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科技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路径研究

财政科技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考核和反映科技项目完成目标的实现程度,追踪资金的使用情况,衡量科技资金的使用绩效,为进一步优化项目选择和管理提供了依据。科学客观地开展财政科技资金绩效评价工作需要有效且可应用的指标构建路径和完善的指标体系,文章将科技资金划分为科技研发创新资金、科技引导推广资金、科技能力提升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并建立了三类资金的个性指标,这一构建路径体现了财政科技资金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思路,是对当前科技资金细分名目的过渡并重新整合分类,避免了资金项目工作任务的交叉重复。设置的指标体系坚持以资金属性要求开展的工作任务口径为依据,既考虑了预算资金立项决策、预算分配、项目执行和绩效监督等维度突出的问题,也考虑了预算资金自身特点、发展规划及政策导向,具有较好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基于熵权法的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测度与评价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科学、准确地测度区域性金融风险显得尤为重要。针对目前区域性金融风险测度所存在的环境适应性低、指标构建随意和合成处理欠科学等问题,构建基于熵权法的区域性金融风险测度模型,实证测度2012—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区域性金融风险,以此为依据,对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表明,基于熵权法测度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测度结果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中、西、东北地区区域性金融风险呈逐次递减态势,且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省际差异较大。对此文章提出防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策略:一是将东、中部地区作为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防控的重点区域;二是对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应重点关注陕西、吉林等区域性金融风险较高的省份。

大数据背景下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难题待解

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发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增至45.5万亿元人民币,总量稳居世界第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渐趋普及,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为一种全新的商业运营模式,2021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高达39.1万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24.7%,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但电子商务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税收征管的困境。电子商务因为便捷化、高体量、低门槛等特性,使得其税收征管成本较高,同时由于监管体制不够严密而出现征管漏洞,以致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成本高,征管效率低下,使得电子商务税源大量流失。因此,电子商务税收征管问题急需解决。

基建投资、工业土地价格与城投债发行利率

以2011-2019年中国155个城市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GMM方法探讨了基建投资、工业土地价格对城投债发行利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和工业土地出让价格对城投债发行利率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影响,且低碳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基建投资的总体效益与技术效益的提高有助于融资平台以较低的利率发行城投债。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制造企业创新投入效果评估--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为鼓励企业创新发展,政府加大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以及扣除范围。要想准确地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既要考虑政策对创新投入的影响,还要关注政策实施的异质性。本文以2012-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DID方法评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前后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从实施效果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实施效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国有制造业企业、非高技术及低发展能力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投入实施效果最为显著,但对西部地区、非国有制造业、高技术和高发展能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效果欠佳。此研究针对切实帮助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更好地实现政策助企纾困的目标提出对策建议。

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机制与证据

减税降费是中国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维护全局经济稳定的重要政策手段,但其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借”、“用”、“还”3个环节的风险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15~202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减税降费规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长速度将显著降低。同时,减税降费规模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减税降费规模不断扩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速也将被遏制。

晚清财政与国际接轨的路径和范式

我在二十多年前首次提出清代财政的“近代转型”或财政的“近代化”以后,陆续有多篇文章探讨相关问题(1)。这些探讨集中在两个时段:一是2000年前后,主要是提出问题和建构框架;二是在近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财政转型与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研究”前后,主要是对一些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揭示。近十年来,晚清财政的转型或近代化已经成为研究热点,学界有不少研究成果,有些成果可以参考。晚清财政的转型或近代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在传统社会内在变化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的接轨。

数字化跨境交易对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挑战与我国的应对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性经济数字化快速推进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显著改变了经济业态。然而传统税制遵循独立交易原则,当跨国企业集团在不具有常设机构物理联结度情形下进行跨国交易时,市场国不享有征税权,无法对其进行征税。这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数字化对税收制度的根本挑战,进而带来如税基侵蚀、市场竞争公平性难以保障等方面的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年来致力于推进“双支柱”方案,并于2021年10月达成了最终共识。文章从“支柱一”方案落地我国国内法出发,运用“支柱一”方案的规则和理念,聚焦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管辖权、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基等方面,提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修订完善对策,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环境治理

财政分权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不仅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而且会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产生深刻影响。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并深入探讨政府创新偏好在二者关系中的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在经济与环境的双重考核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二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具有创新偏好,政府创新偏好在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之间起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效应。三是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存在时间和区域异质性。一方面,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逐步由过去的促进效应转为阻碍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的环境治理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加显著。为进一步发挥财政分权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对地方政府的多元政绩考核体系,持续优化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完善地方政府有关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评价体系。

城市“亲清”政商关系与企业纳税遵从度

利用《中国城市政商关系排行榜》构建的“亲清”政商关系健康指数及其二级、三级构成指标,基于201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样本,实证考察城市“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纳税遵从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的城市“亲清”政商关系有助于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特别是对规模小、盈利水平低、治理水平低、成长性高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在高城市等级地区中的提升相比也更高;“亲清”政商关系建设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的作用主要来自“亲近”方面,且主要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的关心和公共服务上。鉴于此,各城市政府应充分重视“亲清”政商关系建设,着重于“亲近”指标的优化,持续增强对企业的关心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市场化、公平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更好地提升企业纳税遵从度。

