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指数的构建及对策建议研究——基于国家异质性视角

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金融合作是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的有效途径和务实之举。中国与老缅越柬国家异质性明显,金融合作历史悠久、成效显著,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金融合作模式,具有研究的典型性。以金融合作事件为基础,通过构建金融合作指数测度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水平。研究发现,除了传统的影响区域金融合作的经济金融因素外,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政治互信程度、文化相近性及地理距离等非经济因素对异质性较大的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有根本作用。该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与老缅越柬金融合作提供决策参考,也为中国与其他异质性大的国家间的金融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双循环”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效应评估

受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外部环境变化冲击以及内部传统低成本优势不断丧失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利用外资虽面临挑战,但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滑相比却成功实现了“逆势上扬”,其根本逻辑在于“双循环”能够形成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具体而言,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下的产业配套能力提升和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更高开放水平下的国际循环畅通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高度契合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布局全球生产网络,尤其是布局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的现实需求,在利用外资上即表现为“稳中提质”。在创新性地对国内国际双循环进行定量和有效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的计量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预期的正确性,即“双循环”能够显著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并且主要通过更加畅通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及其二者相互促进的机制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和中国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为充分发挥外资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中国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制度创新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分工体系,以形成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新优势。

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历程与路径探析

人民币国际化自2009年正式启动以来,经历了“启动与快速发展”“调整与平稳发展”“回升与持续发展”三个阶段。尽管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还有一定差距,但作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交易媒介、计价手段和储藏工具三大功能。为使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致远,有必要深刻理解货币国际化的客观规律和相关国际经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创造条件,激发境外机构和个人使用与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具体举措包括实现经济持续稳步增长、保持出口贸易大国地位、加快金融市场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影响等。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泰国投资可持续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2015-2022年成立的431家泰国中资企业经营信息,考察“一带一路”背景下泰国中资企业发展状况。其中,2018-2022年,泰国中资企业总营收和净利率数据显示,泰国中资企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数据显示,部分泰国中资企业可能面临较高财务风险。案例分析发现,泰国中资企业应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充分重视资金结构合理调节。文章从微观层面厘清泰国中资企业的经营绩效,进一步为中国企业赴泰国投资提供实践参考。

外商投资区域生态位、进化动量与空间分布——2012—2021年中国31个省份实证研究

战略定位是战略管理的核心,区域生态位是战略定位的核心。文章将区域生态位视角引入外商投资领域,以2012—2021年外商投资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探索外商投资区域生态位、进化动量和空间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外商投资中国资源竞争不激烈,区域生态位强度、重叠度不高,生态位宽度较大,外商投资沿海地区较多、大西北地区较少;(2)外商投资中国区域生态位强度和宽度的进化动量较大、外商投资提升空间较大,在大西北地区提升空间较大、沿海地区提升空间较小;(3)中国外商投资空间呈现梯队分布且地理空间呈现高高聚集或低低聚集的正相关关系;(4)外商投资中国区域生态位强度、宽度及强度进化动量对于外贸区域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生态位宽度进化动量对区域外贸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由此,文章分析得出如下启示:我国宜促进外商投资区域资源扩展和进化程度、优化外商投资区域资源结构和进化动能、强化外商投资区域协同和产业聚集效应。

人民币情绪、汇率预期与估值效应关系研究

文章使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人民币情绪指数,基于TVP-SVAR-DY模型研究了人民币情绪、汇率预期与估值效应的关系,重点讨论了在2015年“811汇改”时期的情况。结果表明:第一,人民币情绪对汇率预期的溢出效应大于汇率预期对人民币情绪的溢出效应,且汇率预期溢出效应更多表现为长期效应。第二,估值效应的影响因素是汇率和资产价格收益率,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异质性,在其余时期,资产价格收益率是估值效应的决定因素;在2015年“811汇改”时期,汇率因素是估值效应的重要因素。第三,对估值效应进行分解发现,在资产价格收益率引致的估值效应中,汇率因素通过人民币情绪和汇率预期发挥作用,而且主要是以人民币情绪起主要作用。

