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生死问题探源

文化的生死作为既成事实,只能是指群体文化的生死。学术界专门研究过文化生死的学者,有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但这二人无论是对文化之生死的指认,还是对文化生死之因的解释,都存在谬误,不能成立。文化作为人类创造力的果实,从生物性意义的现代人类算起,其生即起点是晚期智人的原始群文化,其后相继演变为氏族文化和国家文化,而其死即终点则是文化的主人不复存在之时。其生的成因是人为了满足自身需求所进行的创造,死的原因是群体文化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被外部力量消灭或打散。

Sora:从技术哲学到文艺学的思考(笔谈)

哲学学者吴冠军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提出:从ChatGPT、DALL·E到Sora,基于转化器的AIGC大模型并不只改变了内容创作,还改变了“世界”在最字面上的意义。世界化成的过程,越来越多被以有损压缩-重新生成为发生学机制的AIGC之创造性活动所介入,这就导致“宇宙”(我们眼里的“物理宇宙”)与“元宇宙”不断深层次地叠加,“自然进程”与“人工创造”不断深层次地交织以至进入无可区分之域。这就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将一去不复返:当AIGC已“深”到参与世界化成本身之中时,讨论“深伪”将越来越没有意义。文艺学学者赵宪章则从“语图关系学”的视角提出:Sora的横空出世及其未来演进,不仅不是图像时代符号危机的解除,更不是语图关系研究的终结。恰恰相反,Sora加深了这一危机,语图关系研究也延宕出新的面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表达与时代呈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理论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石,它为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和精髓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立场,彰显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时代性、实践性、系统性要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其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社会发展观、社会矛盾观、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智慧,形塑了文化价值、文化发展、文化动力、文化功能的理论内核。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实践,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思维方法,处理好文化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规律性与主动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中华文明的理论意蕴、突出特性及实践路径

文本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性及整体性理论视域,深入发掘中华文明的历史向度、理论内蕴、文明特性及实践逻辑,深刻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魂魄和文化根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中华文明现代追寻及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宏阔叙事中打开文化创新空间,激发了新时代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及形塑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作出中国贡献。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新文化生命体建构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提出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建设使命。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是中国近代遭遇西方殖民入侵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自我免疫”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及其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两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之源”。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看,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体,同时也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文化生命体,它通过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了它的世界历史定向。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青年“躺平文化”的辩证审思

“躺平文化”的出现及其在青年中的盛行绝非偶然,而是与“丧文化”“佛系文化”等青年亚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躺平文化”具有“抵抗性”“风格化”和“边缘性”。对“躺平文化”文化内核的审思,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既要认识到“躺平文化”的消极义,也要认识到“躺平文化”的积极义。“躺平文化”尽管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产生与发展仍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治理“躺平文化”,应辩证看待青年“躺平文化”,教育青年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内卷”,同时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现实的再现与异形:数字时代短视频文化的五个特质

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型视听语言和媒介形态,已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种新型的短视频文化景观正在生成。而短视频内容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无疑是构成短视频文化的关键要素之一:展示性短视频文化的背后是数字时代展演现实的权力下沉,情感性短视频文化的背后是通过“压缩现实”实现瞬时的情绪撩拨,戏谑性短视频文化的背后是具有普遍性的用户游戏化的现实观看,联结性短视频文化的背后是一种虚拟影像的现实实践的内在机理,聚合性短视频文化的背后是现实景观和信息的多元融合。这些短视频内容及短视频文化对现实的呈现,既可能是忠实的再现,也可能是扭曲的异形化。短视频对日常生活的深度介入,搅动着人们对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真实物质与虚拟形象的感知。人们乐此不疲地投身于短视频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以节点化身份将短视频文化的影响扩张至社会现实生活的角角落落。

