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中国对荷兰的瓷器输出

在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史上,瓷器令人瞩目。中国与荷兰在17-18世纪瓷器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17世纪初,中国保持严格的对外政策,荷兰始终未能突破贸易关系,但在利润的驱使下,荷印公司以贸易和武力为手段,开启了瓷器生意。荷兰先后占据巴达维亚、中国台湾为贸易据点,热衷于瓷器搜集。明清鼎格之际,贸易流中断,中国台湾瓷器库存短暂供给了欧洲市场,此后日瓷充斥。中国瓷器的短暂消失并非商品竞争力不足,因此国内形势稳定后,中荷瓷器贸易开始恢复。清政府对外政策松弛后,中荷直接贸易开始,瓷器输出增加。通过分析瓷器贸易规模、结构、价格及利润,发现中国瓷器畅销欧洲市场存在必然性:瓷器的精美、便捷、耐用等优秀属性,赋予了商品强大的竞争力,使其在与陶器、玻璃、木质器皿的竞争中优势凸显。中国在输出瓷器过程中,逐渐吸收经由荷印公司传导的欧洲需求,生产出品种繁多、符合西方审美及习惯的外销瓷器。同时,茶叶、咖啡、巧克力等新型饮品的风靡,引发了作为消费互补品和高价值压舱品瓷器的需求增加。早期瓷器是由上层社会收藏、装饰的奢侈品,自泛滥后,变为大众阶层的日用品,反映为贸易量的爆发性增长以及日益亲民的价格。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完成扩张后,衰落的端倪开始显现。由于瓷器的价格下降,荷兰贸易瓷器的利润率也在下滑,加之英国、瑞典、法国、丹麦等国家与荷兰在瓷器贸易上展开激烈的竞争,荷印公司降低了瓷器在商品经营中的地位。此后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荷印公司的瓷器贸易骤减。与此同时,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地位受到挑战。长期以来欧洲都在探索瓷器生产,18世纪德国终于成为首个发现高岭土的国家,在科学试验和科技革命的潮流下,欧洲不仅掌握了制造瓷器的原料及技术,还逐渐建立工厂流水线以及使用机器化设备生产。技术的改进,使欧洲本土瓷器质量日渐精细,外观、功能设计又比中国瓷器更加符合欧洲需要,加之在运输时间、运输成本、降低破损率上更具优势,中国瓷器逐渐失去竞争力,淡出欧洲市场。

近代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事业述论(1840-1949)

作为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近代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纷乱到规整的曲折发展历程。其中,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我国既没有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国家主权,也没有全国统一的商检事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取得了一系列制度建设成果,初步起到了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生产水平提高等作用。但近代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受掣于先天不足、后发劣势等因素,一直未能形成稳定的大发展局面,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反思。

明清海禁时期朝鲜华商贸易形态的历史嬗变

明清海禁时期,朝鲜华商的商贸活动随着历史的演进出现了一些形态上的变化。首先是在海禁严厉时期,正常的朝鲜华商贸易形态较宋元时期极大地萎缩,出现了特殊的商贸活动和商人形态,如依托官方贸易的官宦商人、开展走私贸易的非法商人等。其次是特殊的朝鲜华商贸易形态产生了反噬作用,促使明朝间断开放民间贸易、清朝完全开放边市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中朝之间正常的华商贸易形态。总的来说,朝鲜华商贸易形态的嬗变,与明清王朝的对外贸易政策密切相关。

元代海外贸易政策与元青花瓷器贸易研究

元代青花瓷器在我国南海西沙群岛海域打捞出水,证明了其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为我们研究元代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提供了第一手实体物证,而且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对外海洋贸易史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对这批出水元青花瓷器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发现元代对外海洋贸易政策在我国经济史中有着特殊地位,尤其是元朝政府在对外海洋贸易发展中体现出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模式,与我国当下的对外发展政策理念有着一定的契合之处,可以从中汲取对外海洋贸易交往中的有益经验,更好地指引我国未来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洋文化的传播。

思茅关贸易研究

思茅关于1897年为法国强迫清政府设立,并侵夺其人事行政权,无端欺压商民,对云南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本关主要进出口棉花、茶叶等商品,后因交通、政局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得不关闭。思茅关的历史也是近代海关历程的真实写照。

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瓷器贸易

瓷器是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的载体,近代早期的欧洲正是通过对瓷器的认识建构了中国文化。中国瓷器的外销由葡萄牙拉开帷幕,但真正使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市场的是17世纪崛起的荷兰。在中荷瓷器贸易的初期,瓷器作为奢侈品成为王公贵族使用和收藏的对象,随着中荷瓷器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瓷器从上流社会追求的奢侈品成为欧洲普通民众不可或缺的餐饮具。该文选取明末清初的17—18世纪作为时间节点,探讨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华瓷器贸易的背景、经过及对欧洲产生的重要影响,旨在探究历史事实,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浅析广西浦北县古钱币的文化特性与贸易功能

