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新时代财税改革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2023年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在内外部经济环境严峻复杂的背景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有力促进经济回升向好,但经济恢复不全面、不稳定的问题仍然存在。2024年,为进一步巩固恢复基础,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促进经济增强活力并巩固回升向好的态势,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要用好财政政策空间,提高资金效益和政策效果。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严格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严肃财经纪律。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控一般性支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我们邀请到国内持续关注财政政策运行的专家学者,面向中央提出的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阐发自己对相关领域的研究理解。

理解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预算报告是国家的大账本,更是关系千家万户的小账本。预算代表着财政资金的配置,体现国家的政策,反映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2024年财政政策如何加力增效,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数名本领域专家围绕2024年政府预算报告进行深入解读,分析我国2024年财政政策和财税改革方向。

财政纵向失衡能促进地方政府参与税收竞争吗?

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税收竞争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发展地区经济,又会招致治理挑战。鉴于当前厘清财政纵向失衡与地方税收竞争的逻辑关系富有意义,本文从理论上推演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税收竞争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税收竞争整体上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并能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财政纵向失衡不仅能通过加重地方财政压力来间接促进地方税收竞争,同样也能通过削弱地方征税努力来间接促进地方税收竞争,但从效应强弱来看,前者不如后者;在异质性方面,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税收竞争的促进效应仅在政商关系较为健康的地区显著,在政商关系不太健康的地区并不显著。

财政支持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基于辽宁样本的分析

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我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政策在精准、有效支持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装备制造业体系完备、门类齐全、企业众多,既有产业数字化的场景资源优势,还有数字产业化的数据资源优势,具有良好的数字化转型基础条件。本文立足于辽宁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展与突出问题,深入分析现有财政政策的成效及不足,并借鉴其他省份的经验做法,提出在完善政策体系、抓住关键环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支持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共同富裕背景下脱贫地区常态化帮扶的财税政策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国虽然已经完成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仍然是“十四五”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推进共同富裕,促进脱贫地区发展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因此,本文基于财政和税收的视角,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研究脱贫地区常态化帮扶的财税政策,在总结财税政策推动脱贫地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研判未来财税政策可能面临的挑战,科学谋划过渡期后“防返贫”“促发展”的制度安排,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

以财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我国领跑第四次工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础,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显著特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是以高素质劳动者的培育为基础,通过人才的聚集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而后赋能产业发展,并进一步推动新型生产方式形成,最终实现生产力跃升。财税政策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部分,应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出发,不断优化财政政策体系,把握好教育、科技、产业、生产方式四个关键环节,着力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生产方式,持续丰富生产资料内涵,形成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进而助力我国经济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基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视角的绿色税制优化研究

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于绿色税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视角重点分析了绿色税制主体税种、税收优惠和征收管理现状及面临的挑战。结果表明:当前绿色税制面临主体税种生态调控作用有限、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不足与征收管理效率不高等挑战,必须围绕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目标,同时紧密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核心内容的要求优化绿色税制;应该注重完善主体税种的征收范围、税率水平与税收优惠政策,注重税种间相互配合,注重绿色税制建设与黄河保护法和生态保护相关政策的衔接,并发挥法律合力;建立黄河流域跨部门跨区域的征收管理执法合作机制,并推进税收征收管理现代化。

平台经济下个人所得税属性界定的类型化路径

平台经济在带来经济模式创新的同时,也对传统税收治理体系能力形成新的挑战。平台经济下,平台内主体个人所得税属性的界定问题一直是税收法治进程中的“痼疾”,在平台经济时代,法定所得类型愈发难以适配复杂的经济业态。本文从类型化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主体经济关系为动态要素对传统所得类型归类模式进行拓新,提出依附型、媒介型、独立型三种主体关系,对劳资二元结构下的所得属性加以厘清。在完善类型化理论的同时,通过明晰实体规则、强化监管协力以及完善自律规则的手段实现硬法软法的协同共治,将个人所得类型化的成果扩大至税法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上。

市场结构、地方保护与异常审计费用

构建公平有序的市场体系需要厘清市场垄断和地方保护对审计契约的影响。以沪深两市2015-2022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市场结构集中度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地方保护对审计契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市场结构集中度对异常审计费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地方保护进一步增强负向关系;(2)在异常审计费用为负时市场结构集中度和地方保护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而年报问询函外部监督效用受地方保护制约;(3)市场结构集中度通过代理成本和审计时长影响异常审计费用,进而损害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和可比性。

