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金融强国指数报告: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价结果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将金融工作上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建设金融强国指数编制及数据库建设是核心主题相关研究领域及效应拓展研究领域的基础设施层面的根本需求。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系统论述,围绕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在传统的金融发展测评指标的基础上,确立建设金融强国指数编制的七大领域的指标体系;测定和编制全球36个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发展指数,并从中比较分析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实力地位、比较先进性及待提升空间。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演绎中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实施路径和发展步骤等多方位措施。本文首次建构建设金融强国的测评指标体系,是为拓展金融发展测评的研究文献的边际贡献。

人工智能与产业链韧性提升

提升产业链韧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内容。基于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MRIO)测算产业链韧性水平指标,并结合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提供的工业机器人数据,深入探究人工智能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人工智能会显著提高产业链的韧性水平,这一结果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更换变量、样本范围和估计方法等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显著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效应和治理体系优化效应是人工智能助力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关键内在机制。(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家层面,人工智能对发达国家和数字基础设施普及程度更高国家的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更明显;在行业层面,相比低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对中高技术类制造业的产业链韧性提升作用更为突出。(4)考虑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时发现,金融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人工智能对产业链韧性的提升效应。据此提出应培育壮大人工智能行业、推进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以及加快建设数字化政府。

我国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校验机制研究

我国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后,不断出现高评级债券违约事件。为此,监管部门积极发展多种评级,以期提高债券评级质量。通过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研究了不同付费模式信用评级如何综合发挥校验作用。基于博弈模型的理论分析发现,不同付费模式评级发挥校验作用的机制在于投资者的反应:当投资者付费和发行人付费两种模式评级差值增大,投资者不以单一评级结果进行债券定价,而是根据评级差值调整债券价格。基于2011—2020年企业债评级数据的经验证据显示,随着评级差值增大,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会降低后续评级,且评级差值对单一信用评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负向关系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偏正面的私有信息会降低债券信用利差,而以中债资信为代表的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提供的私有信息则不会显著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均体现出单一评级模式在定价方面的弊端。因此,监管部门应继续鼓励发展投资者付费评级模式,并鼓励机构投资者发展内部评级,以充分发挥多种评级模式的交叉校验作用。

水利高质量发展政策供给体系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水利部大力加强水利智库建设,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和治水重要论述精神、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组织开展水利政策研究,加大水利政策供给力度,取得显著成效。展望今后一个时期,水利肩负新使命、面临新形势、承担新任务,亟需研究推动一批打基础、管长远、促发展的政策措施,以高质量水利政策研究助推水利高质量发展。

绿色债券市场间风险溢出效应动态分析——基于中国、新加坡、韩国及日本的数据

采用VAR-GARCH-BEKK模型和VAR模型下动态溢出效应联通矩阵方法对亚洲四个国家绿色债券市场间收益及波动率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四个国家绿色债券市场间收益及风险的动态溢出效应非常大而且对国际事件(俄乌冲突)非常敏感。首先,新加坡是最大的溢出国,而中国是唯一的溢入国;其次,2022年俄乌冲突事件发生后四个国家绿色债券市场间溢出效应明显大幅度增加;最后,四个国家绿色债券市场间收益及波动的总溢出效应达到24.91%。

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现状及监管对策——基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视角

当前,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日益紧密。在双方为金融市场提供更多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同时,如何规范双方合作,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成为金融监管面临的重要课题。文章对我国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现状及模式进行梳理,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角度,揭示双方合作中面临的潜在风险,并从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两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多元市场间的“耦合联动效应”——基于小波局部多元回归系数

金融体系与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本文选取5个金融子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日收益数据,利用小波局部多元相关系数测度金融系统与房地产市场间的时频相依性,并验证此6个市场之间的联动结构特征,识别金融风险的外溢窗口。经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市场间存在稳定的高频低正向联动低频高正向联动的特征;除股票市场外其他金融子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并不存在稳定、高强度的耦合联动特征。股票与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高强度的耦合联动效应,股市是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沟通的桥梁;在样本期间,股市之外其他金融子市场的加入,使得金融体系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联动有所下降,但下降程度有限。因此,要重点关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市场,促进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形成共生互荣、相互促进的正和博弈。

