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避税——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赋予企业新动能的同时,也给税收征管带来巨大挑战。文章从数字化相关维度出发构建了数字经济指数,基于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数字经济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显著促进企业避税程度的提高。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又给税务机关征管工作带来挑战,两相叠加增加了企业信息的不透明度,也改变了企业进行避税活动的成本收益对比,进而促进企业避税。异质性检验表明,这一作用在西部地区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更为显著。

税收优惠、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

文章基于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路径以及营商环境在创新转化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研发投入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总体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正向调节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低企业、成熟期企业,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明显。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应继续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政策实施成效。

自然语言大模型在税收监管中的应用——以非居民税收合同审核为例

以ChatGPT为代表的自然语言大模型是数智时代的典型技术和应用创新。其在税务部门的运用有助于提升征管效率、降低征纳成本。湖北省税务部门从国际税收对外支付管理入手,探索自然语言大模型在税收监管中的应用,实现了智能化阅读非居民税收合同、对外支付备案审核和风险反馈等功能。同时将其嵌入电子税务局相关模块试点运行,加快了办税、审核和风控效率。实践证明,自然语言大模型的引入可使税收监管效率更高,也为纳税人、税务人和决策人提供了更丰富的方法和工具。利用自然语言大模型,计算机算法模拟精度无限接近甚至超过税收管理细分领域的专家。普通税收管理者可借此从事原来只有专家才能胜任的工作,有助于缓解当下税收监管中精英人才与复杂风险事项不匹配的难题。自然语言大模型在税收监管领域的应用并非一蹴而就,需长期跟踪、研究和投入。建议税务部门提前预判,积极介入,尽早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税收管理变革做好准备。

税收征管规范化与税负公平——基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准自然实验

2008年后,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部门陆续出台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明确了不同违法行为的性质、构成要件、法定处罚等关键要素。文章以此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税收征管规范化与税负公平的关系。结果表明,税收征管规范化对税收公平具有显著的改善效应,这一效应在税收征管强度低、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抑制企业避税和压缩“征纳合谋”空间,是税收征管规范化改善税负公平的两个具体渠道。基于此,应进一步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运行,强化税收执法监督,促进税负公平,营造更优质的营商环境。

数字经济背景下简易征收制度的域外经验及本土启示

数字经济的跨境税收征管问题是当今全球税收治理的焦点问题之一。欧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且已进入实践层面,其率先提出的简易征收制度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路。文章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简易征收制度,并通过借鉴简易征收制度的域外经验,提出了界定数字服务的适用范围、明确数字服务征税地点、拓展常设机构认定标准、量化数据创造的价值、建立涉税信息分享平台、设计与当前税制衔接的简易征管系统等建议,以期为我国应对数字经济税收征管难题提供有益参考。

人工智能时代税收征管的功能转型与法治因应——以欧盟税务人工智能实践为切入点

税收征管智能化转型虽然加强了税收征管能力,但新征管技术尚未与税收法治实践充分融合。有关税务机关败诉的案例表明,当前税收征管智能化存在三重风险,即数据采集系统目的模糊、风险管理系统运行不畅和智能分析结果适用受限。基于欧盟各国税务实践可以认为,税收征管智能化的实质是从个案导向转为风险导向,并通过规范风险管理系统运行予以制度化。由于欧盟数字法律框架实际上将税务人工智能排除在外,税务人工智能高度依赖各国自我监管。因此,我国推进税收征管智能化应当授控结合,及时在传统税收征管法律框架内嵌入数据采集系统明确机制、风险管理系统控制机制、智能分析结果监督机制,以促进税收征管技术与税收法治在人工智能时代形成有效协同。

