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倾销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美国1998—2007年对外反倾销案的动态面板数据,应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考察其关税和反倾销对被诉国出口贸易和贸易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关税和反倾销措施在被诉国和被诉行业中都存在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其中,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最大;比较关税与反倾销措施对被诉国出口的影响,发现美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远大于关税,表明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美国取代传统关税控制进口的重要贸易政策。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成因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的重构。本文基于中国省区尺度的制造业数据,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期间的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的变化趋势和特征。总体上,现阶段中国的制造业地理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然而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依赖于特定自然资源投入的产业,地理集聚程度相对较低,而依赖大量中间产品投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聚度则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是外资主导并且以出口为主,高度集中在沿海省区。中国的产业集聚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产业地理集聚程度上升进入了加速期,地理集聚程度在2004年左右达到顶峰。本文回顾了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传统的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是理解中国的产集聚的重要视角,但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环境下,市场化、全球化和地方分权对中国制造业集聚和分散具有显著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化及其在全球经济体中地位的调整,全球力量与地方力量的相互作用将不断重塑中国的制造业地理格局。

欧盟反倾销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对欧盟反倾销申诉样本构成、金额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中国和印度的影响较大,化学工业、纺织、机电和贱金属及其制品行业受影响程度较高。实证分析发现欧盟反倾销申诉对被诉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尽相同,在不同行业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征收关税和实施反倾销措施都会导致被诉国涉案产品出口贸易额的减少,即均存在贸易破坏效应,比较关税与反倾销措施的影响,发现欧盟实施反倾销措施对其进口贸易的限制作用均远大于关税,表明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欧盟取代传统关税控制进口的贸易政策。同时,欧盟反倾销措施还对欧盟进口具有贸易转移效应,使被诉国出口市场丧失。

中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产业救济效果研究(1997～2007)

本文在理论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全面实证评估了我国对外反倾销措施的产业救济效果。通过选取1997～2007年全体、国有和外资企业加总的行业面板数据,搜集在此期间我国发起的所有对外反倾销案件,采用系统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措施对于行业出口、产值、就业人数、利润、企业数目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救济作用。结果发现,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救济效果良好,尤其明显地提高了行业利润、产值、企业数、生产率以及就业人数,但对出口影响较微弱;同时效果主要体现在行业总体和私营企业上,对国有和外资企业基本无显著影响;比较而言,行业利润和生产率的救济效果最突出,其次是产值、就业和企业数目,出口基本无显著影响。由此政策上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我国的反倾销申诉与执行机制。

“三通”是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突破口

现在应该是"两岸共同市场"从"坐而言"进入"起而行"的时机,变革与创新两岸经济体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方式,首先必须破除两地往来的障碍与壁垒,其关键就是两岸直接、双向、全面"三通"的完全实现。两岸贸易链的建构、台商在大陆布局、台湾融入区域经济整合等方面显示"三通"是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突破口。

贸易保护主义对WTO的挑战及其应对

金融危机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不断冲击着以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多边贸易体制。从WTO成员方在经济危机期间的表现,我们既看到了对承诺的背离、对原则的抛弃和对规则的滥用,也看到了对自由贸易的坚持和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纠正。本文试图以此次经济危机为背景来审视WTO规则及其实施机制,对贸易保护和贸易保护主义进行法律区分界定,考察贸易保护主义在WTO法实施过程中的具体体现,探寻WTO规则在经济艰难时期抗击贸易保护主义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法律路径。

中国与俄罗斯外经贸政策调整及其效应

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最大的经济转轨国家,也分别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不断深化。而转轨进程中两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扩大,以及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本文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这一背景下中俄两个转轨国家外经贸政策及其实施与调整情况,并对两国外经贸政策调整的绩效进行了比较。

欧盟贸易救济从低征税规则对我国的启示——兼论贸易救济工具叠加使用的合法性

尽管多哈回合谈判中多数成员方支持在未来WTO反倾销法修订时引入"从低征税"的强行性规则,但欧盟作为长期在贸易救济中推行"从低征税规则"的成员方,在最近贸易救济改革方案中却提出了附条件弃用"从低征税规则",折射出了多哈回合反倾销谈判推行人强行性。事实上,欧盟贸易救济"从低征税规则"并非证明其贸易救济工具叠加使用合法性。欧盟弃用"从低征税规则"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我国应当认真研究欧盟"从低征税规则"及其在对华贸易救济工具叠加使用中的新特点,进一步明确我国在多哈回合反倾销谈判中支持强行性"从低征税规则"的立场,并在适当时机对我国贸易救济中的"从低征税规则"进行修订完善。

