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疏解经济质量分析——基于灰色关联度方法的实证研究

人口和产业的集聚在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大城市病"。利用北京2013—2015年的各区数据,结合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采用TOPSIS方法对首都各区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评价,基于灰色关联模型,探讨了首都人口疏解与经济发展质量之间的灰色关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质量和人口疏解之间存在较高的灰色关联度,但各区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区域间存在着协同效应。此类研究对于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将有所帮助。

中日贸易的比较优势与互补性分析

中日双边贸易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对1996年至2006年中日双边贸易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日本在比较优势上存在较明显差异,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无论在出口上还是在进口上均具有互补性,仍以跨行业贸易为主要特征。加强中日经贸关系有利于两国更好地发挥现有的比较优势,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后危机时代中日韩对外经贸关系分析

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在2009年二季度以后呈现扩张趋势,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后危机时代"。高度依赖出口的中日韩对外贸易在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但随着广泛的刺激经济政策起效、外需加强等因素,三国对外贸易在减幅逐渐收窄后转负为正。三国之间以及三国与美国、欧盟、东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贸易联系最为紧密。三国应针对短期内难以改变的高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和当前以美元为主要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制约因素,加强区域内贸易,拓展贸易渠道,加强金融合作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以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持久恢复。

日本企业应对外贸摩擦的经验研究

在如何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方面,日本企业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不但有效地缓和了贸易摩擦,而且加速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加速了日本经济的国际化,促进了以日本为核心的区域性经济合作圈的形成,增强了日本在国际贸易摩擦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能力;通过产品开发的新战略和确保市场竞争优势战略等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市场;通过防卫性公关与进攻性公关密切配合有效地化解了日本在贸易摩擦中的被动局面;通过引进技术与加强自主创新相结合使日本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国际贸易摩擦中始终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通过构建国际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使日本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密切配合,进一步提高了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效率。

日本对外贸易竞争力分析

日本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之后,突然走向下坡路,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缩小。通过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研究日本对外贸易竞争力变化的趋势和影响日本外贸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如经济结构调整、对外投资和贸易条件等。我国应当汲取日本在贸易发展阶段的经验和教训,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合理、有序、健康发展。

日美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改革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美贸易摩擦由个别产品或产业逐步上升为涉及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争端。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对日施加强大外压,迫使日本加速开放本国市场、放松国内规制、实施结构性调整。为了缓解对美贸易摩擦,日本同时表现出消极应付和主动出击两方面的特征,即"反应性"和"战略性"并存。政策决策过程的僵化是出现这一现象的体制性根源。事实表明,日本国内的部分利益群体积极借用了美国的贸易外压,有效地推进了国内改革。

日本FTA政策的动向、特征及展望

日本在东亚地区为了牵制在FTA谈判中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国,加快了与周边国家FTA谈判的步伐。日本的FTA政策的特征是:优先与东盟发展FTA;为保护国内农产品市场推行非对称性的FTA;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法律的强化;并且把FTA作为地区政策的一种手段来加以利用。和经济原则相比,日本的FTA政策更多的是为了与快速发展的中国进行抗衡和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起主导作用。

日韩两国产业比较优势模式的变化特征及其启示

基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韩两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利用UNCTAD Comtrade Database提供的数据,计算两国出口商品的相关系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表明日本十大出口商品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韩国变化比较明显,出口结构不断获得优化,使得日韩两国产生很多重叠的优势产品;同时体现出两国出口商品的相关性不断增强的趋势,并且日本的优势产业仍然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日本,韩国还存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的特征。两国比较优势模式的变化特征进一步表现出日韩间产业内贸易不断得到深化;贸易关系是竞争与互补并存;日韩FTA的建设,可以始于建立共同的比较优势产业联盟;中日韩三国间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经济合作空间很大。

近期日韩经贸合作关系发展变化分析

2000年以前,日韩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较快,日本的资金及技术曾在韩国经济开发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进入21世纪后,两国经贸合作的步伐开始放缓,主要表现在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的增长率明显降低,导致在对方对外经贸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下降。今后,两国双边经贸合作发展的空间和领域虽然较大和较多,但由于两国部分合作优势的消失以及双方对外经贸合作战略重心的转移等原因,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关系很难再恢复到从前曾有过的火热程度,总体趋势将是维持缓慢的增长局面。

论日本政府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

二战后,面对日趋严峻的贸易摩擦,日本政府采取了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策略予以应对。在对内策略上,日本政府通过对企业的支持与控制、对产业的引导与调控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及时调整来消除引发贸易摩擦的内部根源;在对外策略上,日本政府通过灵活多变的谈判策略、深谋远虑的公关手段和通过积极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利用多边贸易体制保护自己等措施来化解贸易摩擦的外在压力。也应当看到,日本政府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上也有深刻的教训:过多的妥协招致了贸易摩擦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应对贸易摩擦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型出现了严重失误,引发后果严重的经济泡沫;资本输出导致"产业空心化"给本国经济衰退埋下了隐患等等。

