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典商的历史启示

明清时期 ,山西典商在长期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当今典当业应借鉴明清山西典商的经营经验 ,以市场为导向 ,全面提高服务质量。

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

万历以来 ,“万历嗜财”抑或为尊者讳的“国家财政困难”被认为是矿税大兴的最主要原因 ,但为何可“以矿税启之” ,大家都没有作出具体解释。事实上 ,明神宗选择矿税而非其他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 :明代前期税收制度的不合理设计 ,为商业税增收留下了很大余地 ,从而为中期而后的矿税大兴开启方便之门。矿税大兴固然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弊病 ,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考虑 ,它确实对前期商业税收制度的不足多所匡正。

新疆华俄道胜银行的兴衰

19世纪未至20世纪初沙俄为侵华需要，开办了稻为中外合办的“华俄道胜锹行”。该行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自建行至沙皇政府崩溃的十二年中，资本增加150多倍，号称“世界第九大银行”。本文试就文献结合部分档案和社会调查材料，对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喀什噶尔、伊犁、塔城和乌鲁木齐四分行的设置年代，经营活动及其对新疆人民的危害，试作探析。

试论唐代飞钱的产生及性质

飞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汇兑制度。它产生于唐宪宗时期 ,是一种在异地间移转汇兑钱币的方式 ,性质上类似于今天的汇票。治唐史者均对飞钱的出现相当重视 ,但在重视的同时往往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做过高的估计 ,单纯地把飞钱的出现归诸于晚唐商业的繁荣。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本文旨在对唐代飞钱的产生及其性质做一试探性论述。

从文契看清代福建民间借贷关系

清代福建民间借贷的特点:逐步从实物借贷为主转向以货币借贷为主;小额短期借贷占绝大多数;民间借贷主要是为了渡日、操办婚丧、宗族祭扫或缴纳租赋等,只有少数是为经营而融资。这既反映福建农村商品货币经济有所发展。

农民财产权抵押方案如何设计?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了农村农民财产抵押权,这在理论与政策上都是重大突破。但是,实践中如何把农民财产抵押权落到实处,尚需通过进一步研究、试点,把条款细化。近几年来,云南、四川、广东、山东、安徽等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林地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落实《决定》奠定了基础。但是试点的磕磕绊绊，显示出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艰辛。

关于唐宋借贷利率的计算问题

关于唐宋借贷利率的计算问题黄向阳借贷关系在我国古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很值得重视。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唐宋借贷关系的性质和作用，首先就要正确计算唐宋借贷利率。中国经济史学界对唐宋借贷利率单位的认识和计算尚存在一些问题，不少论著对唐代与宋代的...

元朝的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

元朝在总结宋金纸币发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首先实行了纸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货币政策。元政府的货币政策 (钞法 )主要包括发行和管理两个方面的内容。它的实施 ,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 ,由于生产萎缩、财政开支浩大 ,在元朝中、后期出现了通货膨胀。元政府没有采取发展生产、节俭财政开支的根本举措 ,却将元初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破坏殆尽 ,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终致货币政策 (钞法 )为人民所抛弃 ;货币政策的破产 ,反过来又加速了元政权的垮台。元代的货币政策 (钞法 )的经验教训 ,对当代货币金融制度、政策的完善仍有借鉴意义。

清政府发行"昭信股票"始末

“昭信股票”是清政府为筹《马关条约》赔款之资，于１８９８ 年以股票之名发行的公债。计划发行额白银１亿两，实际发行估计只有１０００ 万两左右。此次公债的发行，一方面增加了工商业者和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严重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使民众进一步趋于贫困；另一方面也表明君臣之间开始产生债权债务的经济关系，使封建的等级关系出现动摇；同时还说明当时的中国财政正在逐步向近代化迈进。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研究——基于贵州省黔南州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黔南州农村产权抵押融资发展基本情况，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了完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的政策建议，以期形成“可复制、易推广、广覆盖”的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模式，为破解“三农”融资难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华俄道胜银行与东北地区中俄两国的工商业

华俄道胜银行和中东铁路一样，是沙俄对中国进行“和平征服”的工具之一；而且它与我国东北地区的中俄工商业亦有密切的关系。研究这个问题，对全面了解近代中俄经济关系的性质，不无裨益。

清代以来内蒙古的当铺与镖局考略

当铺与镖局是近代内蒙古经济史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两项重要课题。近年出版的有关当铺镖局的论著，均对内蒙古近代的当铺与缥局状况很少叙述，而民国年间日本人的某些调查资料则可对此缺陷有所弥补。

“政法”与“私契”之间——唐代财富管理的机制选择

唐律规定,对官私开展的借贷等活动,管理原则是"任依私契,官不为理",但在"官不为理"之外又规定了"官为理"的若干情形,同时对借贷等财富管理活动的利息率、利息总额、借贷主体、违约行为的解决、违法行为的处理等又有着较为严密的管控措施。对借贷等活动"官为理"的方式,一般是在确保借贷契约依法依契履行的前提下,依照当事双方所订契约和国家法令进行处理,对违法行为以依法惩治为主,对违约行为以调解为主。唐代对借贷等财富管理活动的管理,基本上是根据契约履行结果的不同情形,在"政法"和"私契"之间选择合适的方式进行处理。

上海“闻人”的惊险人生——虞洽卿

虞洽卿（1867-1945），浙江镇海人，名和德，早年到上海当学徒，1894年后任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华俄道胜银行买办。 1903年独资开设通惠银号，发起组织四明银行。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公审公堂案，经四处奔走，与组织当局交涉获胜，遂名闻沪上。1908年创办宁绍轮船公司。1911年上海光复后任都督府顾问官、外交次长等职。

康乾盛世的高利贷（上）

《大清律例·户律》明文写道“月息不得过三分”。但当时许多地区存在着一种“按日计息”的短期借贷关系，这种短贷的月息约为30％左右。为了规避法律制裁，高利贷者竟然设计出“六七当十，半年不还，即行转本”的恶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