智慧税务背景下构建数据治理制度体系的思路与实践路径

在《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民法典》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实施背景下,克服数据共享活动负外部性,实现税费数据治理要素效益和个人信息权利保护均衡,是智慧税务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立足共建共享共治格局,提出打造税费数据“一体”“两面”“三极”“四链”分级分类分层架构,构建“党的领导+税务主责+公众参与”数据治理新体制,推进数据要素价值与安全保护、公共与私人数据统筹,强化内循环、外循环以及监管方共同支撑,完善税费数据治理的可靠供给链、可信处理链、可控服务链和可溯源授权链。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风险及应对——基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视角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是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重头戏”。文章在对虚假留抵税额来源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底层逻辑进行阐释。征管程序性缺陷、最终环节制约机制缺失、实体性政策性缺陷、地方政府财政返还等因素导致增值税内在制约机制失灵,抵扣链条断裂,使得虚开发票屡禁不止,进一步增大留抵退税风险。对此,文章提出如下建议:短期内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快速应对机制;中期调整征管程序和政策,铲除虚开发票土壤;长期应该建立购买者、销售者自身内在制约机制的货物和劳务税制度。

柔性税收征管与企业风险水平

传统的税收征管方式往往侧重强制性手段来对企业进行监管,而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作为一种新的非强制性税收征管方式,正逐渐成为税务机关处理涉税事务的重要手段之一。文章使用2014—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以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为代表的柔性税收征管方式能够抑制企业的风险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该征管方式通过改善企业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抑制企业风险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柔性税收征管对风险水平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一带一路”沿线间接股权转让反避税立法研究

当前一些国家在国内法和国际税收协定中建立了关于非居民直接转让股权的征税规则。但是,非居民可以通过筹划设计公司股权的层级架构,间接转让投资东道国企业的股权,从而规避其在直接股权转让规则下的纳税义务。对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特殊反避税规则,即间接股权转让规则(ISTR)。分析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股权转让税制尚处于“碎片化”的不协调状态,多数国家尚未建立ISTR,其原因和不利后果是多方面的。少数沿线国家虽已建立ISTR,也存在着各种缺陷与不足。对此,我国应积极谋求实现“一带一路”区域股权转让税制的“软联通”,引领沿线国家普遍建立和不断完善ISTR,以共同维护沿线国家在股权转让领域的税收利益,并使之与商业自由等政策目标实现动态协调平衡。

分析师关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分析师关注如何影响企业避税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上都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分析师关注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机理。基准回归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直接抑制企业避税;中介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约束的缓解与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在分析师关注抑制企业避税的过程中发挥机制作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能在分析师关注影响融资约束与信息透明度的路径上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既有助于深入理解分析师关注和企业避税间的内在关系,也能为证监会进一步完善分析师行业准则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分析师调研报告提供实证经验。

破产清算企业留抵退税权的证成及规则再造

破产清算企业能否申请留抵退税的争议源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对于留抵税额归属的差异性认知。有鉴于此,应当辨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内在逻辑,明确价值理性对于留抵税款归属的判断居于优先地位,肯认留抵税额的应然所有权人为破产清算企业,进而确认破产清算企业的留抵退税权。在增值税抵扣机制陷入运行不能的状态时,国家对于留抵税款的继续占有构成公法上的不当得利,破产清算企业可以行使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国家返还留抵税款。因此破产清算企业的留抵退税权属于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然而破产清算企业留抵退税的现行规则模糊不清,难以作为请求权实现的有效遵循。职是之故,有必要在充分考量退税风险的情况下,重新塑造破产清算企业留抵退税的规则条件。同时利用税收智慧平台建设,实现破产清算企业留抵退税规则安全、高效运行。

非营利机构经营所得差异化税制研究——CSNA部门分类视角

非营利与经营所得同时出现在非营利组织显得不合常理,成为非营利机构所得税立法充满“纠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非营利机构所得税税制存在的困境主要包括营利活动未界定、优惠主体不统一、优惠对象不明晰、处罚性税制未建立等四个方面。对此,文章在借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CSNA)的机构部门分类基础上,尝试以创立机构或创立部门为基础,结合职能使命和资源配置方式等构建差异化非营利机构所得税税制。包含于广义政府部门的非营利机构无论是否获取政府授予的特定权力都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市场机构创立的公益性非营利机构,其经营所得可享有所得税收优惠;住户部门创立的依靠知识和信息为住户或市场部门提供直接服务或中介服务的机构,其经营所得应避免双重纳税;没有履行法律登记手续的未注册非营利机构应当明确其免税地位;不特定主体创立的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NPISH),其经营所得主要视其营利性活动与其使命是否相关采用不同的税收激励与约束手段。

