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货币政策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会有明显的提高,会计稳健性的提高以及自由现金流量的减少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主要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水平会抑制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非效率劳动投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多地表现为抑制劳动投资过度。

大数据背景下跨境电商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大数据背景下建设跨境电商信用管理体系是促进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信用风险层出不穷,为打造公平的跨境交易环境,提高跨境支付安全,完善跨境电商平台和企业信用评价体系,跨境电商行业亟须建立标准规范的信用管理体系。通过梳理分析跨境电商信用体系建设研究现状,归纳总结出跨境电商信用管理体系正面临信用法律制度不完善、信用评价方法不科学、信用管理模式单一、信用数据质量差等挑战。最后从大数据技术角度,提出了跨境电商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应积极推动跨境电商信用立法与国际标准制定、提高企业及消费者的信用意识、建立健全信用大数据共享机制与标准化大数据跨境电商信用综合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优化信用评价体系等建议。

央行数字货币与货币政策传导

央行数字货币正在登上大国竞争的角逐场,为了适应未来数字经济发展,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势必对货币政策和银行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央行数字货币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改善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发行不计付利息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一方面提升了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约束能力,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银行贷款渠道对实体经济的调控能力;另一方面推动了商业银行数字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使得金融中介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从而降低贷款的融资溢价。基于政策效率、社会福利和经济波动三个角度的定量研究发现:在央行发行数字货币的背景下,采用反通货膨胀政策的牺牲率相对其他制度安排更低;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会起到增进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中央银行需要适度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从而避免银行贷款过度扩张引发的经济波动。本文的研究成果为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隐私信息供需视域下央行数字货币与现金替换:模型与数值分析

本文从隐私信息供需分析出发,通过拆解CBDC与实物现金使用净效用差异阐明社会平均隐私偏好强度与CBDC使用情况的基本逻辑;将社会平均隐私偏好纳入货币搜寻框架构建含隐私因素的货币替代模型,考察社会平均隐私偏好与CBDC替代现金的关系;借助数值分析手段对强保密型、弱保密型和可控保密型CBDC技术进行情景模拟。研究发现,社会平均隐私偏好变化通过商家交易激励影响CBDC和现金的流动性,若商家(消费者)平均隐私偏好更强,CBDC相对现金的比例增加(下降);福利最大化的一种情形是CBDC-现金结构与社会平均隐私偏好强度相匹配且商品均匀分布;可控保密型CBDC在抵御强隐私偏好冲击和福利效应维度占有相对优势;引入可控保密型CBDC后中国情景的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最高,一般经济体次之,发达经济体最小。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的影响

近年来,货币政策工具在发挥总量调节功能的同时,也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2013年起,为加强对“三农”、小微等重点领域及薄弱环节的金融信贷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定向降准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向实体经济精准释放流动性,以期达到优化调节经济结构的政策目的。本文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间的关系出发,尝试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效果进行评价,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融资,且在不良贷款率较低、地区GDP增长率较高的金融机构中具有更强的政策传导效应,更能促进科技创新型企业贷款增量扩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计,加强货币、财政、产业政策协调配合三个方面改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效能。

央行数字货币支付技术进步与应用场景扩大的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央行数字货币和银行业具有垄断竞争特征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央行数字货币支付技术进步和应用场景扩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和作用强度。研究表明:第一,央行数字货币支付技术的进步会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一方面提高公众持有央行数字货币的意愿,从而从需求侧发力推动数字货币化的转型进程;另一方面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带动总需求的扩张。第二,在数字货币化推动下,垄断竞争的银行体系会创造流动性充裕的低利息信贷环境,宽松的信贷环境有利于推动总需求的扩张。第三,央行数字货币应用场景扩大会通过货币数量效应、技术扩散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等传导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稳定宏观经济波动的方式增进社会福利。本文针对不计付利息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成果为稳妥推进我国数字人民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下最优货币政策和货币状况指数研究——基于1992—2022年中国数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开放经济下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显示在外部冲击下,利率、汇率和最终目标高度相关。以理论模型为基础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探究,发现其政策权重受消费者、生产者和中央银行的行为等模型参数的影响。进一步构建货币状况指数(MCI),其权重不仅取决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利率平价参数等的变化,还依赖于最优货币政策参数的变化。根据1992—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最优货币政策参数为1.1823,意味着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是逆周期操作的,且赋予经济增长以更大的权重;估计出MCI的权重为0.7867,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1%相当于实际汇率下降0.79%,实际利率变动的影响弱于实际汇率。最后本文研究表明货币状况指数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目标变动的先行指标。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SVAR-SV模型,逐步分离宏观经济冲击和货币政策水平冲击,构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量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金融摩擦机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实物期权和增长期权机制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企业异质性影响,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控股、中小规模和中西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