融媒时代传统文化脱域重构与电视节目生产

在新媒体、自媒体释放巨大能量的当下,文化生产和传播秩序正在市场逻辑下悄然发生着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广阔的流动空间和脱域式传播肌理,其在新的场域下实现认知重构、认同建构也蓄势待发。如何在电视节目生产中发掘、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资源,使之在媒介融合的视域下转换成文化传播的价值支撑和文化认同,考验着整个行业的理性和智慧。本文以主流电视媒体热播的文化节目为例,着重分析面临严峻挑战的电视媒体如何适应时代的新需求,构建新的语态和逻辑,突破传统路径,激活传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及时代价值,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的蕴涵及创新

新时代,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突出了文化建设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凸显了文化建设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意义。“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这一论断包涵着对文化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重新界定,蕴涵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的功能、地位和作用的全新认识和重要意义的深刻洞察。“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规律、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中华五千年文化发展规律和世界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上的升华和发展。深入挖掘和领会“文化是立国的根基”论断的丰富蕴涵及重要创新,对于全面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的历史逻辑和精髓要义,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逻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建设是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历史选择,是推进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自然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是以“现实的人”为根基的真实主体力量在人类文明实践中的展现,其中蕴含的“人民之我”“民族之我”“人类之我”等多层次的“为我逻辑”关照是对资本强制下以原子式自我为支撑、以资本同一逻辑为核心、以自由主义为表象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为我逻辑”的根本超越。建设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充分激活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变革发展中的先导作用。为此,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激活中华文化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激活中华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必须坚持体用贯通,激活中华文化的现实驱动力。

论古代敦煌人的幸福观

幸福的奥秘在于“生活关系”,在于“美善相乐”的人际建构。幸福亦是一种自足的状态,是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得到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达到某种和谐与完满后的美好心理体验。古代敦煌人追求身体康健、福寿绵长的个人幸福,追求家庭和睦、万事顺遂的家族幸福,追求团结互助、国泰民安的社会幸福,他们既注重“生”,更注重“死”。他们所崇尚的幸福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集体的;是更广泛群体的追求与向往,注重生命活动、崇尚生命价值的幸福。

反-反本质主义:寻找变化中的同一

反-反本质主义最早是由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大家保罗·吉尔罗伊提出的,其基本内涵可以用“变化中的同一”来概括。此概念一经提出,就在种族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像斯皮瓦克的“策略性本质主义”等一些概念也被看作反-反本质主义而一起讨论。首先,反-反本质主义通过保持事物本身的具体同一性,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新的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不是规定性的(本质主义),而是基于研究对象的现实经验表达,是描述性的,甚至是事实性的。其次,反-反本质主义通过双重定位,力求在差异中实现事物的不断“生成”,即在不断变化中实现事物的自我创造。再次,反-反本质主义通过策略性的停顿,实现对事物变化中的同一性认知,其目的是为了现实的具体政治行动。如何在快速流动的多样性的世界中超越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模式,是人类在后现代主义之始就一直探索的重要课题,借助反-反本质主义这一概念,可以推进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思考。

文化哲学的定义、使命和方法

文化哲学的定义、使命和方法的问题,是每个研究文化哲学的学者都需要弄清楚的前提性问题。然而人们在前两个问题上分歧巨大,对方法问题则鲜有论及。借鉴已有观点的可取之处与反思不足所在,可将文化哲学定义为研究文化问题的学问。根据文化工具论的原理,文化哲学的使命是为人提供关于文化的事实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最终为人的文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文化哲学的研究方法只能是哲学的理性思辨法。它不仅能研究科学方法研究不了的价值问题,也能研究科学方法研究不了的抽象对象的事实问题。而全称的文化,正是一个不能直接经验的抽象对象。由此可知,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科学的“文化学”,文化学就是文化哲学。

转化与实化:基层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重要的意识形态教育,也是型塑国家软实力的系统工程。基层是社会建设的基础,面向基层的“铸牢”教育需要增强浸润性、渗透性,需要将教育内容、话语化虚为实、化大为小、化高为低。社会是普罗大众的群体组织,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传播、弘扬的空间场域和人际网络载体。基层“铸牢”教育是言传身教、氛围营造、典型示范的结合。基层“铸牢”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将各民族永远在一起的认知、价值、规约普及成“心照不宣”“人心所向”的共识,并转化为人们的规则与行动。