反倾销是否成为替代关税的贸易政策——基于印度反倾销的证据

对印度反倾销申诉样本构成、金额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被诉中国、中国台湾和欧盟的影响较大。实证分析发现印度反倾销申诉对被诉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尽相同。但征收关税和实施反倾销措施都会导致被诉方涉案产品出口贸易额的减少,即均存在贸易破坏效应,比较关税与反倾销措施的影响,发现反倾销措施对印度进口贸易的限制作用均远大于关税,表明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印度替代传统关税控制进口的贸易政策。同时,印度反倾销措施还对被诉方出口具有贸易转移效应,使被诉方出口市场丧失。

日本虾产品贸易的历史变迁与现状

日本是世界虾产品的消费和进口大国,进口主要来源于亚洲各国和地区。自1961年虾产品实现贸易自由化,日本虾产品的进口量不断增加,以致目前国内消费的近90%都依赖进口。作为进口大国,日本虾产品的进口经历了数量、进口来源国和市场份额及类别结构的变动。深度挖掘这种历史变迁的基本规律,掌握日本虾产品进口的特点,以及亚洲各进口来源国虾产品生产与出口的基本状况,对深刻了解虾产品贸易的外部环境,合理安排中国虾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应对跨国战略联盟“集群效应”的对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越来越具规模化,不但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跨国公司的投资更具关联性。跨国公司的“集群效应”给我国企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演变与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经历了由以国家安全管制为主到重视外交政策管制再到加强防扩散管制的演变过程,其管制体制日趋成熟。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确保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并阻止其他国家和地区提升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然而,美国所采取的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阻碍了商品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影响了资源的最优配置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既不利于管制目标国的经济发展,也导致管制国出口结构扭曲和贸易收支失衡。

美国技术壁垒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

本文利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和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及美国机电行业技术壁垒各因素变动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美国技术壁垒与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显著相关,美国技术壁垒的提高会对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产生小幅抑制作用,美国GDP是影响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最主要因素。

自由贸易的新障碍:知识产权壁垒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壁垒。它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名义下,比传统的非关税壁垒更具隐蔽性、歧视性和报复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加深,因此应引起有关国家的高度关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深入了解研究WTO规则,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完善国内立法,以更好地应对国际知识产权壁垒。

美国337调查的特点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中国企业频频受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337调查,给我国企业的出口带来了严重影响。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对337调查还缺乏了解,更是缺乏必要的应对知识。有必要对337调查的由来、主要内容、基本程序和救济措施以及应对策略进行介绍,以提升我国企业应对337调查的能力。

亚洲金融危机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金融危机（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是指货币信用领域出现的剧烈动荡和混乱，又称金融风暴（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ｕｒｍｏｉｌ）。１９９７年下半年亚洲有些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金融危机造成经济萎缩，货币贬值，国内物价上涨...

90年代后半期:亚太地区承包劳务市场形势分析

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在90年代后半期,亚洲和太平洋主要国家和地区将投资1万亿美元以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电力部门将需要3000—3500亿美元,电信部门1500亿美元,交通运输部门3000—3500亿美元,供水和环卫部门800—1000亿美元。

进口反倾销行为对产业价格指数影响的反事实研究框架

在回顾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反事实的分析方法,构建了反倾销行为对该产业价格指数变化影响的研究框架。应用时间序列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的组合预测模型,预测出假设不存在反倾销行为时的价格指数,运用分布滞后模型分析价格指数实际值与预测值的差额同反倾销行为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反倾销行为同价格指数之间的分析模型。该模型考虑了数据的可获性,可以得到前期和当期进口反倾销行为对本期产业价格指数的影响。

试析美国国会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控制权

根据美国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主要有三种权力渠道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施加影响,即预算权、人事任命权与立法权。预算权与立法权可以影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裁定,而人事任命权可以影响国际贸易委员会委员们的任命。通过分析发现:国会的预算权没有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产生影响;国会的人事任命权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影响有限;国会的立法权则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构成主要影响。这也充分证明国会控制理论在运用中的局限性,即在面对非政治性的、半独立和专业性的机构时,其解释力具有局限性。

原产地规则的适用对反倾销反规避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生产国际化的日益发展,国际贸易中原本仅为贸易统计而诞生的原产地规则逐渐演变成了行之有效的贸易保护主义工具。原产地规则对加工贸易方式中的产品"倾销幅度"的确定和对"倾销损害"的确定都具有至关成败的影响;在反规避调查中,原产地规则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应在未来的原产地规则中引入反倾销和反规避的内容,借鉴欧美反规避法和原产地规则中的相关内容,利用好这一游戏规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