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对日本泡沫经济的影响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加入汇率变量的理性泡沫模型,分析日元升值对20世纪末日本泡沫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一个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存在经济泡沫的时候,本币的急剧升值不仅会刺激经济泡沫进一步膨胀,而且经济泡沫会随着升值的增加以加速度的方式膨胀。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及后来世界五大主要经济体联合公开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直接导致日元大幅度升值。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日元升值主要通过总体和局部两条闭合路径刺激日本经济泡沫的不断膨胀,日元升值因素是日本泡沫经济形成和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电子货币的发展对日本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日本作为亚洲成熟金融货币体系的代表,电子货币的迅速发展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是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的。基于巴塞尔委员会对电子货币的定义,日本银行按年度发布了2007~2008财年的电子货币及其他货币供给数据。借助这些数据,可以检验近两个财政年度日本电子货币的发展对日本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是否产生值得关注的影响,即日本电子货币的替代效应对央行的各层次货币乘数是否产生显著的影响,以及日本银行的电子货币发展状况调查结果与结论能否指引央行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在电子货币条件下的货币政策。

日元模式对人民币国际化风险控制的启示

货币国际化是把"双刃剑",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包括国际中心货币国和非中心货币国),都会面临许多风险。当然,在目前情况下,人民币仅是在有限的区域内部分国际化,风险问题还不是很突出,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问题会逐渐显现。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借鉴日元国际化的教训减少国际化的风险是必要的。

2001～2006年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汇率传递效应分析

日本经济长期陷入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而停滞不前,2001～2006年日本开创性地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实现经济复苏。研究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汇率传递效应问题,对于当前实践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如何完善政策协调及提高政策效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日本月度数据展开实证,首先运用协整技术和VEC模型分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两阶段来研究日元汇率传递效应的程度和变化趋势,再运用EG两步法和OLS来估算量化货币政策与国内物价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日元汇率传递效应大大降低,这与货币当局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水平密切相关。

货币职能全视角下的货币国际化:日元的典型考察

基于货币职能的全视角,日元国际化阻滞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日元的国际交换媒介职能无法发挥实质性的作用,而这与日本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有关。因此要使交换职能的国际化程度提高,需要提高产业结构层次,降低贸易依存度。同时应将模仿型的技术方式转变为原创型的技术方式,如此才能在国际贸易的产业链中处于高端地位,才能真正提高一国经济的整体实力进而增强货币国际竞争力。这对于当前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次贷危机中日本货币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带来了全球性的降息浪潮。日本虽然降息措施慢了一步,但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衰退,也采取了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由此再一次进入了"零利率"时代。通过理论推导和Grange因果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今后日本降息余地越来越小,而"零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日本"零利率"政策的现实效应对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的调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人民币和日元协调与合作的基础和路径

虽然东亚区域的货币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进展缓慢。后危机时期,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可能再一次陷入困境。作为区域内重要国家的中日两国来说,应该在区域合作方面肩负起重大责任,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寻找突破点。人民币和日元的协调与合作,无论对于东亚区域还是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具有明显的意义和重要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经过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人民币和日元进行协调与合作的路径,其中包含两国、区域和全球3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日本应对流动性陷阱的财政货币政策分析

20世纪90年代进入衰退期的日本经济为了应对通货紧缩和"流动性陷阱"风险,采取的宏观经济和金融货币政策调整的有效性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研究问题。虽然日本对宏观经济和金融货币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但并未实现缓解通货紧缩压力、降低"流动性陷阱"风险、走出经济衰退的预期效果。鉴于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既要抑制通货膨胀,适度地调整我国经济的通胀预期,还要有效防范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

传导机制扭曲与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失灵

商业银行体系在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至关重要。由于存在内生缺陷和现实约束,日本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对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缺乏弹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严重扭曲,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无法拉动投资和消费,导致日本2001～2006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失灵。2013年,作为＂安倍经济学＂的核心支柱,日本又重启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考虑到传导机制仍然处于扭曲状态,我们有理由判断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仍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日本货币政策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

本文选取安倍政府宣布实施质化量化宽松政策以来3次代表性的货币政策公告,运用事件分析法,考察这些事件对日本股票市场的短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3次事件对日本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3次事件发生期间,日本股票市场累计超额收益率的走势几乎一致。在运用同样的实证方法检验中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时发现,刺激性政策对股票市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表明,日本央行明确的政策取向和持续的预期管理是其货币政策对股票超额收益率产生正向影响的主要原因。在当前中国股票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日本央行的这一经验值得中国央行和监管部门借鉴。

