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企业创新的“质”与“量”——基于产业链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2000~2014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基于产业链视角验证了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并且产业链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效果:企业会因其所处产业链位置表现出创新“量”与“质”的差异。人民币升值对上游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创新数量的影响并不明显。机制分析发现: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进口中间品增加会在产业链中形成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行业内竞争效应,均对企业创新模式产生重要影响;上游企业在全产业链中表现出“质量引领效应”。本研究为企业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利用行业生产网络效应提高自身创新提供建设性方向。

应用型高校设计基础课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学科改革的兴起,对应用型高校的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围绕应用型高校育人目标和设计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基于行业职业标准、课程与毕业基本要求,确立“造型语言—形状”课程目标,提出应用型高校设计类基础课课程思政应打破课程藩篱、重构教学内容;基于成果导向、变革教学方式;覆盖学习过程、转换评价方式;课内课外联动、优化教学资源等路径和举措,实现在有限时间内专业知识教学与思政教育的同向同行。

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

随着科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数字贸易作为新型贸易模式,引领着贸易发展的方向。通过考察数字技术方式交付的数字服务贸易,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综合评价指标,利用2014—2018年OECD成员国和金砖国家为样本,比较分析40个样本国家综合因子得分和排名。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在数字服务贸易格局中竞争力较强,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出口竞争力较弱,处于不利位置;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十分迅速,但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支持环境等方面处于劣势,进而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靴襻渗流模型的国际信息通信产业贸易前景分析

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是国际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交互贯通的国际ICT产业贸易网络能够客观反映出ICT产业贸易的时空分异格局。本文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测国际ICT产业贸易网络的基础拓扑特征及中心性特征,同时运用靴襻渗流模型讨论ICT产业贸易的危机传播过程。研究发现,国际ICT产业整体贸易强度有所扩大,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集中化趋势,但贸易联系的整体活跃度、贸易范围和网络传输效率都明显降低;主要ICT产业贸易国(地区)整体的危机传染力高于以往,防控核心贸易国(地区)的点危机与预防核心板块的区域性联动危机相结合将是阻止危机全球蔓延的有效举措。

高管团队海外经历与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

进口是连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纽带,对确保我国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的合并样本,研究了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对企业进口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团队海外经历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进口概率并扩大进口规模,信息机制和创新机制是重要渠道。(2)高管团队海外经历通过推动国内更多的企业从事进口、促进持续进口企业进口新产品、推动企业调整进口产品组合或进口市场组合等进口扩展边际发挥作用,对企业进口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3)供应链冲击强化了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对企业进口行为的促进作用。(4)与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的高管团队相比,具有外籍高管成员的高管团队显著扩大了企业的进口规模,具有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团队显著提高了企业进口概率并扩大进口规模,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对企业资本品进口、战略性行业企业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中国吸引国际人才以及确保进口安全提供了政策指导。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能否有效推动碳减排?

数字服务贸易是数字化技术应用下贸易发展的新模式,或将成为碳减排的重要抓手。为此,本文基于2014—2021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我国各省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能够有效降低各省的碳排放水平,并通过数字化产品替代效应和数字化政策倾向效应两条中介渠道实现。数字化产品替代程度越高、数字化政策的地区倾向效应越明显,数字服务贸易的开放对碳减排的推动作用就越强,且数字技术通过中介变量降低碳排放的作用效果也会增强。区分不同地区数字服务贸易对碳减排的影响发现,我国东中部地区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碳减排的作用效果高于西部地区。

SPS监管差异对中国果蔬类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视角

利用2022年中国对157个国家(地区)出口50种果蔬类农产品贸易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基于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Ls)视角,实证分析SPS监管差异对中国果蔬类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SPS监管差异抑制中国果蔬类农产品出口的二元边际,即贸易成本效应大于竞争优势效应,贸易成本效应抑制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而竞争优势效应仅促进集约边际;SPS监管差异对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以及对蔬菜农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更大;杀菌剂监管差异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具有抑制作用,而杀虫剂监管差异仅抑制集约边际。据此,提出对标国际高标准SPS措施、帮助中小型企业克服技术难关、宣传食品安全理念等政策建议。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变动的考量——基于科技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分工的深化,科技金融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变动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本文基于42个国家的双边数字服务贸易数据构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推导和验证了科技金融对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能显著提升国家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并存在国家异质性,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此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基于此,政府有必要深度融合科技金融与数字服务贸易,推进数字服务业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合理调控数字服务进出口依存度和外资进入度。

工业品出口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134个国家2001—2020年的面板数据,基于超效率SBM模型进行了碳排放效率测算与国际比较,结果表明碳排放效率随工业品出口贸易强度加大而降低。劳动密集型工业品出口贸易对碳排放效率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资源密集型工业品,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工业品的影响较小。收入相对较低的非OECD国家工业品出口对碳排放效率的负向冲击程度比OECD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能缓解工业品出口对碳排放效率的负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应通过优化工业品出口结构等途径改变当前碳排放效率落后的不利局面,欧美发达国家则应减少将大量高能耗工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短视行为。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随着数字技术与贸易的深度融合,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对47个国家2014—2021年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实证分析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实行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会抑制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从对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来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第一产业没有显著影响,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负面影响,并且对第三产业影响更大。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能够通过增加贸易成本、抑制技术扩散以及阻碍中间品交易畅通等渠道,降低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为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新的可能路径,并拓展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边界。