论族群文化变迁的形式和原因

文化变迁是指文化出现的各种变化。据此,研究文化变迁的重点,就是对文化变迁的形式和原因做出说明。对整体性文化变迁的研究,最适合从族群文化的层面展开。族群文化变迁有量变和质变这两种基本形式。前者是指族群文化所包含的具象文化的种类数量的增加和减少。一般来说,增加意味着族群文化的进化,减少意味着族群文化的退化。后者是指族群文化所包含的具象文化从一种性状变为另一种性状。一般来说,变得好用意味着族群文化的进化,变得不好用意味着族群文化的退化。族群文化之所以发生变迁,以往学界有进化论、传播论和功能论的解释,但全都具有片面性。实际上,族群文化发生变迁,应该是由两个层面的原因共同导致的。创造、传播、变革、建设和强制是族群文化发生变迁的表层原因,人的需求及其变化则是深层原因。

“另类”启蒙与文化神学——马修·阿诺德文化学说新论

阿诺德的文化学说作为一种独特的人学、政治学思想,只有被置于西方现代思想史的整体谱系中,其内涵与价值才能得到进一步阐明。阿诺德文化学说深受欧陆启蒙思想影响,同时又与英国的社会现状和民族传统相适应,由此构成一种“另类的启蒙”。然而,文化并没有从实质上替代宗教,甚至很可能被建构成了新的宗教;阿诺德所推崇的古希腊文化,也绝非人类文明绝对的、永恒的精神乌托邦;更为重要的是,阿诺德借由文化搪塞和回避了最为尖锐且关键的社会权力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都使得阿诺德的文化学说最终只能沦为一种“文化神学”。尽管如此,阿诺德对“文化何为”的思考,仍能为当下的文化研究提供宝贵启示。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文明”

现代“文明”观念的诞生史表明,从单数形式到复数形式,越来越有合理性;从针对个人到针对社会,越来越有复杂性和深刻性。通过区分“文化”与“文明”,整合德国、法国、英国的不同立场,马克思把生产方式看做现代文明最关键、最基础性的层面。这种理论立场和方法具有更重视广大民众、侧重文明底线和标识文明的世界主义特质的优点。虽然马克思更关注文明的高限和前景,但同样重视文明的底线,并把对人自然本能的管理约束视为文明的重要体现。虽然更重视劳动-社会关系,但劳动-自然关系更基本。在自然和劳动的结合中看待现代世界,认定两者的相互制衡、相互协调共同支撑起现代文明的根基,是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如果说,一般生产在自然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是人的第一次文明提升,那么,通过革新生产方式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是人的第二次文明提升。第二次提升正是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使命。

庾信“大一统”精神的文化心态发微

“大一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越是在分裂割据的时代,该特征就越发显著。在南北朝数百年的乱局中,庾信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大家,但在其“穷南北之胜”的创作佳绩背后,长期存在着背负“贰臣”政治污点的人格争议。以往研究多将其文学思想与政治行为之间的矛盾解释为文情与人品的裂痕,但从“大一统”精神的角度出发,这一矛盾其实可以统一。庾信凭借其文学侍从的一贯身份,以时代氛围和社会剧烈变革为依托,在创作过程中展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批判意识;并在“义归乎翰藻”的文学理想指导下,坚持了儒家之“义”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地位。庾信的思想主张和创作实践,充分遵循了以“大一统”为内核的儒家文化精神,这在渴望重建大一统王朝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鲜明的文化先锋意义。

虚拟仿真教学在妇科专业学生培养中的探索

虚拟仿真教学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一种接近真实场景的情境,使学生能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各种操作和场景模拟,让学生得到操作技能的提高,并帮助提升医学生的临床思维和操作技能,优化教学过程,提高实习效果。妇科学作为临床医学中的核心课程,是一门比较复杂且实践性与操作性都较强的学科,通过结合虚拟仿真教学,开发和发展学生的各项综合能力,对提高和促进临床教学有着重要意义。