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及启示——以日美贸易摩擦为例

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贸易地位的提高和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这一切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日美贸易摩擦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研究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轨迹及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对正处于贸易摩擦高发期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广场协议”后的美元/日元汇率与美日双边贸易失衡

1985年"广场协议"的最主要目标是通过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特别是对日元的贬值来缩减美国的贸易逆差。然而,对1985-2006年美元/日元汇率、美日双边贸易差额等数据进行的分析说明,美元/日元汇率变动对美日双边贸易收支变动没有解释能力,美元对日元的贬值没有解决美日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也同样不能解决当代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

从日本FTA战略看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战后,日本充分利用了贸易自由化时期的有利国际环境,在"贸易立国"战略指导下,多年来一直奉行多边自由贸易政策,从不搞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日本的经济合作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日本媒体、企业界和政府对区域贸易集团的关注程度明显提高。2001年,中国与东盟就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一致,对日本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日本加快了构建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关系发展非常迅速,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产业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但两国的国际分工关系仍具有明显的垂直型分工特点。中日贸易关系中,不仅存在着贸易不平衡、日本对中国产品歧视性限制较多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两国冷淡的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双边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对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因而其对中日贸易关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规模的影响主要通过替代效应、诱发效应、逆出口效应、贸易转向效应表现出来。总体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的替代效应很小,而对中日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则非常明显。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商品结构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日本对华出口的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降低,而各种关键零部件和生产设备的比重不断提高;中国对日出口中工业品的比重、特别是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则逐步提高。

日本与东盟贸易关系的发展及其问题

近40年来,日本与东盟一直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双边贸易额剧增,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日本在出口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品的同时,从东盟进口的初级产品比重减少,制成品进口比重迅速增加。但这只是资本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下,部门内非熟练劳动与技术交换的垂直分工形式,并不能说是水平分工。东盟仍是日本重要的资源供应地、生产基地和工业品市场。

日朝经贸关系的现状、特征与趋势

经贸关系是影响日朝双边关系的基本变量。目前"政冷经冷"的日朝关系左右着两国经贸政策和走向。日朝双边的经贸关系仍停留在技术性层面,尚未对日朝僵冷的政治局面带来积极影响。日朝的不稳固的经济关系不但无法对脆弱乃至动荡的政治关系起到稳定作用,而且时常成为政治关系的牺牲品。日本今后仍然可能继续推进对朝鲜经济制裁的单边主义做法。

日本对美结盟的经济原因分析

从经济学的视野看待日本对外结盟的原因在于,日本结盟以节约成本,结盟以追求规模最大化与收益最大化,结盟以追求新的创造性收益和获得比较收益。日本构建日美同盟的经济原因在于,通过与美国的结盟,获得日本急需的安全,从而相对增加了非安全领域的投入。日本利用以美国为首的同盟体系,获取了东南亚、西欧及美国三个区域的资源及市场。日本在日美经济摩擦之后强化日美同盟的经济原因在于,日美经济摩擦是在同盟框架下的摩擦,日美在摩擦中加深经济合作并建立起经济协商机制,这强化了日本的同盟认同观念、增加了日本背离同盟的成本和对同盟的依赖程度。

日本针对亚太自由贸易区构想的策略选择与立场

在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不仅将为日本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也符合其主导亚洲政治经济格局的APEC战略诉求。但日本立刻启动FTAAP谈判也面临巨大困难和挑战,其核心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以及区域经济波动的联动性风险。因此,日本将在产品覆盖范围、时间表与过渡期、成员加入方式、原产地规则及贸易救济等FTAAP框架议题上采取相对保守的防守型战略。参与缔结高质量的FTAAP协定将是对日本政府及其国内利益集团的一个严峻挑战。

“印度、越南制造”会取代“中国制造”吗?——GVC视角下中印越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对比

基于GVC视角,利用TiVA数据库分析比较中印越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制造业在GVC中的地位高于印度和越南,且处于稳定直线上升趋势。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均处于GVC中上游环节,具有竞争力优势。2)印度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行业处于GVC中上游环节,而高技术行业处于中下游环节,竞争力较弱。3)越南制造业整体处于GVC下游环节,细分行业的竞争力较弱。中印越3国制造业发展水平不一,"印度、越南制造"和"中国制造"的关系不应是取代与否,而应是相互合作,提升实力,共同向GVC更高端地位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