金融制裁是否遏制了主权财富基金对俄投资?——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主权财富基金是一类特殊的国际投资主体,与政府联系紧密,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与战略影响决定了其在金融制裁中更易触发制裁国的关注。本文分析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以及金融制裁遏制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合成控制法量化评估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对俄罗斯吸引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14年以来的金融制裁使俄罗斯年均损失超过36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流量,该规模达到制裁前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年度峰值的84%;而且制裁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以上结果证明,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比较有效地遏制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的投资,从而对俄罗斯构成经济孤立的压力。在当前金融制裁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对俄罗斯投资以及与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投资的行为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应当及早做好预案,防范美西方国家的连带制裁。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非对称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波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基于非对称影响的视角,构建一个融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和经济波动的Mundell-Fleming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各要素的非对称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物价水平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物价水平的促进效应,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大于贬值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此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大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抑制效应。以上结果均通过稳健性检验。因此,央行需要加强对汇率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的关注,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成为后续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根本遵循。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金融资本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炼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成逻辑,即金融高水平开放是在货币开放的基础上,金融资本借助于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载体实现跨境自由流动并完成积累和增殖,同时规避货币、货币索取权或证券形式的权利证书的快速积累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的经济过程。中国金融开放的实践进程丰富了这一逻辑,即金融开放为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夯实了基础,金融资本跨境流动的载体种类不断扩围,以及积极探索金融制度型开放。然而,当前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如全球美元依赖型金融环境的外部约束、金融资本跨境流动存在结构性错配、金融机构的载体功能尚未完全释放和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等。因此,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策略选择具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形成境外人民币稳定供给机制以发挥货币在金融资本跨境流动中的基础作用、疏通金融机构载体职能发挥中的堵点以在吸引外资上提供更大便利、提升金融市场“管道式”开放能级以促进金融资本在更大合理范围内流动、优化境内外金融资本环境提高收益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积极培育促进金融资本跨境自由流动与防范快速积累风险的规训环境。

基于金融工具准则应用的硅谷银行危机事件透视——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再反思

公允价值会计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被认为具有顺周期效应而加剧了金融危机,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大争论,2023年发生的硅谷银行危机事件则从另一个侧面再现了这个问题。本文回顾了公允价值会计及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产生的争议,简述了本次硅谷银行危机爆发的过程及原因,从金融工具准则应用视角探讨了硅谷银行危机事件,对公允价值会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本次硅谷银行危机事件中的角色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通过硅谷银行危机事件对金融工具准则和公允价值会计在当前的应用和问题进行了再反思,并提出下一步的改进建议。

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区位选择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首先选取了宏观经济环境、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效率、科学教育供给水平以及制度环境6个一级指标和38个二级指标,建立了测评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算得52个沿线国家在2007—2019年期间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接着,运用拓展投资引力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分别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及不同投资动机视角进行异质性检验。最后,提出中国应积极推动有关投资便利化规则的多边和区域谈判,不断加深同沿线各国的投资便利化建设与合作,促使其投资便利化水平提高,助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研究:发展水平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分层多维要素三级评估指标体系,测算“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发展水平,并实证分析“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资金融通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国家间存在差距;当前金融合作尤其是双边货币互换、银行海外分布和金融监管合作对资金融通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多数国家资金融通发展水平仍较低但潜力巨大,各具体影响因素对资金融通水平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总体而言,双边贸易额、移动蜂窝订阅量、一国人均GDP与资金融通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制度质量对资金融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现阶段应深入挖掘发展潜力,合理规划发展路径,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促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发展。

基于建设者队伍锻造视角的金融强国推进战略研究

建设金融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手段,锻造高素质建设者队伍关系到建设金融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是推动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金融强国建设者队伍由政策制定者、从业者和相关公众组成,通过角色切换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施加影响,是推动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和影响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变量。只有具备勇于担当和奋发有为的品质、遵纪守法与诚信合作的精神、持续学习与创新发展的能力,才能成为高素质的金融强国建设者。金融强国建设者素质的形成有累进合成的特征,强化党的领导、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引导,提升现有金融强国建设者队伍的素质与能力,夯实未来金融强国建设者的素质能力基础,只有持续汇聚合力稳步推进,才能锻造出高素质的金融强国建设者队伍。

离岸金融中心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与离岸证券投资——兼论金融监管的作用

离岸金融中心(OFCs)囤积着巨额离岸证券投资但也隐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文章采用36个OFCs的2006-2020年面板数据,合成并测度了全球OFCs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以此检验了其与OPI的关系和金融监管在其间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全球离岸金融系统性风险呈现下降趋势,其中银行市场、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贡献度较高,并且系统性风险抑制了离岸投资者持有OPI。国际社会重压下的离岸金融监管并非力有不逮,而是通过降低金融市场和政府部门风险两条路径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吸引了OPI。异质性研究表明,金融监管抑制股权类OPI风险的效果比债务类OPI更为显著,对OPI风险的遏制作用则在金融危机后比危机前更加突出。