中美人工智能创新比较研究——国家创新能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人工智能是国际科技竞争尤其是中美竞争焦点之一。根据国家创新能力理论,文章全方位分析比较了中美人工智能创新,认为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已形成中国和美国组成的“一大一强”格局。中美人工智能创新政策既有共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创新人才方面,美国人工智能人才规模更大、更有经验,高质量人才占有绝对优势,但中国人才规模和质量迅速提高,人才潜力巨大。创新资源方面,中美差距较小,且中国可能很快在算力和数据资源规模领域超过美国,但受限于美国打压,短期内中美在超算和风险投资领域的差距有可能被进一步拉大。知识创新方面,中国正在快速进步,美国仍拥有绝对优势地位。技术创新方面,中国在部分领域已具备比较优势,但在基础平台和关键硬件创新等领域仍“受制于美”,面临“卡脖子”风险。未来需要利用优势加快推动实现人工智能高水平自立自强。

诚信建设的价值意蕴与长效发展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诚信建设作出重要部署,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是当前诚信建设的重要任务。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诚信思想、中华传统诚信文化基因和诚信建设的历史经验是探索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思想基础。诚信建设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于对公民主体性发展、家庭文明进步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促进作用。坚持守正创新营造诚信文化生态,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完善以及全面统筹资源推动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是诚信建设长效发展的必由之路。

数字人民币与银行信贷——兼论创设新型货币政策工具

本文基于数字人民币的智能合约特性,构建了一个嵌入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用以探究数字人民币对商业银行信贷期限结构的作用机制,以及央行定向回转的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人民币推广有助于降低经济系统的波动性,为经济稳定提供新支撑;(2)数字人民币对商业银行信贷期限结构的影响呈现期限异质性:长期贷款主要受到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而短期贷款则更易受到数字人民币转换的直接影响;(3)数字人民币的转换会对商业银行的利润造成一定程度的挤压;(4)央行通过定向回转数字人民币方式,虽然可以缓解数字人民币带来的短期贷款市场流动性问题,但对于长期贷款市场的深层次影响有限。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央行应制定相应的激励措施以推动商业银行的积极参与,同时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不同信贷市场的流动性需求。本研究为探讨数字人民币发行的经济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

我国商业银行对科技型企业认定与信用评估模式研究

厘清我国开展科技信贷业务的实践模式,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精准识别与服务科技型企业的能力,高效率支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通过梳理和分析商业银行对科技型企业认定与信用评价的三类模式,正确把握以政府认定名录和垂直细分行业为界的传统拓客模式、借助企业创新积分制和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的新型政策工具以及数据驱动的信用评价方法的创新实践与经营特点;针对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业认定与信用评价标准不统一、技术能力与信用评估困难、科技金融服务能力整体较弱等问题,建议建立完善科技信用体系,加强技术与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推进科技信用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标准化建设,提高征信机构与金融机构科技信用评估能力,促进评估结果广泛应用。