数字时代税收治理转型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日益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度影响经济社会的变革与变迁,并给国家治理体系、人类文明发展带来新机遇,也对当前的税收治理带来新挑战。置于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税收治理数字化转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技术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路径。积极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收治理体系,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税收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进阶之路。

云南省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研究

税收是调节企业污染行为的宏观经济手段。本文基于2000—2020年云南省绿色税收和经济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实证研究云南省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云南省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是动态变化的;短期看,绿色税收的增加能够带动GDP的增长,但也会导致CPI和失业率的上升;长期看,绿色税收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减弱,会受到经济增长、价格水平、就业和投资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与绿色税收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制定绿色经济政策、投资绿色基础设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深化云南省绿色税收改革,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区块链治税的优势、风险与启示

区块链因具有分布账、防纂改、透明度等特点,在增强征纳双方信任,促进纳税自动遵从,降低征纳税成本方面具有潜力。这些优势促使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区块链在税收领域的应用,并产生了一系列代表性案例。但另一方面,区块链涉税运用存在“区块链避税”的“链外”风险,以及透明性风险、网络风险、操作风险、数据泄露等“链上”风险。相对于先前中央账本的集中风险,技术条件的不成熟有可能使区块链将风险分散到所有的参与者节点上,这使得账本所要面对的网络攻击、数据泄露等方面的风险更加显著。因此,应对区块链治税的作用有客观认识,并注重对区块链涉税数据安全风险的防范,做好既有税收信息系统的优化。

论不动产司法拍卖中涉税冲突之协调

在不动产司法拍卖中,存在税务机关搭法院强制执行“便车”征收税款的现象。究其成因,主要在于“先税”范围的扩张、包税条款的绝对优先以及征税行为的模糊性。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纳税义务的偏离,一定程度上减损买受人和被执行人的权益。对此,需要明确征税行为属于特殊行政行为,不能简单地由征税机关直接扣划,而是需要区分税种项目,对特定税种项目赋予优先性,通过特项税款优先扣划、征税机关参与分配、合理运用信用惩戒来协调涉税冲突难题,以平衡私法之债与税收之债、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兼顾税负公平分配价值目标的达成。

税务行政控票处罚的认识、适用与变革

收缴停供发票、暂扣税控专用设备以及限制开票系统权限等措施,是“以票控税”理念在发票领用开具环节行政处罚维度的呈现,旨在打击存在税收违法行为且抗拒执行税务机关处理情形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从功能角度分析,控票处罚具有制裁不法、督促执行和警示教育之复合功能,反映为行为违法、权益克减和经营受阻的制裁逻辑理路。面向现代法治国家和数字政府建设,控票处罚的制度定位和规范适用问题突出,发票监管体制亟待回应数字智能科技发展。为此,应当立足处罚法律定位、明确处罚构成要件、优化处罚执法权力和保障处罚救济权利,同时,优化发票领用开具服务、重构控票处罚制度和转换税务监管模式,确保控票处罚的法治运转和推动税收征管技术变革,最终实现依法治税与以数治税的有机结合,适应税收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需要。

纳税信用数字化管理的改革进展与启示——G20国家比较研究

数字技术的突破和应用是G20国家纳税信用管理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充分研究各类数字技术给纳税信用管理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对重塑和改革纳税信用管理的社会和经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纳税信用管理改革应在观察和分析G20国家纳税信用数字化管理内容、程序、方法的基础上,补齐自身短板、抢抓时代机遇,争取在数字经济时代赶超世界发展潮流,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信用治理水平早日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论企业破产法与税收征管法衔接——以破产企业税务注销为视角

破产企业注销难是横亘在税务部门与法院、破产管理人之间的突出问题。2019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相关文件,提出实行破产便利化注销,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但并未完全解决破产注销在基层税务机关具体实施及应用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实践中,破产税务注销也出现一些需要引起各方重视的新迹象。文章以一起破产企业税务注销案作为切入点,从《企业破产法》与《税收征管法》关于破产注销的法律冲突、基层税务机关面临的现实困境、解决破产注销难的价值取向等几个方面展开讨论,继而提出完善破产注销的制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