古钱币作为古代文明的瑰宝,见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广西浦北县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独特的历史文化。古钱币在浦北县的历史长河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章旨在探讨广西浦北县古钱币的文化特性与贸易功能,以期深入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文化的传承和贸易的发展提供参考。

近代中英茶叶贸易中的质量控制制度研究(1669—1833)

中英双方开展茶叶贸易的中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要通过一系列收购制度,确保贩运茶叶在数量上可以满足本国、欧洲及新大陆的消费需求,还要确保茶叶的品质和等级的稳定、标准和统一。为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与行商进行茶叶贸易时,在博弈和交涉过程中,逐渐探索建立了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的质量控制制度。具体而言,在交易前签订合约,确定收购茶叶等级;在茶叶运抵广州后,专职茶师(评审员)检验茶样,确定最终的收购价格;而在茶叶运抵英国后,如果发现废茶,则运回中国,由行商或茶商赔偿损失。十三行贸易时期,这三项制度能够较好地确保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茶叶的质量和标准。这些质量控制制度为跨国贸易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实践经验,促进了中西质量检验制度的形成。

伪劣茶叶与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衰落再认识——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

伪劣茶叶问题在中国古代长期延续,至近代时期随着中西茶贸易的发展而蔓延至欧洲,英国作为主要的茶叶消费国自然难以避免且英国人自身亦进行掺假制假,这在英国当时食品安全状况不佳的背景下实属常态,不过,随着英国针对食品掺假造假不断加大治理力度与在印度进行的种茶制茶事业日益发展,英国人开始大力渲染中国的伪劣茶叶问题,塑造了中国茶叶几乎等同于伪劣茶叶的话语,这对中国茶叶的出口衰落产生了重要影响。概而观之,英国进口的中国茶叶中存有伪劣产品既是客观存在,亦在特定背景下被有意识地利用为污名化手段,其背后是随着印度茶业的崛起英国人在本国市场中打压中国茶叶的隐蔽意图。

中国古瓷视角下的斯瓦希里文明嬗变

自9世纪起,中国陶瓷就通过印度洋贸易网络流通到东非,随后在斯瓦希里海岸出现了一种中国物质文化与阿拉伯宗教文化相结合的文化采借现象。11—15世纪,以中国陶瓷为代表的进口器物被广泛地运用在东非沿海城市的核心建筑——柱墓、清真寺和石屋中,用来连接过去和现在、本土与海外,并成为精英贵族“大传统”的一部分,表现出了同中有异的跨文化特征,反映了前现代的亚非联系。来自波斯和阿拉伯地区移民群体的更迭使东非地区对中国陶瓷作为建筑装饰的使用呈现出时代性变化,同时斯瓦希里人发挥非洲主动性,形成了将珊瑚石建筑、城市与文明挂钩的生活方式和象征体系。以中国古瓷来解释斯瓦希里文明的发展变化成为学界外来起源和本土起源争论的一部分,而借助跨学科的视角能更为全面地认识这段东非历史。

第一届青莲湖“中国海关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23年10月28日,第一届青莲湖“中国海关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海关学院召开。本届会议主题为“中国海关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大会开幕式于28日上午举行,“中国海关史”项目领导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以及上海海关学院有关领导致辞。来自全国各地海关、中国海关博物馆、中国海关出版社、中国海关学会等海关单位,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近50名研究者参会,并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近代中国外销茶的品种与国际市场

近代中国外销茶主要分为红茶、绿茶、砖茶。各种茶的输出数量呈现动态性,并有不同的国际市场。红茶是最主要的外销茶。鸦片战争后,红茶产销迅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至1895年,年输出数量均超过100万担,占茶叶出口总量60%以上。嗣后,出口数量基本呈下跌趋势。绿茶贸易虽有起伏,但变化不大,一般年出口数量为20-30万担,19世纪70年代前后及20世纪20-30年代是绿茶出口兴盛、繁荣时期,出口数量、在茶叶出口总量中的占比达到新高。1917年前,砖茶出口数量持续增加,最多时年出口量超过60万担,在茶叶出口总量中的占比最高时达42%。红茶出口主市场为英国、美国、俄国,销量大体占红茶总销量的75%。绿茶出口主市场为美国、英国。19世纪末至1917年,俄国绿茶市场得到发展,20世纪30年代是绿茶销往非洲的繁荣时期。砖茶主要销往俄国,销俄数量大体占砖茶外销总量的90%以上。

