议,以期促进贵州非遗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助力贵州经济发展。

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的生成机制研究——以德夯苗寨为例

在旅游研究的“表演转向”思潮下,客观审视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的生成逻辑,可为深化表演性理论和优化民族村寨旅游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文章从表演性理论视角切入,以湘西德夯苗寨为考察样本,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划分受访者文本内容,探析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特征的生成机制。结果显示:(1)舞台设置、角色互动、独自表演和感知距离4项主范畴,共同组成了民族村寨旅游者表演行为生成的核心要素,文章据此构建了旅游者表演行为特征分析框架。(2)旅游者是具有能动性的表演者,其表演行为既包含角色协商和运作一致的角色互动特征,也包括反叛与服从的独自表演特征。(3)感知距离分为心理距离、认知距离,以及个体远离与超越,三者揭示出旅游者表演行为特征生成的深层次因素,影响着旅游者在民族村寨剧场舞台的具身性和认同感建构。最后,文章从增强旅游者游憩体验、加快非遗活化实践、优化民族村寨开发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启示。

权力视角下民族节庆空间重构过程研究:以侗族喊天节为例

以民族节庆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章以侗族喊天节为研究对象,基于权力视角构建了民族旅游节庆空间建构的理论框架,并通过长时序田野调查全面刻画节庆旅游化过程中节庆空间重构的过程及特征。研究发现,在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诉求和文旅深度融合的趋势下,侗寨喊天节经历了复杂的人-人互动、人-地互动的动态发展过程。具体而言:(1)节庆空间是节庆权力主体互动关系造就的空间,节庆空间重构的本质是人-人、人-空间在权力场域下对互动秩序不断调适和重构的过程;(2)节庆主体之间通过权力合作→权力支配→权力共有与激励等权力流动方式,形成了传统的单核权力结构→制度与传统互构的双核权力结构→单核多主体权力结构,重构着节庆内容和节庆空间的秩序;(3)以喊天节为代表的民族节庆由此呈现出“封闭神圣的仪式空间→舞台化的展演空间→复合的旅游空间”的空间表征变迁特征,以及由集聚到拓展再到蔓延的空间结构变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