进一步深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科学划分行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财政事权划分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提出了新要求新部署。当前,我国纵深推进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破解阻碍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显得重要而紧迫。

深化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思考

2018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课征模式,明显地提升了个人所得税制的公平性并强化了其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于个人所得税制的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本文依次探讨了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定位、税基的拓展和规范、税率结构和水平的调整、征管方式的改进和收入分享比例的优化等问题,提出将经营所得并入综合所得、调整减免优惠政策并扩大税基、规范应税所得、适度提高我国资本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缩小累进税率档次并适当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对取得经营所得的个人实行反向电子税务登记办法以及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比例等具体改革建议。

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的影响,利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仅部分省份处于有效状态,政府债务支出效率水平有待提升。进一步实证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可以提高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且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竞争这一传导机制实现,但财政压力通过调节效应会削弱财政分权的积极影响。为提升政府债务支出效率,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努力实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建立政府间协调机制,引导政府间有序竞争;完善政府债务监督机制。

论新司法解释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不法性质

虽然《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规定为目的犯,但目的犯说本质上不符合增值税基本原理,忽略了中间商并非纳税义务人、中间商侵吞截留所代收的税款在性质上是侵占而不是诈骗等理论。将本罪解释为由虚开行为和抵扣行为共同组成的复行为犯也不妥。本罪是抽象危险犯,只要实施了虚开行为即应定罪,不能以任何理由出罪。

预算发展、人大监督与财政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大预算监督制度的演进与启示

国家预算监督是财政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大预算监督制度历经从形式到实质、从法制到法治、从文本到全过程监督的发展,其基本特征是制度先行、规范执法,形成体系、协同推进,渐进深化、务求实效。总结其基本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党管财政”“党管预算”,充分发挥国家政治制度优势,明确人大预算监督法定职责,不断改进人大预算监督方式方法,建立健全人大预算监督机制,努力拓展人大预算监督的范畴,并务求取得实效。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政制度建设,必须突出人大权威地位,积极履职担当,强化能力建设,提升人大预算监督质量和治理效能。

“刚性”与“弹性”:村庄账簿所见太行根据地农村统一累进税的计算

太行山文书藏有三册偏城县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编制的1945年秋季全村统一累进税分户计算账簿,对其开展整理研究,可将统一累进税的研究推进到农村基层的具体操作层面。通过剖析这三册账簿可知,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在计算统一累进税时,较为严格地执行了相关法规。虽然常常出现技术性误算,但是这些误算对大多数农户的负担分数影响都不大,还不足以改变统一累进税负担面的基本分布。在计算过程中,村庄赋税征收组织利用扣除“歇扇地”产量的做法,将贫农阶层的一小部分负担主要转嫁给中农阶层,在村庄内部实现了对各阶层负担的自我调适;在对土地单产使用七成年景下常年应产量的前提下,村庄赋税征收组织以两种不同的办法,将受灾户的相应负担转嫁到未受灾户身上,在村庄内部实现了对受灾土地负担减免的自我调适。西安居村赋税征收组织对统一累进税的计算过程显示,太行根据地农村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在应对上级交办的任务时,采用了“刚性”与“弹性”相结合,以“刚性”为主、“弹性”为辅的治理原则。

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的财政思想史考察——写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形势背景之下,均对党政机关“过紧日子”作过精辟论述和指示,提出节省且合理化安排财政支出的要求,从财政思想和决策部署层面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建设大业和改革宏图的发展和落实,有效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维持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从财政思想史维度重温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节省和合理使用财政支出的相关论述、指示,对于全国党政机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厉行节约的优良传统,坚持和习惯“过紧日子”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和启示价值。

以山东省泰安市泰安高新区相关工作为例 浅析如何提升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效率

2019年1月起开始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新的税法对个人所得税征管体制的优化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税收政策的日益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优质税收服务的持续供给、个税改革红利的不断释放,要想发挥好个税的作用离不开健全科学高效的个人所得税征管体制来保障。在此以山东省泰安市泰安高新区关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相关工作的分析,希望对税务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出合理化建议。

税案侦控中大数据思维应用的拓宽路径

随着我国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税收征管工作进入了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但涉税违法、犯罪行为也呈现出产业化、链条化、智能化、跨区域等特征,并以新的形态向网络虚拟空间纵深蔓延,隐蔽性极强,打击难度加大。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当前税收侦控大数据的来源渠道及应用的基本维度,梳理实践中存在的限制大数据引领实战作用发挥的瓶颈问题,并尝试给出具有操作性的对策和建议,为当前大数据背景下构建事前预警、事中打击和事后服务的税案治理模式提供政策参考。

浅析科学事业单位基本建设经费管理——以中央财政科教基础设施项目为例

研究从中央财政科教基础设施项目视角展开,在深入了解科学事业单位基本建设经费管理重要性的基础上,明确科学事业单位基本建设项目经费管理的目标。结合对科学事业单位基本建设经费管理现状的了解,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提高经费管理的科学性提出针对性建议,为充分发挥已有经费优势、促进科学事业单位基本建设工作顺利推进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