“一带一路”视域下元青花凤首扁壶贸易线路考

20世纪70—90年代,北京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地相继出土元青花凤首扁壶,体现了元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通达性。“一带一路”视域下,通过梳理历史文献资料和相关路线城市节点的实物,对元青花凤首扁壶的贸易线路进行考证,为“一带一路”倡议下贸易的发展提供历史实物见证和有益借鉴。

福州开埠后茶叶外贸的兴衰

鸦片战争前,中国茶已经占据世界茶市六成以上的份额,福建即是中国出口茶的主要产地。西方对福建茶叶的巨大需求,促使福州成为《南京条约》后开埠通商的口岸之一。1853年福州港解除茶禁,武夷茶从闽江运抵福州的航路开通,这条便捷的运输线使茶叶从福州港直接出口,带动了茶叶市场及产业,至1880年代福州港茶叶外贸达到鼎盛。与此同时,印度、锡兰、日本等地的茶叶生产与贸易迅速崛起,在制茶工艺、市场营销等多方面占据竞争优势,中国茶很快在国际市场上败落。失去茶叶外贸支撑,福州没有可供出口的大宗商品,加之思想观念及地理因素等,致使最早对外开放的福州到民国初年重归沉寂。福州港短暂的兴盛与迅速衰败可谓中国近代经济的缩影。

清代的归化城税关与北疆贸易

归化城作为清代蒙古草原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是漠北、漠西地区与中原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其腹地范围包括漠南蒙古西部各旗及漠北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新疆。清政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归化城设关榷税,于咸丰四年(1854年)又将包头、萨拉齐和托克托城三处增为归化城税关的分税口。随着汉蒙贸易、边疆贸易的发展,该关税额有较大增长。经由归化城输出的商品以茶叶、布匹和杂货为大宗,输入则以牲畜、皮毛等为主。

清末民初开埠通商对云南产业结构变化的推动

清末民初开埠通商透射的云南产业变化动向为发展进口替代轻工业以及有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的农矿产品初加工业,棉纺织品大量输入是触发云南自然经济基础裂变的动力,随着开埠通商而出现矿产品出口,凸显了矿业游离于农业的专业化倾向。

宋代茶叶域外流通及文化传播研究

宋代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茶叶作为经济流通范围广泛的商品之一,远传大理、西夏、金国、吐蕃等区域,“榷茶”“以茶治边”等茶法制度推动了与宋朝西南西北地区边境贸易往来。通过茶马贸易、朝贡贸易、大型茶宴活动等途径,茶叶得到进一步普及,促进了商品经济繁荣,逐渐确立了以汉族为基石的区域发展秩序,也为军需物资置换提供了资本,促进了文化传播和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这不仅影响了宋朝周边的西夏、辽、金的饮食文化,也为茶叶贸易的全球流通及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

也论晚清政府对海疆统一基本格局的维护

晚清自道光中叶以降,海疆危机即持续不断。鸦片战争后,随着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威胁,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全国各重要海防海口门户洞开,列强对清代传统海疆主权的侵夺更是比比皆是,中国台湾、澎湖、南海诸岛对清朝海疆安全的重要性凸显无遗。在一系列海疆危机面前,晚清政府一方面逐步在传统海洋观念的基础上接受近代海洋与海权观念,筹建近代海军以维护海疆主权;另一方面积极以多种努力和尝试,维护了海疆统一的基本格局。

康乾时期鸭绿江上的马尚船

康乾时期马尚船上的“潜采”(私采人参者)、“潜商”(走私商)与以往私采者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的“潜采”多以关内山东、山西流入东北的流民为主,“潜商”也多为山东、山西等地私商,前者以犯越参场私采人参为主,后者以走私贸易为主。两者往往结成偷采与私贸团伙,有的团伙甚至达几百人。他们多以银两贿赂边门把守官军,从柳条边边门潜入边外,乘坐马尚船溯江潜入鸭绿江沿江地带参场从事偷采与私贸活动。

“海上丝绸之路”视域下的元朝纺织品海道互市

文章将“海上丝绸之路”的视域作为一种能为纺织史研究提供历史广度和考察向度的背景工具,通过对该视域内由一系列矩阵因子构成的相关向度开展分析,观察元朝纺织品海外贸易的基本面貌和海道互市的机制特点,探讨相关政策的成败和原因,论述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纺织品互市的成果和影响。研究表明,元朝官方主导的纺织品海道互市,是统治集团沿袭前代的互市体制,依托强大的手工业商业体系所构成的物质基础,以及先进的船舶制造和远洋航行技术,开展有完整组织及制度保障的政治、外交和经济活动。短时期繁荣表象下不可避免地存在封建统治的局限性和消极因素,故而成败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但在客观上对纺织经贸和文化交流起到了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