国债管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点

国债兼具财政和金融功能,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互动最为频繁活跃的领域,而货币政策的立场和操作也会直接影响赤字融资的来源与成本。因此,国债管理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关键切入点。鉴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国际经验,针对我国政策协调配合中面临的挑战,我国应根据经济形势适时调整宏观政策调控机制;推动央行开展公开市场买卖国债;稳步推进国债市场的国际化建设;完善债务约束机制,科学设置债务上限;优化国库现金与央行流动性管理;积极发挥财政部在债务管理与国债市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建立统一高效的政府债券市场;协同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共同推动曲线深入应用;进一步加强以国债为基础的金融市场流动性机制安排;在更高层面确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保持两大政策部门更为畅通的信息交流。

结构性需求冲击、政策独立性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

结构性需求冲击非对称地影响不同生产部门产品需求。本文研究此类负向冲击下,财政货币政策如何实施及配合才能实现“稳就业、促消费”目标。本文建立了区分直接和未直接受冲击部门的DSGE模型,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及政策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政府消费和对企业补贴适用于稳定就业;对家庭转移支付和降低个人所得税适用于促进消费;利率工具比法定存准率工具更有效。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有利于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发挥作用。

财政政策视角下环境治理事权的府际配置研究

尽管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财权和环境治理事权的不匹配,造成各地在环境治理方面存在异质性,仍然存在较大改进空间。文章从财权事权匹配视角分析当前我国环境治理事权府际配置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府际事权配置与财权不匹配、“晋升锦标赛”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激励偏差等;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财政分权背景,给出环境治理事权的横向配置、纵向配置和跨区域配置的思路,并从财政政策角度提出建议,弥补现有财政分权的不足,实现对环境治理的有效激励,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

从五个角度理解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基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自2008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总基调一直是“积极的”,但每年的“积极”程度存在差异,这从《政府工作报告》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修饰词上可以一窥端倪。近七年来财政政策修饰词一直都有“增效”一词,这体现了近些年来财政一直在优化支出结构,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全面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聚焦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着力点”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国内外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召开((1)),从2023年全国财政运行数据来看,负重前行的总体特征依然明显(支出刚性、政府债务与收支缺口持续扩大),财政形势仍将处于紧平衡态势,收支矛盾还有阶段性扩大的态势。日前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聚焦高质量发展。本文从聚焦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着力点”出发,分析新形势下财政工作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扩大和引导有效需求改善以及体系化高标准提升社会保障服务能力。

数字金融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

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未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及其3个分指数均显著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渠道间接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数字金融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存在基于数字金融的单门槛效应、技术创新的双门槛效应。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财税政策研究

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发挥宏观调控重要作用,助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当前,我国财税制度在促进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发展、绿色化转型,以及优化收入分配等方面仍有待完善,需要进一步优化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健全支持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体系,完善促进绿色化生产方式转型的财税制度,并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形成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协调统一。

规划长期发展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基于“系统平衡财政观”的视角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紧张、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为应对短期冲击,中国的财政政策相应做了调整并积极应对,这也使中国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安排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国际局势不确定性增加、贸易摩擦持续发生、GDP增速放缓的宏观大环境下,谋求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需要前瞻性的规划。对此,本文讨论了中长期财政政策规划的问题,研究了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财政收支管理、加强财源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建议。

财税优惠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

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动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为此选取654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20年的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财税优惠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整体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整体效应来看,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都能促进产业发展,但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从作用机制来看,财政补贴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水平来促进产业发展;税收优惠能通过研发投入和融资约束两条渠道影响产业发展;从异质性分析来看,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作用均有差异。为此,提出建议:加大研发领域的扶持力度;调整税收优惠的实施方式;制定“差异化”财税优惠政策,提高实施精准性。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财税新站位——中国特色财税观视角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税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努力展现新贡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和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力图通过详细解读2023年12月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2024年1月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财税新站位,深刻把握我国财税部门在贯彻中央精神、明确自身定位以及切实履行财税职能方面所展现的新思路、新部署。从中国特色财税观的独特视角出发,以期持续推动中国特色财税的实践与相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