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数字技术发展使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向数字化重构并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K-T数理模型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数字中间品投入、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国际分工地位的相互关系,构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与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分析机制。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数字化通过全要素生产率、贸易成本、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这4个渠道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强;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知识产权保护较好且研发投入较多地区的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效应较显著。因此,建议从加大国内数字技术研发力度、采用差异化战略引导及加强数字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激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分工活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RCEP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为各国提供新的历史机遇,RCEP贸易伙伴国出台各项举措加快发展本国数字经济。RCEP其他成员国作为中国重要贸易伙伴,其数字经济发展无疑会对中国出口产生影响。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和RCEP贸易伙伴国相关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RCEP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RCEP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及影响渠道。研究发现:RCEP贸易伙伴国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中国对其出口,双边贸易成本和出口产品多样化水平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利用WIOTs结合中国制造业行业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制造业数字化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可以促进贸易竞争力的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每提升1%,就会拉动贸易竞争力提升0.478%。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竞争力但抑制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贸易竞争力;国内数字化投入对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但国外数字化投入对其并无显著影响。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制造业数字化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来提升其贸易竞争力。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我国要提升制造业行业数字化水平、加大国内数字化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以及加强高素质劳动力培养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目前,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仍然面临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农业数字化转型困难、数字化人才供给不足和数字经济法治建设仍需加强的问题。为此,要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加快农村数字人才培养引进、健全数字经济法治保障。

中美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比分析

在经济服务化与服务数字化趋势下,数字服务贸易逐渐成为贸易增长的新引擎。根据UNCTAD数据库2012—2021年的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分别从整体和细分行业层面对中美两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进行测算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美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总体竞争力水平远高于中国,并在个人文娱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数字服务贸易整体发展较快,其中ICT服务出口竞争力与美国相当。进而为全面提升我国数字服务出口竞争力,分别从数字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数字服务科研投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服务贸易国际规则谈判与制定等方面提出建议。

贸易伙伴国跨境电商发展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选取2013-2021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6个贸易伙伴国的进出口数据,利用熵值法测算了贸易伙伴国的跨境电商发展水平,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伙伴国跨境电商发展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贸易伙伴国的跨境电商发展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贸易伙伴国跨境电商发展水平越高,我国对其的出口额、进口额以及进出口总额越大。为了进一步分析贸易伙伴国跨境电商发展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路径,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展开了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跨境电商发展能够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进而推动中国进出口贸易增长。本文研究丰富了电商发展理论,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整合资源,加强经济贸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基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从结构效益水平、创新发展水平、可持续发展水平、新业态发展水平、综合服务水平和规模地位水平六个维度构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2014—2020年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和各维度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升。各维度指标对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不同:结构效益水平的贡献度最大,规模地位水平和综合服务水平的贡献度次之;各维度指标在不同年份对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也不相同,综合服务水平和创新发展水平贡献度上升较大,结构效益水平和新业态发展水平的贡献度在波动中有所上升,而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规模地位水平的贡献度下降。对外投资的扩大、综合服务水平的提升、贸易结构的优化和科技创新的发展是目前促进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力量;而贸易效益、贸易均衡和跨境电子商务对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还较小。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我国拥有较好的数字技术优势,平台经济生态丰富,促进了传统贸易的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贸易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但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通过就我国数字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希望以此推动我国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跨境贸易体系构建研究

近年来,跨境贸易规模的日渐加大,在具体运作中贸易主体间信任缺失、数据孤岛、运作低效、业务链中心化集权等问题也一并凸显。而区块链凭借自身所拥有高度透明、多方自治、防篡改等技术优势与其形成了很好的匹配,正好契合了跨境贸易产业转型需求。为了充分发挥该技术推动作用,首先对区块链的发展及其在跨境领域的应用进行追溯,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跨境贸易运作结构网络进行分析,找出其运作存在的共性问题。并基于区块技术特性提出匹配性的解决方案,据此构建“区块链+跨境贸易”运作模式,并在此整体框架下,设计跨境数据标准体系、跨境信息安全体系以及跨境贸易体系API接口设计。

中欧班列开通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分析——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评估

本文以中国2010-2021年30个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多期DID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对其异质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对农产品的进口和出口规模均产生了积极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揭示,中欧班列开通对中西部地区农产品出口规模的增加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东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同时,中欧班列开通对西部地区农产品进口额也表现出积极的影响,然而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产品进口规模影响不明显。

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国际化特征、影响机制与提升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面向“一带一路”开展国际化合作,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通过科学阐释企业国际化演化理论特征,并结合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国际化总体状况,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国际化的主要机制效应。面对新形势,中国企业亟须优化国际化空间布局,创新国际化经营模式,实施出口、投资、技术和服务输出均衡型国际化战略,培育一批在“一带一路”沿线核心竞争能力突出的全球性品牌企业。