货币政策、企业经营风险与资本结构调整

本文以2008—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交互效应模型回归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债务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影响下,货币政策对资本结构具有逆周期调节效应;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周期性调节并不受债务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而货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周期性调节不受流动性风险影响。结果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资本结构具有逆周期性调节效应,并且受债务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这对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和“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系列改革有重要启示。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对我国的溢出效应及应对建议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先后出台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2022年3月以来,受通胀高企等因素影响,美联储先后进行加息、缩表的政策操作,正式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变化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一方面引发全球其他经济发达体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加快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导致新兴经济体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和进出口受损等情况,并对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冲击。目前,在多国央行货币政策转向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需要警惕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通过利率、汇率以及流动性等渠道产生的“外溢效应”,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产生影响。建议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一项原则”,防范资金跨境流动和汇率“两类风险”,统筹实施统筹经济与金融、内部与外部、发展与安全的“三对关系”,积极应对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溢出效应,实现我国货币政策的稳定物价、经济增长、风险防控等目标。

基于趋势分解和IOWA算子的组合预测模型

不同的数据有着自身的不同特性,对于时序数据而言,数据往往有着与时间相关的趋势,通过分解这种趋势,并对趋势和趋势以外的部分分别进行预测再组合,可以得到更好的预测结果 .选用2013年1月4日—8月11日的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别采用灰色预测模型、ARIMA模型、LSTM模型以及它们的组合模型对数据进行预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基于趋势分解和IOWA算子的组合预测模型相较单项预测而言有着更良好的预测精度.

中日两国数字货币政策比较及启示

数字货币在数字化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中不可或缺。从中日两国数字货币政策的比较看,两国均未形成完备的数字货币法律法规体系,两国的数字货币政策都体现出“顶层设计、双层运营”的特征,两国在政策目标和原则上高度一致。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对非官方数字货币不予认可,而日本则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加密货币交易;中国侧重于零售型数字货币,日本偏向于批发型数字货币;中国已经开始探索落地阶段的数字货币政策,而日本仍然处于谨慎论证阶段。中国可借鉴日本经验,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主动吸纳民间力量构建多元治理体系并加强国际合作。

货币政策公告、信号传递与股市公告溢价效应——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信号传递的资产定价模型,从理论层面剖析了货币政策公告溢价效应产生的内在机制,并数值模拟出相关变量改变后货币政策公告溢价效应的变化情况;使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日度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公告溢价效应。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公告确实在A股市场上存在公告溢价效应,且效应随着个股风险系数的提升而加强。另外发现,公告溢价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公告向市场释放了一种信号,此种信号传递给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从而需要更大的风险溢价补偿。为防范此类系统性金融风险,建议应当提高中国货币政策公告的前瞻性、透明性和规律性。

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供给与金融风险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内生货币视角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精髓在于阐明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从内生货币视角来看,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各经济主体能够以资产抵押为基础,从银行部门获得相应的信贷货币支持,实际物质产出与信贷货币之间存在着互动相生的关系。此外,各经济主体在各金融机构的支持下进行直接融资,通过借贷关系扩张衍生出大量的债务货币。银行体系产生的信贷货币和社会融资产生的债务货币一起构成社会融资总量。社会融资规模受到基础货币量、货币乘数以及货币滤出率等因素影响,存在着上限约束。

山西区域货币制度变革与信用货币发行管理研究(1919—1931)——兼论山西区域币制变迁问题

民国时期山西的区域金融管理及制度演进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中较有特色和具有一定典型性的问题。民国初年货币体系与规制的紊乱对山西区域经济有诸多的负面效应。自山西省银行成立的1919年到中原大战结束后的1931年,山西先后通过废两改元以及发行纸币完成了区域币制改革的历史性跃进,而且使区域性货币的影响最大化。文章对此段历史,特别是晋钞纸币在服务地方政治目的布局下由优质稳定转向恶性膨胀的历史嬗变,借助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述论,并对民国初年到晋钞首次发行结束期间山西区域币制变迁进行理论分析。

结构性货币政策与新质生产力:理论、机制和建议

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构性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流向、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有效推动了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催生出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扩充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资金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通过两大政策的紧密结合,鼓励企业积极投身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期激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