日本后泡沫时期货币政策论争与政策框架的转型

货币政策框架的构成决定了具体的政策运营模式和传导机制,从而影响政策效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各界就围绕着货币政策展开了大讨论,如90年代初的＂货币供给量论争＂,90年代中后期开始并长期持续的＂通货再膨胀派＂与＂日银理论派＂之间的论争。这些讨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与上述的讨论相对应,日本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传统框架的微调和90年代末期实施非传统的零利率货币政策;二是2001～2006年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三是2013年实施的量化质化宽松政策。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变,经由了＂经济变化—人们的认知及相关决策博弈—政策转变＂的路径。

日元汇率波动与日元贸易结算货币地位分析

日本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动日元国际化,试图提升日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比例。但迄今为止,日元国际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日元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比例仍然偏低。同时,日元国际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日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汇率波动对日元在进口贸易结算中的比例具有正向影响,汇率波动使外国出口商更倾向于选择日元结算;但是,汇率波动会减少日元在出口贸易结算中的使用比例。日元汇率波动与日元结算货币地位之间的这种关系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应谨慎地逐步放松汇率形成制度,防止汇率大幅波动对人民币国际化造成不利影响。

东亚区域主导货币——人民币与日元的比较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开始货币合作。2005年伴随东亚经济的复苏,货币合作的步伐有所放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货币合作呈现升温的态势。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在经济政策协调、货币互换网络、东亚外汇储备库和双边贸易结算试点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未来何种货币替代美元有助于东亚深化货币合作?东亚区域主导货币的争论集中于人民币和日元的选择。本文采用最优货币区理论的5项指标,经过东亚人民币区与日元区在美国金融危机前后的发展变化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在双边贸易开放度、汇率波动性以及通货膨胀率一致性方面高于日本与东亚其他7个经济体的融合程度,在利率协同性和商业周期协同性方面,中国和日本都没有明显优势。综合而言,日元难以成为东亚区域主导货币,人民币货币区正在悄然形成。为深入推动人民币区域化,中国大陆应该建设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通过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使中国成为东亚真正的最大市场提供者,完善人民币境内外回流机制,将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的红利与东亚区域分享。

日本宽松货币政策:缘起、效能与趋势

为应对长期通货紧缩,日本银行推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数量宽松政策,而后出台分类阶梯管理的负利率政策。日本银行与政府、商业银行、居民的国债交易产生差异化扩张效果,货币供应量、商业银行资产对基础货币的弹性较小,影响货币政策效力的发挥。短期内,消费支出、投资支出、对外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较小。在未来,宽松货币政策可能继续维持负利率,对政策操作方式进行微调,强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发挥政策组合的合力作用。

基于贸易结算非对称性的中日货币国际化研究

货币国际化并非只有一种模式,根据货币发行国的国际贸易地位高低可以分为"贸易强国货币国际化"和"贸易弱国货币国际化",日本和中国可以作为两种不同模式的代表。具体而言,在进口贸易结算与出口贸易结算中本币替代外币的不同程度即反映了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产生的差异对一国的汇率和外汇储备会产生不同影响。中国不可盲目学习日元国际化,而应循序渐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维护汇率稳定和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

日本银行的收益率曲线调控及其启示

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日本银行从2013年开始先后尝试了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负利率政策等非传统货币政策,由于目标迟迟难以达成,又于2016年9月开创性地实施收益率曲线调控。从近两年调控的效果看,日本银行成功调控了收益率曲线的形态和位置,并对物价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日本银行收益率曲线调控同时调节长短期利率的调控方式,与我国央行在调整基准利率时对各种期限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进行调整的调控方式有相似之处。有鉴于此,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初期,可能不宜采用只调整银行间市场短期利率的传统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而实施收益率曲线调控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通胀预测目标法在日本失效的原因分析

为缓解长期的通货紧缩问题,日本银行于2013年年初开始引入通胀预测目标法(Inflation Forecast Targeting,IFT)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度安排。然而从5年左右的表现来看,IFT并未在日本产生明显的效果。作为一种已经被世界上多个经济体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制度,IFT为何没能将日本经济带出通缩的泥潭?对日本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传导机制进行重新审视发现,IFT在日本失效的原因可归结为日本银行的公信力较低,并缺乏有效的市场沟通机制,同时货币政策框架不够明确,因而无法锚定长期通胀预期,最终降低了货币政策对通胀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