内需规模、内需结构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在厘清内需规模和内需结构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2011—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出口数据,实证检验内需规模和内需结构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主要结论是:(1)国内庞大的内需规模和日益升级的内需结构均有利于促进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这种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既出口也内销的企业以及出口至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2)内需结构升级能够强化内需规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3)内需规模通过驱动技术创新、促进高级要素集聚促进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内需结构则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4)较高的国内市场化水平有利于释放内需规模和内需结构的市场竞争效应,较高的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则有利于发挥内需结构的高级要素集聚效应,进而促进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黑龙江与俄远东地区对外经贸合作现状分析

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经贸合作有着天然的区位优势,目前两地的对外经贸合作现状呈现经贸合作依赖于中俄两国政府推动、主要以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为主、双方投资合作进程缓慢等特点;可以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加强俄语经贸人才的培养等措施,以进一步加强两地经贸的合作。

制度型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例

选取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检验自贸区建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区建设能够有效改善企业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情况,进而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高;机制检验发现,自贸区建设可以通过创新水平提升效应、税收优惠提高效应、融资环境改善效应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异质性检验发现,自贸区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非资本密集型行业、低层级城市企业的投资效率。基于此,进一步深化制度型对外开放,加强制度型开放政策之间的联动性,因地制宜加强自贸区建设、制定区内政策,对促进企业投资效率提高有重要作用。

推进“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路径

多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为重要支撑,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互联互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而规则标准“软联通”是促进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加强“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不仅可以降低国际经贸合作的交易成本,有效解决因国家之间规则碎片化而导致的投资风险,还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实现合作共赢,不断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文章以航运物流、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自贸区建设三个领域的发展现状为例,重点探讨了推进“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具体路径。

数字贸易双创人才融合培养路径研究

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数字贸易作为一种快速发展的新业态,如何融合培养数字贸易和双创人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首先分析数字贸易双创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总结目前数字贸易双创人才培养的困境,最后基于专创融合、学创融合、教创融合和产教融合提出数字贸易双创人才融合培养的路径。

RCEP背景下中国内地对台湾地区贸易壁垒调查的潜在经济冲击研究

长期以来,台湾地区对中国内地产品采取歧视性进口限制,2023年4月12日,商务部就此启动贸易壁垒调查。基于两岸双边贸易依赖程度,筛选出低—中—高三个强度的中国内地对台贸易反制产品组合,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设定10个不同的情景,分三步模拟中国内地对台贸易壁垒反制、RCEP效应叠加以及中国台湾当局可能的应对措施等多个情景对两岸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果蔬产品、水产品、饮料及酒、加工食品、纺织品和钢铁产品可作为中国内地对台贸易反制的可行产品组合;(2)中国内地若采取进口限制的反制措施,将对台湾地区纺织品带来深重打击,就业将下降23.6%;农产品出口贸易亦将受到巨大冲击,水产品和果蔬产品的出口额将分别下降31.4%和47.3%,且绿营县市受到的冲击更大;(3)RCEP的生效将放大反制措施对中国内地的积极影响,消解反制措施对中国内地的负向冲击,台湾地区反之;(4)在对贸易壁垒调查的应对措施上,不论对于中国内地还是台湾地区而言,台湾地区取消对中国内地的进口限制均优于加入CPTPP。因此,两岸贸易互动应逐渐走向规范,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努力寻求加入RCEP是台湾地区应对贸易壁垒调查的有效途径,同时台湾地区应充分依托福建新路,积极推进两岸高质量融合。

中国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对外价值链关联

在理论阐释服务贸易开放影响中外双边价值链关联紧密度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检验了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中外价值链关联紧密度的提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服务贸易开放主要通过贸易成本削减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影响双边价值链关联。异质性分析表明,服务贸易开放引致的价值链关联效应在低技术制造业行业、发展中国家中更为显著,并且表现出较强的“地理邻近性”特征,即与亚洲国家间的价值链关联效应更为突出。拓展分析发现,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在服务贸易开放对中外双边价值链关联的促进效应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意味着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我国制造业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国际产业链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汇率波动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使用2007—2016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和海关出口数据,考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波动的加剧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类转型,而对“底层技术架构”类转型没有显著影响,并且该影响效应在杠杆率高的企业、出口强度大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大的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和经营风险水平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倒逼企业选择相适应的转型策略,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服务市场开放影响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双向开放”视角的新解读

本文基于服务市场“双向开放”的视角,系统剖析“本国对外开放”和“外部对华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在遗漏“外部对华开放”变量的情形下,“本国对外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促进作用被高估;(2)“本国对外开放”和“外部对华开放”均显著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且“本国对外开放”的促进作用更大;(3)“本国对外开放”和“外部对华开放”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4)“本国对外开放”和“外部对华开放”均通过服务市场技术溢出效应、服务市场竞争效应、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成本等渠道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5)“本国对外开放”和“外部对华开放”在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过程中呈现替代关系,且中美之间的替代关系强于其他经济体。这意味着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华开放持续收紧和逐步封锁的背景下,中国可凭借积极主动的“本国对外开放”继续驱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