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革命背景下,数字政府已经成为高质量利用外资的重要增长极。基于FDI质量视角,结合国脉网提供的电子政务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政府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振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三种渠道显著促进了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促进作用会因税收规模、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开放程度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数字政府有利于促进长三角利用外资“稳中提质”。这些结论对长三角推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11汇改”对中国经常账户差额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回归控制法量化评估“8·11汇改”对中国经常账户差额的影响。研究发现:“8·11汇改”后经常账户差额的反事实值曲线始终高于真实值曲线,且处理效应显著为负,即“8·11汇改”后中国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显著下降,降低幅度可能达到2%以上。上述结论在增加控制组国家数量、在控制组中加入影响经常账户的宏观变量、安慰剂检验、改用合成控制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始终保持成立。上述研究结论也为汇率制度选择与经常账户失衡调整之间关系的争论提供了中国的经验证据,即更加浮动的汇率制度确实有利于经常账户的失衡调整。

东道国投资壁垒、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G20国家的经验证据

以限制性投资政策为特征的东道国投资壁垒正重塑中国ODI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探究了投资壁垒、制度质量及其交互效应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对G20国家2003-2020年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发现:第一,东道国投资壁垒对中国ODI起到了显著的遏制作用;第二,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DI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国家异质性,发展中国家呈现出显著的制度质量规避特征,发达国家呈现出制度质量偏好特征;第三,发达国家东道国高质量的治理水平弱化了投资壁垒对中国ODI的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对华贸易依存度对投资壁垒起着积极的调节作用。

新时期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机遇、挑战及应对

新时期,我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既面临难得的有利条件,又面临复杂的矛盾问题和制约因素。今后,我国应在稳定自身经济发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吸引和利用外资的质量,夯实重点领域产业合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切实防范引资风险。

从两起罚单看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

2023年7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一批罚单,共性问题集中于清算、支付账户的管理,以及客户身份和交易背景真实性、合法合规性的识别等方面。本文拟以此次处罚体现的共性问题为出发点,研究其产生的深层原因,以期优化支付机构外汇业务管理,助力我国跨境电商业务更好的发展。

利率、汇率与短期资本流动——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当前,新兴经济体市场资金流动逐渐复苏,我国短期资本双向流动活跃,资本流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可在短期内发生大规模变动破坏金融市场秩序。本文选取2010—2021年的月度数据,通过构建VAR模型探究利率、汇率与短期资本流动三者之间的具体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利率与汇率对我国短期资本流动存在显著影响,短期资本流动对利率的冲击反应更加敏感。

中美货币互换协议的比较分析

货币互换协议是国际金融领域比较新的概念,且美国和中国是签订和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的重要国家,阐述和比较这两国货币互换协议情况,有助于了解互换协议的基本逻辑。美国和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的动机显著不同:美国通过为美元资产提供流动性,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减少潜在的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主要是为了促进对外贸易投资,另外也有补充流动性、帮助他国充实其外储、提供人民币储备资产、稳定海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等动机。中美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也有差异,美国提取额度较大。虽然,中国与互换国之间的贸易投资量还在增长中,但是使用人民币的比重不算高,目前提取的人民币额度有限。就特征而言,中国签订协议的国家比较多元化,对手国与中国关键经贸伙伴的重合度较高。未来中国将继续利用货币互换协议促进贸易和投资,同时发挥人民币补充全球流动性的作用。随着货币互换协议更多被使用的同时也面临更多风险,需要未雨绸缪给出预案。