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出口贸易的生存分析

在外贸出现困局的当下,企业需要通过高质量的配套服务以实现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关注制造企业服务化问题的文献并不缺乏,但现有研究很少针对服务化与企业出口存续关系做出研判,以我国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做出相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估计结果表明,以收入占比衡量的产出服务化和以人员结构占比衡量的投入服务化都会对企业的出口延续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同时指出,服务化可以通过增加产品的差异性并增强企业创新的能力来延续企业的出口外贸活动。相较于加工贸易,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其出口活动会随着服务化程度的加深而得到更有力的维系,且本土企业可以更有效的利用服务化来延续自己的出口外贸活动。研究揭示了我国出口贸易和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深层次的发掘,探析到诸多潜在的规律特点。

RTAs框架下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2021年全球50个代表性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贸易创造效应。结果表明:缔约国之间签订的RTAs中,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承诺水平越高,双边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显著;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细分为数据流动规则、数据本地化规则和数据保护规则后发现,数据本地化条款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其他部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金融服务的贸易促进作用更强;缔约国整体的经济自由度水平越高,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对数字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越小;缔约国之间的数据监管环境差距越大,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越能促进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跨境数据流动规则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缩短制度距离和扩大出口国的双向FDI规模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研究结论证实了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为我国有效制定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政策、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新粮食安全观下我国大米进口贸易发展的特征、问题与建议

2001-2022年,我国大米进口贸易总体保持增长态势,已跃居世界大米进口榜首,产品结构以碎米为主,来源地区主要集中在南亚和东南亚,进口均价呈先升后降态势。近年来,我国大米进口贸易发展中存在着增势过猛,粮食安全风险上升;来源地数量不足,市场集中度较高;进口优势不显著,均价相对偏高;进口门槛偏低,保护程度有限等问题。新形势下,全面贯彻新粮食安全观,强化战略思维,提升自给能力;拓展进口来源,优化市场结构;完善进口管理政策,提升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性;完善大米储备机制,增强抵御国际风险能力,实现我国大米进口贸易可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竞争力及市场国别分析

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以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低碳新能源绿色产业,太阳能电池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本文分析了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的市场国别情况,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IMS)、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及贸易竞争力指数(TC)研究了中国太阳能电池的出口竞争力。结果表明:近十年来,中国太阳能电池的国际竞争力一直位居世界第一,出口市场日益多元化发展,荷兰、日本、巴西和印度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目前面临产能过剩、贸易摩擦事件频发等挑战,为此,中国企业应利用产能扩张带来的价格优势,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和巩固传统市场,并加强技术创新与保护。

数字金融对企业出口的效益研究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金融业的常态发展路径,并对经济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外贸易。数字金融对出口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口企业对数字金融的利用情况。通过分析数字贸易的发展历程以及企业对数字金融的利用情况,探讨数字贸易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投资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后续影响,发现数字金融是以减少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出口,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发现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意义,使数字金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工具。

基于VAR模型的专业市场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研究

专业市场如何应对电子商务冲击,是近二十年来各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跨境电商和市场采购两种新业态新模式已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专业市场与跨境电商的关系从冲击应对走向融合发展。浙江省义乌市是专业市场和跨境电商的改革前沿阵地。利用义乌市2008—202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专业市场与跨境电商的融合发展关系。结果表明:专业市场生态体系有利于跨境电商“嵌入式”发展,专业市场的持续改革有效应对了跨境电商冲击,但两者融合发展仍缺乏互动效应和长效机制。为进一步促进两者融合发展,应搭建专业市场跨境电商平台、叠加商流和信息流带动产业转型升级、融通跨境电商进口贸易供应链和配套政策。

基于复杂网络的国际高技术产业贸易研究

论文通过构造2015-2020年涉及全球206个国家及地区间的双边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分析了包含电子通信产品、集成制造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高新材料技术等在内的国际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的基础拓扑特征及中心性特征。研究发现,全球高技术产业贸易网络的覆盖范围和各国平均双边贸易体量在近年有明显增大趋势,但贸易壁垒带来的内部冲击和新冠疫情带来的产业外部冲击使得2020年呈现出明显的贸易分散化趋势,贸易联系活跃度和贸易网络传输效率急剧下降。我国应加大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力度,注重对外维护与核心贸易国的技术贸易联系,拓宽贸易伙伴范围,并强调创新要素的完备性,确保本国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以更好地适应全球产业链的变化。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外向型企业内销影响研究

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利用2010—2020年中国制造业外向型上市企业数据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向型企业内销的影响作用及其机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外向型企业内销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增加融资约束和提高市场交易成本显著促进企业内销规模扩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于低生产率、小规模及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内销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应当密切关注国内外市场的变化情况,加强对外向型企业国内市场开拓的政策支持和引导,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励企业创新,同时加大银行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制度水平等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融资和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外向型企业应加强国内市场的开发力度,当外部不确定上升时合理制定国内外销售决策以更好地规避风险,同时增加创新投入提升自身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出口升级以抵御外部风险。

进出口大宗货物“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监管机制与风险防控

为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决策部署,张家港海关基于风险控制理念优化进出口货物“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监管模式,积极探索开展扩大进出口货物“船边直提”“抵港直装”试点工作,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研究表明建立“船边直提”“抵港直装”风险控制体系不仅能够提高进出口货物通关效率,同时能够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该研究为符合条件的港口推行“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监管模式风险防控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