人民币汇率预期度量的新方法:从外汇期权中提取风险中性概率密度

预期管理,已成为新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重要抓手,不仅可以缓解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为稳定人民币汇率提供新的手段和方式,还可以降低外汇管理成本,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加强预期管理,关键在于科学评估各类工具的效果,并相机抉择对其加以搭配组合,这有赖于准确度量人民币汇率预期。实践中,常用的汇率预期代理变量是远期NDF汇率和汇率预期调查。其中,使用最广的是远期NDF汇率,但其主要依据来自简单的可视化分析,缺乏严谨的经验证据支持。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远期和期货价格都小于预期的未来现货价格,因而难以成为人民币汇率预期的有效测度。汇率预期调查则在技术上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在调查结果上存在人际不可比性;二是调查数据的样本量通常较小,无法充分反映预期异质性。近年来,金融衍生品市场不断发展为前沿金融工程技术的应用提供了重要条件。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借助香港交易所美元兑人民币期权数据提取隐含的风险中性概率密度函数度量人民币汇率预期的新方法。基于风险中性密度函数基础上的人民币汇率预期度量,相关研究拟在如下三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基于新提取的汇率预期分布数据对已有研究进行实证再检验;二是通过比较汇率预期分布的变化评估外汇市场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的短期效果,继而为科学选择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工具提供指导;三是可以尝试建立外汇市场压力和人民币汇率预期之间的联系。

气候变化投资框架在低碳转型金融效果评估中的应用研究——基于国家、行业和企业视角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气候环境信息披露内容的国际化标准不断更新统一,但各国以及各行业和公司在低碳转型方面所做的努力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对各主体的低碳转型行动效果进行评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东方汇理银行(Amundi)在2020年共同设计了气候变化投资框架(CCIF),通过CCIF框架对国家、行业和公司的低碳转型行动与《巴黎协定》目标的一致性进行评估。惠誉咨询公司(BMI)和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针对亚太地区的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应用CCIF设定了三个目标支柱(即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和对转型的贡献)来评估资金流动与实现低温室气体(GHG)排放和气候适应力发展的途径保持一致性的程度。对CCIF的三大支柱内涵及其在国家、行业和企业低碳转型行动表现评估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提供相应的分析方法和结论,并为我国在低碳转型金融效果评估方面的实践以及行业转型政策制定给出相应建议。

1340年代佛罗伦萨商业银行的金融危机与应对

13世纪末14世纪初,佛罗伦萨商业银行公司建立了以那不勒斯粮食贸易和英国羊毛贸易,以及佛罗伦萨毛纺织业等为核心的三角平衡贸易。14世纪,欧洲进入饱和经济时期,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开辟了以王室贷款换取贸易特权的商业道路。1340年代的经济与政治危机终结了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与欧洲王室的蜜月期,从整体上破坏了其国际贸易网络,导致佛罗伦萨在1340年代的金融危机。危机过后,教廷金融成为佛罗伦萨商人银行家的经营重心,沉迷于商业领域的意大利银行没有走向现代化的迹象。

全球数字债券市场发展趋势及启示

本文介绍了数字债券的定义与特性,以及近年来全球数字债券市场的关键技术与创新实践,分析了数字债券在提高市场透明度、效率、可及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优势,总结了境内数字债券市场建设的主要进展,并针对境内数字债券市场建设提出以离岸市场为试点等发展建议。

在改革中扩大内需的系统框架与政策建议——基于收入水平、支出成本、供给质量三大变量视角

刺激消费被视为扩大内需的主要思路。然而,这一命题的两大前提:居民储蓄率高而消费率低以及将消费行为视为居民愿意掏钱即可完成的单方面行为,都不能成立。为准确找到扩大内需的方向,从内需概念的传统界定思路出发,认为静态截面式的研究视角让内需的真实内涵以及决定性因素被忽略。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消费是收入水平、支出成本与供给质量三大变量的函数。而收入增速下降导致居民不愿消费、大额长期性消费压力导致居民不敢消费、供给质量偏低导致居民不能消费,共同构成了中国内需不足的系统成因。对此,成功扩大内需,须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为根本目标,并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四方面分别采取改革举措,让居民愿消费;着眼于住房、医疗、义务教育三方面,以降低成本为主要抓手,让居民敢消费;以吸引支出为发展导向,以法律保障、品牌培育、研发支撑、政策支持等方面为着力点,让居民能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