口岸支付环境建设的实践与成效———以二连浩特口岸为例

二连浩特口岸是我国对蒙古国跨境往来的重要窗口,中蒙进出境人次位居内蒙古首位。目前,蒙古国个人入境以现金及人民币借记卡结算为主,结算便利化感受度较低。部分蒙古国客商通过地下钱庄“对敲”等非合规方式进行结算,引发外贸商户银行结算账户被公安机关冻结等系列问题,影响了口岸营商环境的优化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锡林郭勒盟分行(以下简称“锡盟分行”)持续深化“金融为民”理念,积极主动探索优化口岸支付环境建设模式与路径,从提升境外人员入境我国后的移动支付体验及纾解外贸商户银行账户冻结问题方面入手,推动口岸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金融科技、营商环境与共同富裕——基于地方官员变更与城镇化视角

新发展格局下,金融科技赋能共同富裕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基于我国286个地级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探讨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与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可以有效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显著提升;金融科技可以通过提升营商环境来促进共同富裕,并且在金融科技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官员变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城镇化水平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夯实金融科技的基础支撑,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一带一路”视角下菲律宾税收制度研究

菲律宾是东盟(ASEAN)主要成员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24成员国之一,菲律宾作为我国南海的邻居,其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尤其是菲律宾新生人口众多,菲律宾未来的市场前景相当广阔。2022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菲律宾取得了7.6%的经济增长率,菲律宾正快速成为新兴工业国家及世界的新兴市场。菲律宾是“一带一路”的倡议者和建设者,中国企业进军菲律宾,了解菲律宾当地的税收制度是非常有意义的。

金融开放、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

金融开放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改善融资环境、驱动企业创新发展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使用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跨境资本流动视角检验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金融开放提升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经过工具变量法、PSM法、Heckman两步法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通过缓解整体融资约束、降低债权和股权融资成本、增加股权融资规模等路径驱动企业增加创新投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上述关系在非国有产权、资产规模小、区域金融欠发达以及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化水平强化了金融开放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效应,并且金融开放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投资的市场绩效和经营绩效。本研究有助于理解金融开放、融资环境改善与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论对金融开放的政策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集成DEMATEL-ISM的民航飞行安全风险影响因素研究

航空安全是民航发展的生命线,飞行安全风险研究是飞行安全分析的重要内容,飞行安全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是飞行安全风险研究的重要基础。为研究民航飞行安全风险影响因素,在构建飞行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决策式实验分析法和解释结构模型联合法(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DEMATEL-ISM)的算法构建飞行安全风险影响因素模型,对因素的属性、重要度、作用机理等进行深入分析,建立系统性的多级递阶结构模型。最后通过算例编程仿真实现,对结果深入分析与研究,探讨其实际应用价值,证明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该方法可以为飞行安全风险管理提供决策帮助和理论指导,有助于提升飞行安全管理水平。

外资进入的碳排放效应及其对碳达峰的影响

在不断压缩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引进外资究竟会如何影响双碳目标的实现?为回答这一问题,使用2001—2019年省份-行业的碳排放数据,并结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外资准入政策的碳排放效应、作用机制、异质性及其与碳达峰的关系。结果表明:外资准入政策显著降低了碳排放水平,且该政策主要通过促进能源结构清洁化实现碳减排;外资准入政策对东部地区碳排放无显著影响,对中部地区和北方地区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和南方地区碳排放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高碳排放行业,该政策对非高碳排放行业的碳减排作用更为突出;拓展分析发现,外资进入规模与碳排放量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且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大多数行业尚未跨过拐点。因此,进一步放松外资准入政策、持续推进能源结构清洁化并根据地区及行业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的“负面清单”等可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本土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本土市场规模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之点,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深入考察本土市场规模对FDI流入的影响及其机制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市场潜力能够吸引FDI流入。该结论在内生性分析、分位数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本土市场规模可通过劳动力效应和科技创新效应促进FDI流入。具体而言,国内市场潜力可提升区域劳动生产率并降低用工成本,同时提高地区总体创新和实质创新能力,进而促进外资进入国内市场。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强化本土市场规模的FDI流入效应。基于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本土市场规模对胡焕庸线东南侧城市、高交通基础城市和低经济增长目标城市FDI流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对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